一、修辞辨源
把“修”和“辞”二字连起来说，以致后世成为一门学科的名称，就现有文献的记载，最早见于《周易》一书的《文言》：
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
《周易》有“经”“传”之别，《文言》属于解说“经”的“十传”之一。因此，有人就认为“《文言》的成书年代接近于西汉中叶，与成书于西周的《周易》相去甚远”，从而否认作为学科名称“修辞”的源头。然而“十传”旧称“十翼”，据说是孔子所为。司马迁就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说：
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
司马迁作史，坚持信史原则，不说无根据的话，再从孔子删《诗》，修订《春秋》来看，其解说《周易》也不是不可能的。即使《文言》不是孔子所为，依郭沫若先生所说，则出于荀子门徒之手。郭氏在《青铜时代》一书中考证了《周易》“经”的作者是战国初年的楚国人歼臂子弓所为，而《周易》“传”的部分则多出自荀门：
大抵《彖》、《系辞》、《文言》三种是荀子的门徒在
秦的统治期间所写出来的东西。
近人李镜池认为《易传》里的《系辞》和《文言》，是“汇集前人解经的残篇、断简并加以新著的材料。年代当在史迁之后，昭宣之前”。而高亨先生则认为“十翼”成书于战国时代。说《文言》成书于西汉中叶是一家之言，再说，即使《文言》出于西汉中叶，但《文言》以前的文献中还未发现有“修”“辞”二字连用者，直至南梁刘勰的《文心雕龙》才有了“修辞”一语。所以，《易传》的《文言》，无论它是孔子，还是荀子门人，还是西汉人所为，它仍然是最早使用“修辞”一语的可靠证据。
然而，对前文所引《文言》关于“修辞”的几句话，到了唐代孔颖达在《周易正义》里却是这样解释的：
推忠于人，以信待物，人则亲而尊之。其德日进。是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者，“辞”谓文教，“诚”谓诚实也。外则修理文教，内则立其诚实，则有功业可居，故云居业也。
依孔氏疏解，“辞谓文教”，则《文言》里的“修辞”二字，一般人也就自然理解为“修理文教”了，而“文教”在古代是指“礼乐法度之类可以化民者”，并非“言辞话语”，这与我们今天所说的“修辞”则大相径庭，全然不同了。后世学者正是囿于孔疏，而对《文言》里“修辞立其诚”这句话见仁见智，所说纷纭，莫衷一是。
否定说 即不认为“修辞立其诚”作为学科名称“修辞”一语的源头地位。如郑子瑜先生在《中国修辞学史稿》里就认为，孔氏以“修理文教”释“修辞”，《易经》里的“修辞”就和我们今天所说的“修辞”不同，并指出有人为着适合于今义，将“修辞立其诚”解作“整理其言说以确定其所欲达之意”有点牵强附会。郑先生肯定了孔颖达“修理文教”的说法，自然也就否定了《文言》里的“修辞”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修辞。其余如余一平《“修辞”词源质疑》，倪景熙《“修辞立其诚”辨》，均对“修辞立其诚”作为“修辞”源头提出质疑。
包括说 周振甫先生在《中国修辞学史》一书里也是认同孔颖达的解说，以为“修辞”的“辞”是“文教”。但他同时又认为“文教”的内容包括了“言语文辞”，因而也就肯定了“修辞立其诚”的“修辞”是“修辞学”“修辞”的源头。
引申说 张文治先生在《古书修辞例》一书里说：“孔氏以‘修理文教’释‘修辞’，虽与后世解作‘修饰言辞或文辞’者不同”，但“后世修辞之义，实自此引申”。并引用《文言》，肯定“修辞”，肯定“修辞”二字连称祖出于此，只是如何引申，语焉未详。
肯定说 即明确肯定“修辞立其诚”里的“修辞”二字含义为修饰语言文辞，也是学科名称“修辞”之源。陈望道先生在《修辞学发凡》的开头就说：
修辞本来是一个极熟的熟语，自从《易经》上有了
“修辞立其诚”一句话以后，便常常连着用的。连用久了，自然提起了辞字，便会想起了修字，两字连结，简直分拆不开。
陈先生说“修辞”是一个“极熟的熟语”，这个“熟语”自然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修饰语言文辞”，而不会是其他什么，陈先生还指出这个“熟语”的来源就是《易经》的“修辞立其诚”。还有陈光磊先生所撰《中国修辞学通史。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卷》两次引用了《易传》关于“修辞”的一段话，并说“这是中国古代文献中第一次出现‘修辞’这个用语，也可以说是孔子在中国修辞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修辞学的学名术语”。然而，两位陈先生在肯定《易传》“修辞立其诚”为“修辞”之源的时候，均未涉及孔疏，也就没有说明孔颖达以“修理文教”释“修辞”的问题。
那么，孔疏的“辞谓文教”以及“修理文教”究竟作何理解？怎样解释？我们还有没有必要去探讨这个问题？
如果一方面囿于孔疏成说，认为“辞”就是文教，以“修理文教”释“修辞”；一方面又要肯定“修辞立其诚”这句话是后世所谓“修辞”之源，这实在是两难之事。因此用“包括”或“引申”之说恐怕也难讲通。但是，如果置孔疏于不顾，抛开“辞谓文教”“修理文教”这样的问题不加分辨，不作解说，就硬要认定“修辞立其诚”的“修辞”，是“第一次提出了修辞学的学名术语”，这也未免简单和片面了。因为探讨孔颖达所谓“辞谓文教”“修理文教”并非没有意义，它实际关涉到一个重要问题：即古人关于“修辞”的概念到底产生于何时？先秦还是魏晋南北朝？
首先，我们认为“修辞立其诚”的“辞”不能解释为“文教”，查古今辞书文献，“辞”字未有作“文教”可讲通者。《说文解字》第十四篇下《辛部》：“辞，讼也，从□辛；□辛，犹理辜也。”段玉裁注：“辞，说也，今本说讹讼。《广韵》七‘之’所引不误。”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颐部》：“辞，讼也，从罱辛，会意，犹理罪也。罱，理也。按，分争辨讼谓之辞。”“辞”的本义，《说文》的一般本子都训释为“讼”，而段氏以为“讼”字是“说”字的错文，应为“说”。“说”即说明解释，“讼”是争辨是非。“说”和“讼”都与言语文辞有关，而与“文教”之义相去甚远。《辞源》把“辞”的本义解释为“讼辞，口供”，以下七个义项都是从本义引申来的，未见有哪一项是“文教”的说法。《辞海》、《康熙字典》亦然。另外，这个“辞”出自《易传》“修辞立其诚”，而《易传》的成书年代是秦汉之际。这就要看秦汉，以至秦汉以前的语言实际里边，“辞”字究竟是否作“文教”讲，有无“文教”的用例。现就先秦几部主要文献关于“辞”字用例统计看，《尚书》二十三例，《诗经》二例，《左传》一百三十二例，《礼记》五十四例，《论语》五例，《孟子》二十八例，《荀子》三十八例，《庄子》四十一例，举凡三百二十三用例，无一例“辞”字可作“文教”之义讲。“辞”在《尚书》的常用义是“讼辞”或“言辞”，在其他文献的常用义也是指“言辞”“责让”或“推辞”之义。如《礼记·表记》“子曰：情欲信，辞欲巧。”“辞”字即指常用义“言辞”，姚鼐《与管异之书》：“《表记》‘辞欲巧’，即《易传》所云‘修辞’耳。”
其次，即然“辞”在先秦尚无“文教”之义，那么孔颖达为什么要把“修辞立其诚”的“辞”疏解为“辞谓文教”呢？原来这是受郑玄影响而蹈袭了《诗笺》的话。《诗经》使用“辞”字共有两例，见于《大雅·板》一篇：
辞之辑矣，
民之洽矣。
辞之怿矣，
民之莫矣。
郑《笺》云：“辞，辞气，谓政教也。王者政教合，说顺于民，则民心合定。此戒语时之大臣。”郑玄以“辞气”释“辞”。刘宝楠《论语正义》：“辞气者，辞谓语言，气谓鼻息出入，若声容静气容肃是也。”“气”是气息，但这气息与语词言说有关。所谓“辞气”，现在看来是指说话时的言语气度或语气。“政教”是政治教化，《礼记。王制》注：“教谓礼仪，政谓刑禁。”郑玄既以“辞气”训“辞”，为什么又说“谓政教也”，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其实这是汉代经学家注释古籍的一种方法，第一句解释上位概念，第二句解释下位概念，“谓”是一个术语，用“谓”时，一般是用具体解释抽象，用形象解释笼统，用特指解释一般，所以叫“指而言之”。这里郑玄先用“辞气”解“辞”，是“辞”的一般的、笼统的概念。“谓政教也”是说“这里指的是政教的辞气”，说话时的语言气度或语气，可以用在种种场合，这里是指政治教化上的语言气度或语气。政治教化中的语言气度和谐悦顺，则民心安定。故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曰：“下文辞辑、辞怿专以言词言。”马氏指出这两句的“辞”都是指“言词”，而不是“政教”。孔颖达的“五经正义”疏解古书古注的原则是“疏不破注”，即墨守汉人旧注原义，只作阐释，而绝不越雷池一步。孔颖达因为郑玄把《诗·大雅·板》“辞之辑矣”“辞之怿矣”的“辞”释作“谓政教也”，于是就照搬过来解释《易·文言》的“辞”，只是把“政教”说成“文教”而疏解为“谓文教也”。尽管孔氏在《毛诗正义》里解释郑笺“辞，辞气”这个注释时引用了《论语·泰伯》“出辞气，斯远鄙倍矣”这句话，而《论语》的“辞气”确实是指说话的气度语气的。可是当他解释郑笺“谓政教也”这个注释时，却又说“此辞加于下民，故知谓政教也”，再从他《周易正义》“外则修理文教，内则立其诚实”的话看来，他还是把“辞”理解成文教而不是语言了。可见孔颖达不仅对先秦两汉“辞”的词义里根本不存在“文教”之义这一语言事实不甚明了，就是对汉人以具体释抽象的训诂方法、对“谓”这个“指而言之”的训诂术语也并不懂得。难怪孔颖达会既误解郑笺，又照搬郑笺，以致把“辞”训释为“辞谓文教”。
既然孔疏错误已明，那么对孔疏不加辨析，援以为据，从而否定孔疏很早以前的《易传》里的“修辞”，说“和我们今天所说的‘修辞’不同”，这不是本末倒置，不足为据吗？
其实对《易传》里的“修辞”之争、只不过是“名词”之争、“来源”之争而已。问题的实质还在于，古人的头脑里究竟有没有关于“修辞”的概念、意识？如有，在什么时代？
在我国先秦典籍中，《尚书》是被认为较早出的文献。《尚书·周书·毕命》云：“政贵有恒，辞尚体要。”“辞尚体要”这句话就是古人有修辞概念的最早明证，后来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引用了：“盖《周书》论辞，贵乎体要。”孔安国训释这句话时说：“辞以体实为要，故贵尚之。”蔡沈《书集传》说：“趣完具而已之谓体，众体所会之谓要。”集说引用夏僎的话：“体则具于理而无不足，要则简于辞而亦不至于有余，谓辞理足而简约也。”又引王樵的解说：“趣谓辞之旨趣，趣不完具则未能达意，而理未旺；趣完具而不已，则为枝辞衍说，皆不可谓之体。”“辞”是言辞，“体”是指“理足”，旨趣完备，“要”是简约。言辞既要达意，又要简约。
再如，《论语·宪问》：
子曰：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
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
孔子认为，一篇外交辞令的创制，要经过起草、研究、修辞和润色的加工过程。尽管这段话里边没有“修辞”二字，而这个加工过程不正是指书面语言的修辞过程吗？从这里，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孔子关于“修辞”的“概念”和“思想”。其中“润色”一词流传下来，延用至今，指的就是对书面语言的修饰加工。
二、先秦两汉修辞概说
我们一般所谓“修辞”，其指通常称为修辞和修辞学。修辞是关于语言加工使用的实践，它包括修辞活动和修辞现象。修辞活动是这种实践的过程，即说话写作的人，依据题旨、情境和对象，对语言材料选用剪裁、组织调整、布置衬砌、改造创新的过程。修辞现象则是这种实践的结果，即语言里所造成修辞的形式、结构、手法及其作用效果。而修辞学则是关于这种实践的认识、研究、思考和理论。
任何一种理性思考或理论都是从实践活动中产生出来的，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实践活动必然会产生理论。纵观汉语发生发展的长河，浩乎沛然，源远流长。但在汉语漫长的使用过程中，使用汉语的人，对汉语自身的认识和研究却又来得很晚。大概出于读经的需要，一直到汉代才有了语义的训释，出现了像《尔雅》、《方言》、《说文解字》和《释名》这样一些字书。王力先生认为“中国的语言研究是从汉代开始的”，吕叔湘先生也曾指出“为了方便后世的人读通这些经典，有人出来加以解释，这样就产生了语文学，这是语言学的早期形式”。而语文学的特征是融文字、词汇、语法、修辞于一炉，混沌不清。所以，在先秦两汉时期，修辞还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还没有产生修辞理论。然而近年来有些讲修辞史的论著，把古人关于“言辞”的话，常常断章取义，然后拔高分析，轻率冠以“修辞思想”、“修辞理论”，这是不足取的。我们觉得还是应当实事求是地辨析古人所论的主旨，联系上下文、语言时代、语言环境，充分利用前人的注疏训释，正确全面地理解古人有关“言辞”的话，弄清楚这些话究竟是否可以称之为“修辞理论”，或者究竟哪些方面涉及“修辞理论”。比如“情欲信，辞欲巧”和“辞，达而已矣”这两句话，有的论著就说这是“孔子提出的一个明确的修辞原则”，有的说是孔子提出了“语言运用的准则”并大加发挥，说“它们统一在一定的题旨情境之下，都是为了达到最佳的表达效果”，说“辞，达而已矣”这句话是“他（孔子）要求言辞、文辞必须明白、晓畅、达意”，“‘辞欲巧’所要求的言辞美巧须建立在‘情欲信’的基础之上”，并且把这两句话硬拉扯在一起，说“没有‘达’、‘辞巧’就流于虚夸，没有‘巧’，‘辞达’就未免逊色”。孔子简单的两句话，就有这么多的意思，而这些意思使人觉得如果不是外加上去的，便就是人为引申出来的，总之并非孔子的原意。其实“辞达”和“辞巧”的“辞”均另有所指，并非泛指“言辞”。有人曾经专就“辞，达而已矣”的“辞”请教钱大昕曰：“此辞何所指？”钱氏曰：“三代之世，诸侯以邦交为重。《论语》‘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则称之；‘使于四方，不能专对’则讥之。此辞即专对之辞也。《公羊传》‘大夫出使，受命不受辞。’ 《聘礼记》：‘辞无常，孙而说。辞多则史，少则不达，辞苟足以达，义之至也。’《论语》之文与《礼经》相表里，以经证经，可以知‘辞达’之义矣。”又武亿《群经义证》：“《聘礼记》‘辞多则史、少则不达，辞苟足以达，义之至也。’谓为当时邦交之辞而发。”原来“辞达”和“辞巧”的话，分别出于《论语》和《礼记》的记载，是孔子在不同语境，就不同题旨所说的，根本不是什么“统一在一定的题旨情境之下”。前人已经据《仪礼》、《公羊传》以经证经，指出“辞达”的“辞”，是指某一特定的外交辞令，是说“专对之辞”足以达义即可。因而，把某一具体外交辞令同修辞学意义上的“言辞”混为一谈，说孔子在此提出了一个“明确的修辞原则”，这确实是有些言过其实，夸大其辞了。至于“辞巧”的话，则见于《礼记·表记》：
子曰：君子不以色亲人，情疏而貌亲。在小人则穿窬之盗也与。子曰：情欲信，辞欲巧。
然而，如果我们把“辞欲巧”这句话放在具体的语境中，联系上下文，并参以前人注疏，就可看出，孔子并非是在谈论什么“修辞”问题。陆德明对《表记》的题解是“以其记君子之德见于仪表者也”，所谓“仪表”就是指行为、言谈等表现，而孔子正是在这里比较君子小人的表现的。郑玄解“辞欲巧”的“巧”为“顺而说也”，孔颖达指出这几句话是“更申以情行相副”，“情”是内心，“行”是外表，是说君子之德要内外相副，又训释“辞欲巧”说：“辞欲巧者，言君子情貌欲得信实，言辞欲得和顺美巧，不违逆于理。”据此可知“辞欲巧”与“以色亲人”“貌亲”为同义，是指外表亲近乖巧和顺。这里所说的“色”、“貌”与“辞”一样，都是与“情”相对的外表的东西。而君子小人的区别就在于君子是“情欲信”，小人是“情疏”，君子是表里一致，小人是言不由衷，口惠而实不至。孔子显然是在谈论伦理道德问题。因而，“辞欲巧”的“辞”不是修辞意义上泛指的“言辞”“语言”，而是与内心思想相对应的外在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