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亨的《传》和郑玄的《笺》在给《诗经》作注解训诂时，也往往表达了他们的修辞意识。比如《诗经》有叠音词，有重叠词，毛《传》对此分得很清楚。“肃肃兔置”的“肃肃”，注为“敬也”，“翘翘错薪”的“翘翘”，注为“薪貌”，都是当作一个词来解释的。但是“采采芣苢”的“采采”却注为“非一辞也”，明确指出是两个辞，也就是重叠，而这种重叠也就是修辞上的“反复”。“鸱鹗鸱鹗，既取我子，无毁我室。”郑《笺》注曰：“重言鸱鸦者，将述其意之所欲言，丁宁之也。”郑玄在这里指出重言，即“反复”修辞，还说明了这种修辞的作用。《诗经·七月》：“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人我床下。”郑《笺》曰：“自七月在野，至十月入我床下，皆谓蟋蟀也。言此三物之如此，著将寒有渐，非卒来也。”郑注前三句指“七月、八月、九月”三句的主语也是“蟋蟀”，实际也就发明了修辞上的“承后省略”，后三句是说借“斯螽”、“莎鸡”、“蟋蟀”之动描写气候的变化。《诗经·谷风》：“谁谓荼苦？其甘如荠。”郑《笺》：“荼诚苦矣，而君子于己之苦毒，又甚于荼，比方之荼，则甘如荠。”郑玄的注解，是分析了“苦”字的多义而造成的“双关”修辞。又如《礼记。丧大记》：“复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郑注曰：“君以卷，谓上公也。夫人以屈狄，互言耳。上公以衮，则夫人用祎衣；而侯、伯以□，其夫人用揄狄；子男以毳，其夫人用屈狄矣。”郑玄这里所说的“互言”，也就是文言修辞的“互文”手法。郑玄是说古代丧礼招魂时所穿的衣服，《礼记》举了君，则侯伯、子男所用衣服不言自明，举子男之夫人，则君、侯伯之夫人所用之衣服亦自明，因而揭示了“互文”的行文简省。《诗经·大雅·公刘》：“于时言言，于时语语。”毛传：“直言曰言，论难曰语。”孔颖达疏：“直言曰言，谓一人自言。答难曰语，谓二人相对。对文故别耳，散则言语通也。”毛亨的注解指出“言”和“语”两个词在《诗经》原文中的差异，孔颖达疏解毛亨的注则进一步阐明“对文则别”即词义、用法上的差别，“散文则同”即词义和用法上有通用。其实“言”和“语”是一对近义词，近义词的词义有差异区别的一面，也有相同一致的一面；语言运用有时强调微观上的精确，则使用“对文”形式，如毛亨所指《诗经》原句；有时需要强调宏观上的模糊沦浑，则使用“散文”，这也是后来“析言”“浑言”之说。
第六，杨雄、刘向、王充等人提出了一些修辞主张和观念。
提出了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修辞主张。杨雄在《法言·吾子》中说：“事胜辞则伉，辞胜事则赋，事辞称则经。”“事”“辞”称就是内容与形式统一，恰当地结合。王充则针对当时形式主义文风，提出“内外表里，自相称副”的观点。他认为存于胸臆中的是“实诚”和“意”，犹如“根株”“实核”；而著于竹帛的是“文墨”和“笔”，犹如“花叶”“壳皮”。
另外，王充提出了“明言”“露文”的观念，他从语言文字的功用在于表达思想出发，针对“汉赋”“深覆典雅，指意难睹”的毛病，提出“口务在明言，笔务在露文”，这与消极修辞要求文章通畅明白是一致的。王充还对夸张修辞第一次设专篇进行论述，论述了夸张所依据的事理和夸张的作用。
刘向继承韩非子“知所说之心”的看法，强调语言能“人于人心”始为善说，注意到语言对象问题。王充则以商鞅用王道游说秦穆公而不为所用事例说明“不得心意所欲，虽尽尧舜之言，犹饮牛以酒，啖马以哺”，用今天修辞观念即说话要看对象。刘向还在《说苑》中借先秦惠施关于以“弹”喻人之状的事例，探讨了比喻的“比体”和“喻体”的理论。魏晋南北朝修辞概说
魏晋六朝是文胜于质的时代，这个时期的文风是文章向骈俪体演变，为文讲究辞藻，崇尚使事用典，追求对偶铺排。在这文风大盛的时代，关于为文的批评论说也就随之而起，与先秦两汉比较，修辞学说空前繁荣，产生了足以影响后世，彪炳千秋的修辞论著。
（1）修辞论著简介
文言修辞学是研究探讨古诗文语言修辞现象的一门学科。本书对这一学科的发展源流及与其它学科的关系作了全面论述，并重点介绍了文言修辞的一些基本概念。
《典论·论文》
曹丕著，此仅为一篇，存于《文选》，赖传后世。全文四百余字，品评了建安七子王粲、徐干等人的创作风格和特长；对文体作了分类，共分为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四科八类；篇末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文气”概念，并对“气”作了简单解说。
《文章流别论》
晋挚虞撰，此本佚文，后严可均据《艺文类聚》及《太平御览》辑于《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此文显然残缺，论文体仅及“铭”，然据“六义”又言“颂”“赋”二体，欲明文体之渊源，亦可见当时文体之论。
《文赋》
晋陆机撰，存于《文选》，此为骈体。以赋的形式探讨文学理论，据《序》所云“论作文之利害所由”，故涉及修辞者有：为文构思谋篇布局；文质关系，为文与根基，文体分类，文章剪裁、声律、气势等。
《与吴质书》
曹丕撰，为曹丕与吴质书信，存于《文选》，其中简言建安七子，由人及文。
《谢灵运传论》
沈约撰，存于《文选》，其中古来文风之变，兼及汉魏以来作家风格。
《与沈约书》
陆厥撰，此为与沈约论文书，见《南齐书·文学传·陆厥传》。书中有评品作家风格兼及为文之道者。
《文选序》
萧统撰，见于《文选》，欲明《文选》体例，论及“六义”文体渊源。
《文心雕龙》
刘勰撰，论为文之专书。共十卷，五十篇，各卷五篇。卷一为《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文以载道，文原于道，道为圣之本，圣为经之本，而经为后世文章之本。据经而正纬书之正伪，辞赋之源出于骚，浮艳之根世滥觞于骚，故辨之。其间引孔子“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情欲信，辞欲巧”，并举“郑伯人陈”以明修辞功用。卷二为《明诗》《乐府》《诠赋》《颂赞》《祝盟》。自本卷始，论各体诗文渊源流变，及其发生发展规律。此卷论“诗”“乐府”（合乐之诗）“赋”以及“颂”“赞”“祝”“盟”。卷三为《铭箴》《诔碑》《哀吊》《杂文》和《谐隐》，本卷论“铭”“箴”“诔”“碑”“杂文”诸体以及“谐”与“隐”。卷四为《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论及“史传文”“诸子文”“论”“说”“诏”“策”“檄”和“移”诸文体。卷五为《封禅》《章表》《奏启》《议对》和《书记》，论及“封禅文”“章表”“奏启”“议对”“书”“记”诸体。卷六为《神思》《体性》《风骨》《通变》《定势》，此卷以下论为文之构思，风格，文章的继承革新，确定风格倾向等。卷七为《情采》《镕裁》《声律》《章句》《丽辞》，论及文章中的情志，提炼内容，裁删言辞，讲究声律，章句之联系。卷八为《比兴》《夸饰》《事类》《练字》《隐秀》，设专篇论述了“比喻”“起兴”“引用”以及文字的使用及含蓄等。卷九为《指瑕》《养气》《附会》《总术》《时序》，此卷或批评诗文瑕疵弊端，或论文学创作中“养气”，或讲如何组织篇章，如何立意，或总论行文之术以及文学与时代关系等。卷十为《物色》《才略》《知音》《程器》《序志》，其中《物色》一篇论及声律，辞句修辞，《才略》论作家才思，《知音》论文学鉴赏与批评，《程器》言作家修养，而《序志》说明写书的意义、动机和目的。
《诗品》
钟嵘撰，全书除《总论》外，分上中下三卷。列汉以来作家诗人一百二十三家，别为上、中、下三品，上品十二家归上卷，中品三十九家归中卷，下品七十二家归下卷。由作家论其诗，品评鉴裁，溯源师承。故此书实际论述了作家作品风格。
（2）修辞理论要点
第一，提出了文体的分类和理论。“文体”应属于修辞学构成部分。《周礼·大祝》据大祝掌管“六祝”为“六辞”说，也许是古人最早的“文体”意识。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明确提出文体分类，他把文体分为“奏议”“书论”“铭诔”和“诗赋”四科，并根据各科文体的不同功用，又分别提出“雅”“理”“实”“丽”的要求：“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曹丕的文体分类虽然简单粗疏，但毕竟是第一次，曹丕指出各类文章的共同性，即“本同”，也指出了差异性、特殊性，即他所说的“末异”。而他的分类标准正是从“末异”提出来的。稍后的陆机，在《文赋》中把文体分为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十种：“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以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辙以闲雅，说炜哗而谲诳。”指出“诗”的抒情本质，因而诗歌的语言风格及修辞要求应是侈丽而浮艳。“赋”要铺陈状物，故其修辞或语言应浏亮清明，如此等等。陆机的论说，显然比曹丕详细而深入一步。与陆机同时期的挚虞从《诗经》“六义”论及“赋”“颂”“诗”，就古今铭器论“铭”体。南梁刘勰正是吸取了前人关于文体论说的已有成果，才在《文心雕龙》的前半部，纵论各体文章渊源流变，穷书而尽其例，就其风格特征，悉纤发明，形成完备的理论体系，成为文体论的集大成者。
第二，论述了作家的语言风格。曹丕第一次评论建安七子各人语言修辞上的风格及特长。刘勰在《明诗》一篇，对《诗经》以来的作品和诗人给以评价，如谓“张衡怨篇，清典可味，仙诗缓歌，雅有新声。”“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兼善则子建仲宣，偏美则太冲公干。”至于后来钟嵘的《诗品》，就更是一部关于诗歌风格的评论集，对汉魏以来重要作家诗作词采音韵，风格篇章，体格文质，悉加品评，定其高下等差，并究其师承渊源。其余人论文，如裴子野《雕虫论》，钟嵘《诗品序》，沈约《谢灵运传论》，好品藻诗人文风，已成风气。
第三，论述了修辞的原则、地位和作用，以及文质的关系。
陆机在《文赋》中论述“物”（客观事物）“意”（思想感情）“文”（语言文字）三者的关系，提出“意称物”“物逮意”的修辞原则，就是思想感情要正确反映客观事物，而语言文字要正确表达思想感情。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中说：“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与陆机的观点相同。《文心》历举“三坟五典”《易》《书》《礼》《春秋》都是重视修辞的。并以“郑伯人陈”“宋置折俎”“蓬敖择楚国令典”“赵衰以文胜从飨”事例说明修辞在社会生活、政治斗争、外交事务中的作用。还提出“联辞结采，将欲明理”的修辞目的。陆机还提出“文理并茂”的观点，讲到为文的两种错误倾向是“或遗理而存异”即失去内容，徒事奇异虚饰；“或清虚以婉约”，即忽视词藻的修饰，质浓而文淡。主张“理扶质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理”是文章内容，犹如主干，文辞犹如枝条，是“理”的辅助。因而要“辞达理举，干枝并茂”。
第四，论述了修辞手法。
《文心雕龙》在卷八集中论列几种重要的修辞手法，在《比兴》中论“比兴”比汉儒深入。比较了“比”“兴”的差异及“比显兴隐”的特征，特别指出“兴亡而比传”的事实，然后畅发“比”义。《夸饰》以《诗经》《尚书》《庄子》《孟子》实例论其“辞甚”而“义无害”之理。《事类》论“明理而引乎成辞”修辞方法，实即引用的修辞方法。认为欲用此种方法，必当博学，不仅博，言择欲精，即所引用的要与自己观点能够切合，即“校练务精，据理须核”。在《章句》中，论字、句、章篇的关系，“章者，明也，句者，局也”，“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论列为文章法。“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或变之以三五，盖应机之权节也。”是论句法。陆机也曾论及篇章衔接问题，“或仰逼于先条，或俯侵于后章”，“先条”即前文。“后章”即后文，向上侵犯了前文，向下侵犯了后文，是前后衔接不妥，应考虑妥当。
《文心》和《文赋》都论及文章里边声律问题。“凡声有飞沉，响有双叠，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韵杂句而必暌。”讨论了“双声”“叠韵”用法。陆机也论述了文章中声音配合的问题，“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宜”，是说文章声韵配合和谐，就像五色相映，颜色鲜明。说“迭代”就是轮流代替，近体诗的平仄就是声调的轮流代替。“虽逝止之无常，固崎锖而难便”，是说声韵的配合，无常规可寻，难以安排妥帖稳当。
四、唐宋修辞概说
（1）唐代
唐代是我国文学发展空前繁荣的时代，诗词、赋、文、传奇小说，各样文学形式众体皆备。由于唐代实行科举取士，而科举取士又要考诗赋的创作，因而极大地促进了诗赋的写作，人们讲求诗赋写作的艺术，运用各种各类修辞手法。唐代产生了一种新的诗歌形式，即近体诗，唐人写诗可以模仿前人写古体诗，也可以采用新的诗歌形式，写五、七言律诗、绝句、排律，或新乐府体。“古文运动”的开展，使唐人写文章彻底摒弃了六朝以来讲究形式、追求藻饰的浮艳文风，“反骈易散”，以“古文”代“时文”。使散文得到了新生。然而，尽管唐代人文风很盛，文有“古文运动”，诗有“新乐府运动”，但唐人关于修辞方面却没有什么创见，也缺乏更深入的探讨，更没有出现像《文心雕龙》那样成熟而有系统的修辞专著。这也就像人们说的，“唐人不言诗而诗盛”，唐人大概只是注重写作实践，而不空言理论。所以唐人关于诗文修辞方面的理论或见解也都是零碎的，散发性的，散见于书信，序跋或各类杂文。唐初修史之风颇盛，高祖诏令肖頊、王敬业等人撰修《魏史》《周史》《梁史》《齐史》《陈史》《隋史》，太宗时重修了《晋史》。李延寿撰《南史》《北史》，是私家修撰。由于撰史日繁，于是就有评论批评纂史者的著作，刘知几的《史通》就是这样。他批评撰史者，往往从语言运用，从修辞的角度分析评价，提出了一些史书修辞的原则和修辞技巧，由此开创了“史论”修辞。唐人读秦汉以前的文章不仅读不懂，就是汉代人的注释也读不懂，于是就产生了一种新的注释，不仅解释先秦原文，而且注释汉魏人的注解。（魏晋时已有此法）孔颖达用这种叫“疏”的注释方法注释了《诗经》《尚书》等九种经书，他又称之为“正义”。此后还有颜师古、贾公彦等人，他们在解释前人注释或经文时涉及语言的运用和理解，就自觉不自觉地用修辞的眼光分析语言，于是又产生了解经修辞。这也是唐代修辞方面的新动向。
①修辞论著及修辞言论出处
韩愈《答李翊书》，可见于各种版本的韩愈“文集”，是写给李翊的论文书札，有“气盛言宜”、“唯陈言之务去”等著名修辞观点。
韩愈《至邓州北寄上襄阳于相公书》，提出“辞事相称”的观点。
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报崔黯秀才书》，两书并见柳宗元文集。提出“文道并重”的修辞观点。
杜牧《答庄充书》，见《樊川文集》，书中提出“以意为主”论。
独孤郁《辨文》，见刘青芝编《续织机》，有“在心曰志，宣口曰言，垂于书曰文”之说。
李翱《答朱载言书》，见《李文公集》，其中有“义深则意远，意远则理辨，理辨则气直，气直则文工”之论。又有“词工”论。
皇甫浞《答李生第一书》，见《皇甫持正文集》，提出“文奇而理正”的观点。又在《答李生第二书》有“文则远。无文即不远”。在《答李生第三书》据李生“以松柏比文章”指出，“比必于其伦”，“松柏可比节操，不可比文章”。
孙樵《与友人论文书》，见《孙樵集》，有“辞必高然后为奇、意必深然后为工”之论。
李德裕《文章论》，见《李卫公集》，其中有“譬诸日月，虽终古常见，而光景常新，此所以为灵物也”。又有“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等语。
陈子昂《修竹篇序》，见《陈伯玉集》，其有“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等论。
白居易《与元九书》，见《白氏长庆集》，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之语及“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论。又《新乐府序》有“质而径”、“直而切”之论。
皎然《诗式》，见何文焕《历代诗话》，涉及多种修辞手法。
司空图《诗品》，与钟嵘《诗品》不同，钟嵘是对作家或作品，品第评价，此则提出二十四种诗歌风格。当然其中也涉及修辞方面。
刘知几《史通》，二十卷，分内、外篇共五十二篇。此书为史评之作，前人所无。于评说史书之际，论述作史原则、方法等，亦涉及撰史所用语言之修辞理论。所谓“史论”修辞由此起也。
②唐代修辞理论综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