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矛盾的积累和激化极易促成社会大动乱的发生，而吏治腐败往往是主要诱因之一。甘肃自经大乱，残破不堪，千里蒿莱，“残黎困于贼，困于兵，又困于纵匪之官、纵兵之将，奏章中不敢尽言”《左宗棠全集·书信》（二），第178页。后人根据左宗棠的书信奏稿，概括出他对当时甘肃现状的基本认识是：“陇中苦瘠甲天下，官如传舍不得人。”张灏：《略论左宗棠开发西北的思想》，《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增刊《左宗棠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223页。“苦瘠甲天下”是自然因素，可以说是天灾；“得地不得人”、吏治腐朽则是人祸。自然条件差，人力尚可以改造：“论者每谓陇西荒远，不足有为。其实山川城郭，固与内地无殊；土脉泉源，亦无区别。若如内地一一施治，得人久任，未必竟成荒服。”《左宗棠全集·书信》（二），第236页。即关键在于治理“人祸”，使甘肃官员能够“得人久任”、吏治澄清，一切就有希望。因此，要治理与开发甘肃，就必须清除固有的腐朽习气和已有的腐恶官吏，挑选廉洁干练的官员，充实各级官府。
左宗棠是近代有抱负、有见解的政治家，深知吏治的良窳对于国家治乱兴衰的重要作用。面对风起云涌的太平天国起义，他早已看到：“天下之乱，由于吏治不修。”《左宗棠全集·书信》（一），第181页。“维吏治不修，故贼民四起，此时再不严治奸民，慎择牧令，事更不堪问矣。”《左宗棠全集·书信》（一），第83~84页。指出农民起义主要是吏治败坏所引起的，为此，他认为“勘乱之道，在修军政，尤在饬吏治。军政者，弥乱之已形；吏治者，弥乱之未形也。”他把整饬吏治当作防止农民起义的一种手段，提出了基层“州县最须得人”和“州县为亲民之官，尤以得人为重”《左宗棠全集·奏稿》（一），第164页。《左宗棠全集·奏稿》（七），第183页。的主张。到西北后，他看到：“甘肃官场恶习已深”，“甘肃之官不能治民，反激民之乱”。决心从整饬吏治入手，消弥民变，恢复清王朝在西北的统治秩序，为开发与建设甘肃创造较好的政治环境。左宗棠并不一味地谴责百姓“大逆不道”，而是承认吏治败坏、“官逼民反”的事实，从而主张整饬吏治，并把“饬吏治”放在“修军政”之先，并提出了一套整饬吏治的标准与原则。这些标准与原则的有一些内容，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时已提出，只是在陕甘总督任上进行了充分的实践与运用，变得更加系统与完备了。
（一）甘肃吏治的现状
晚清时的甘肃，虽地处偏远，但地域辽阔，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当时，它不仅包括今天的甘肃全境，而且还包括宁夏、青海的西宁地区、新疆的镇西府（巴里坤地区）和迪化州（乌鲁木齐地区）。在这样一片“广二千一百二十里，袤一千四百一十里”《清史稿·地理志》。的土地上，总督、巡抚是地方的最高官吏，下有管理钱谷民政的布政使和掌管诉讼刑名的按察使，还有七八个道台和七十多个府州厅县的地方长官。这些人构成了全省的统治系统，也就是所谓的甘肃官场。据统计，“在同治以前，甘肃巡抚共有四十人，其中满人有三十人；陕甘总督共有四十一人，其中满人有三十四人。这般满洲官吏，可以说多数都是纨绔子弟，不知政治军事为何物，他们只知道弄钱耍乐”《左文襄公在西北》，第25页。当时，陕西吏治颓废，士气绵惙，玩泄成习，豪恶全无忌惮，顽梗刁钻成风。渭南回民起义本由统治阶级激变引起，酿成绵延十余载、震撼全西北的惨祸。而甘肃的吏治，更加黑暗。早在乾隆盛世，甘肃布政使王亶望植党营私，在任仅三年即“侵吞赈粮、冒销公帑”五十多万两，通同舞弊的大小官吏十多名。这还是乾隆王朝，清王朝统治较清明的时候。及至晚清，随着清政府的腐朽衰败，甘肃吏治败坏已极。如咸丰晚年的陕甘总督乐斌，西宁正在闹番乱，他还是选色徵歌，胡帝胡天，实践他贵姓的“乐”字。《左文襄公在西北》，第25页。高官如此，属吏腐恶更是可想而知。据载，“就在西北变局发生后，还有乌鲁木齐提督成禄（字子英），逗留高台七年，不出玉门关一步，苛索民间供应三十万两；最是‘岂有此理’的，诬良为盗，残杀二百多命。这三十万两一个数目，看似不大，但要在兵荒马乱、地瘠民贫的高台搜括起来，已极剥肤吸髓之能事”《左文襄公在西北》，第25页。这还都是经查实核对、参劾处理的事例。没有发现的又有多少呢？因此，当时发生陕甘回民的反清大起义，究其根源，完全是陕甘吏治败坏已极，官逼民反的结果。这一点，秦翰才就曾一针见血地做过分析：“像甘肃这样一个汉、回、蒙、番杂处的地方，怎样调和融洽，使大家安居乐业，一般官吏也向少注意。对于汉人和回人的纠纷，对于伊斯兰教徒中新旧两派的争执，更是向来很少衡量酌理，秉公判断解决。不是双方弥缝，便是偏袒一方；不是颟顸办不了，便是任意武断。所以这一次变局，实是积有许多政治上的因素，并不是凭空爆发。”《左文襄公在西北》，第25页。
总之，当时，“西事败坏至极”《左宗棠全集·书信》（二），第194页。左宗棠面对如此严峻难堪的局面，“实深叹恨”，认为“吏事为此，乱未已也”《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三），第153页。，他决心以一身承其弊，大刀阔斧，在军、政、经交驰、“经纬万端”、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一面处置极为紧迫的军事问题，一面着力刷新甘肃吏治，振作政风，力图为振兴甘肃创造良好的吏治环境。
（二）左宗棠对甘肃吏治的整饬
1．左宗棠在甘肃的用人标准与吏治原则
左宗棠在甘肃时曾指出：“窃维治乱安危，虽关气数，而拨乱反治，扶危就安，则必人事有以致之。”“将营广厦，预购众材。”《左宗棠全集·奏稿》（卷七），第25页。又说，澄清“吏治首在得人，而人才难得，盖以有为者未必有守，有守者未必有为，非相知之深，相信之久，不敢滥登荐举也”《左宗棠全集·奏稿》（卷七），第27页。为此，左宗棠提出了一套自己的用人标准与治吏原则。
1）用人标准
（1）“廉”“干”并用，“心术为本”。左宗棠衡量人才的标准是“德才兼备，以德居首”。他曾说：“用人之道，重才具，尤重心术。才具者，政事所由济也；心术者，习尚所由成也。”还说：“人不可无才，然心术实是制事根本。心术不正而才具觉优，则所谓才者，亦只是长恶济奸，自便其私而已，于事实何益？”《左宗棠全集·札件》，第433~434页。
从表面看，左宗棠的这两条用人标准只不过是老生常谈。早在唐初，魏征和唐太宗讨论用人问题时就说：战争时期任用将帅，专求其才，不考其行；“丧乱既平，则非才行兼备，不足用也”。辽金时代，金国的君臣认为：“人有才堪任事而处心不正者，终不足贵。”“其心不正而济之以才，所谓虎而翼也。”《续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79年，第4415页。所不同的是：前人讲“心术”、“才干”，往往对立起来，常常以心术排斥才干。而所谓“心术”，又仅仅是“忠”、“孝”等封建道德。左宗棠的“心术”主要是指“廉洁”，“才”则是指能干。所以，他又把“心术”、“才干”具体化为“廉”、“干”，这就成为切实可行的标尺。
左宗棠主张任用官员，“廉”、“干”并重，缺一不可。上面提到，他把“心术”即“廉洁”当作“制事根本”。但同时，他又认为，“廉仅士之一节，不廉固无足论，徒廉亦无足取”《左宗棠全集·书信》（一），第664页。官员的廉洁固然是首要的，但只有廉洁而无才能也“不足取”。所以，左宗棠所提出的任用官员的标准实际是德和才的统一。
（2）注重实效，用人“朝气”。左宗棠认为整饬吏治、任用官员最根本的问题是要注重实效，切合实际。他处在封建专制制度行将崩溃的时代，虽有整饬吏治的良好愿望，但廉洁而有才干的官员实在是凤毛麟角。当时，官场营私舞弊，受贿成风，偶有人反对，却反被视为不近情理的怪物。左宗棠主张以“廉”、“干”用人，谈何容易？所以，他又提出了用人所长的原则作为补充。他认为，“只要其人天良未尽泯没，便可有用”。“凡用人，用其朝气，用其所长，常令其喜悦，忠告善道，使知意向所在，勿穷以所短，迫以所不能，则得才之用矣。”《左宗棠全集·书信》（一），第143~144页。“人各有才，才各有用，尝试譬之，草皆药也，能尝之试之而确知其性所宜，炮之炙之而各得其性之正，则专用杂用，均无不可……非知人不能善其任。”《左宗棠全集·书信》（一），第210~211页。左宗棠主张用人“朝气”、用人“所长”、人尽其才等原则是可取的。在甘肃也基本上贯彻了这一原则。
2）治吏原则
（1）分别等次，严格“察吏”。左宗棠认为，对于吏治“非随时考察，分别汰留，树之风声，正恐人心趋向不专，仍难收激扬澄叙之效”。因而对官吏要“按诸实迹，详加核酌”，才能“择其不职者分别请旨降革，以彰公道”《左宗棠全集·奏稿》（六），第783页。为此，他对实际考察、选拔官员制定了具体等级。他认为：官员“朴勤者为上，安静者为中，其沾染近时习气者不可留”《左宗棠全集·札件》，第348页。何谓“朴勤”？他又具体化为：“官无论大小，总要有爱民之心，总要以民事为急。随时随处切实体贴，所欲与聚，所恶勿施……斯循良之选矣。”《左宗棠全集·札件》，第440页。这种官员朴质无华，勤于民事，自然是第一流官员。至于“勤于案牍，操守端谨者次之”。这类“安静”、“本分”的官员，虽然不会出大的差错，但同那些有“爱民之心”、“以民事为急”的官员相比较，只能是次一等的人选。“专讲应酬，不干正事，沾染官场习气者为下。因循粉饰，痿痹不仁，甚或依任丁役专营私利者，则断不可姑容也。”《左宗棠全集·札件》，第40页。1880年，在左宗棠即将调离甘肃时，甘凉道与巴燕戎格厅通判龙昆发生矛盾，龙昆要求随左宗棠离开甘肃。左宗棠答复说：“身入仕途，即宜立定主意，毁誉听之人，升沉付之命。惟做一日官尽一日心，庶不负己、不负斯民也。”《左宗棠全集·札件》，第492页。这里所反映的那种听天由命的思想是消极的，但他认为，做官必须对得起自己、对得起百姓，这同他任用官员以“爱民”为首要标准的一贯思想是一致的。
（2）制定《要言》，重视“训吏”。如果说对业已腐败的吏治严加整饬和通过察吏辨别是非有助于吏治改进的话，那么对官吏进行教育训导和对其施以体贴亲恤更对吏治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左宗棠对这一点认识得非常清楚。他说：“今日道府以至督抚均言察吏，而不知察吏之外尚有训吏、恤吏两端。训之使不至为恶，恤之使可以为善。斯其成就者众，而转移自速也。”《左宗棠全集·书信》（一），第670页。他还说：“知府须知一府之事，欲知民事，必先亲民；欲知吏事，亦须亲吏。今人但言察吏而不知训吏，但言课吏而不知亲吏，故贤否混淆，而属吏亦无所观感；所谓亲者，不在勤接见、通声气，要有一副诚恳心肠与之贯注，见善则奖，见过则规，宽其不逮，体其艰苦，则中材自奋者必多，而吏治乃有蒸蒸日上之意。”《左宗棠全集·札件》，第290页。可见，左宗棠在主张察吏（课吏）的同时，更强调训吏和恤吏（亲吏）。
在“训吏”方面，左宗棠主张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第一，对官吏“兴教劝学”。左宗棠说他“区区于戎马倥偬之余，教稼劝学，姑启其端，以俟后之君子耳”。他将清初名臣汪辉祖的《佐治药言》和陈宏谋的《在官法戒录》分发给官吏，“裨其知所敬畏”。他引用古人“一时教人以口，百世教人以书”的名言，认为“有怀匡济者必取诸此”《左宗棠全集·札件》，第265页。他还于同治十一年（1887年）在兰州精心选编了陈氏的施政文书、汪氏的《称职在勤》，以及清朝专论吏治的文章共18篇，编成《学治要言》一书，“颁诸寅僚”。其目的是“冀同志诸君子玩索是编而有得焉”，“因公接晤时，当即是编相与考订往复，以求一是”。他强调：“学优而仕，往训攸章，未有不学而临民者。近世士夫竟习帖括，尚词章记诵，而经术早荒；鹜利禄功名，而儒修罕觏。甲科之选已不古若，军兴捐例频开，保叙辈出，宦途日益猥杂。求仕风之进于古不已难哉？”《左宗棠全集·札件》，第536页。于是，他试图用《学治要言》来训导官吏，使官吏牢记“官必爱民，乃为尽职”，“地方官职在牧民，民之事即己之事也，一举一动，皆须从民生起见”，“当官三字，曰清、曰慎、曰勤”左宗棠编《学治要言》，第1、8、45页。等古训。并希望由此形成“善气所召，休祥应之，造福于民者，己必与焉”《左宗棠全集·札件》，第536页。的新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