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学衡派文以载道的观念，必须放置在当时文学界的普遍的观念中进行考察，才能有比较客观的评价。五四新文学运动中，一部分作家逐渐背弃了传统文以载道的原则，转而重视在文学作品中展现个人的情感和体验，相应的文学理论也层出不穷。周作人已提出人的文学的口号，而其他的几个文学社团如创造社、太阳社等的文学主张中也着重在文学主张中高扬个性与情感的旗帜。这些，都在不同的方向接近了文学的本质，文学的主体性原则得到了尊重。但在另一方面，文以载道的原则以另一种形式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中显现出来。文学所承载的道不再是儒家的价值，但仍须背负其他的使命。胡适、陈独秀等人一揭橥文学革命的大旗，文学就担负着启蒙与救亡的双重任务。当时文学中启蒙与救亡的主题与文学主体性的发扬并无太多抵牾，因为二者对于传统意识的批判，对于个体价值的弘扬是一致的。但由此中国文学开始与政治结缘，并在此后的历史进程中二者的关系越来越紧密，这种新的文以载道的原则是文学的主体性再度丧失，完全沦为政治的附庸。从这样的视野中来考察学衡派的道德理想主义文学观，就会发现他们更多地表现出了对传统的“义理”的留恋，他们的文学主张显然比五四时期的文学主潮更加远离文学本身。但在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这种传统“道德文章”的思维模式却是普遍存在的，深深藏在绝大多数文人的意识深处，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意识就在现实中演变为文学对政治的服从与服务，文学的主体性遭到了极大地戕害。孔范令先生指出：“几乎一个世纪，就其主流部分而言，文学都是作为工具的存在而服膺于政治使命的。这种文学发展的基本格局，不仅使文学有效承担了历史的责任，而且也使其社会政治功能发挥到极致。从梁启超倡导‘政治小说’，到‘革命文学’的鼓吹，到左翼文艺运动，一直到为工农兵服务方向的确立和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长期发展，这一清晰的脉络，即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贯穿性主线。”因此考察学衡派的文学观念，不能只是着眼于批判，而是必须从中透析文以载道这一观念的普遍性，进而明确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形形色色的载道文学的发生学基础。
道德理想主义是学衡派文学思想中的指导性原则，但并不能包涵学衡派文学思想的全部内容。学衡派并不主张在文学创作中机械地表现道德教条，相反，他们非常注重对文学本身规律的探索。学衡派的文学思想是非常丰富的。他们的精神导师白璧德主要以文学批评为志业，其新人文主义思想对学衡派影响极大。新人文主义是一种古典主义的文学理论，学衡派的文学思想也颇具古典主义的风骨。他们关于文学的论说中，表现出了对情感、人生、人性的强烈关注，表明他们已经从古典主义的角度体察和把握了文学的一些内在本质。在文学的审美趋向、文学写作的规程、手法上，他们也得出了带有强烈古典主义色彩的观点。
学衡派认为文学应该着力表现人的情感，此乃是文学作品能够具有亘久生命力的源泉：“文学之要，端在自体之不朽。此则惟诉诸人情为能耳。”所谓文情，缪凤林认为必须是作者发乎于内心，形之于笔端，而感动读者的情感：“文情所属，析言凡三，一者作者之情动于中者也。二者书中之情形于言者也。三者读者之情，生于感者也。然必作者为情而造文，寓情于文，读者始因文而生情。”缪凤林提出文学只应当表现人的正当、健康的情感，而将自利、苦痛等消极的感受摈绝于文情之外。文学所表达的情感应当具有以下几个特质：第一，普遍。文学作品所表达的应该是超越时空界限，能为古今中西之读者所接受、共鸣的情感，能够“诉诸人人，故人之见者，虽欲不为其深入而不得也”。只有这样表达的“普遍之情感”的作品，才能“足以为江河万古流”。第二，有益人生。缪风林引述柏拉图的观点认为文学艺术之美是因为其表现了善。因此文学须求有益于人生，表现和引导人生的善。文学如何有益于人生，缪凤林又分三端论述：（甲）人文。实际上是指文学砥砺道德、陶冶性情的教化功能：“人文（humanization）主义兼文化（culture）及修养（refinement）而言。意谓人生而质，必经文学之陶淑，始温温然博学君子人也。”（乙）超卓。即通过文学激发人向上的精神。“文章之要，在有崇伟之精神，使人脱除凡俗，其诸上达。有不朽之念，而不局于一时。”（丙）同情。言作者须努力体察和完美表述高尚的情感，以引起渎者的共鸣，使他们的性情得到陶淑。
从缪凤林的论述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学衡派将文学与人生紧密地联系起来，主张以文学描摹人生，指导人生。在文学与人生的关系上，吴宓体会最深，论述最多。他长期在清华开设《文学与人生》的课程，全面地阐述了二者须臾不可分离的关系。吴宓说：“文学以人生为材料，人生藉文学而表现，二者之关系至为密切。每一作者，悉就已身在社会中之所感受，并其读书理解之所得，选取其中最重要之部分，即彼所视为人生经验之精华者，乃凭艺术之方法及原则，整理制作。藉文字以表达之。即成为文学作品。”吴宓主张以文学摹写人生、表现人生，可以说准确地把握了文学的本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道德主义的藩篱。他又认为，文学不应该也不可能完全客观地反映人生，而是经作者选择整理后而得之人生：“文学中所写之人生，乃由作者以己之意旨及艺术之需要，选择整理而得之人生，且加以改良修缮，使比直接观察所得者，更为美丽，更为真切，更为清晰。知乎此，则浪漫派之表现自我，与写实派自然派之惟真是崇，为艺术而作艺术，并属一种理想，不惟尚多可议之处，且决难实现，而吾人今日不当以此或彼为一切文学去取抑扬之标准，更不待辩而明矣。”吴宓敏锐地注意到当时文学创作中脱离生活的倾向以及由此造成的种种缺失。他认为“今日中国文学之缺失”有四：“1．（主义）文学——as a means of propaganda（作为宣传的工具）”；“2．闲谈文学——lack of high—seriousness（缺乏高度严肃性）”；“3．消遣文学——低级趣味”；“4．特种或宗派文学——esoteric（众人不解，矫揉造作）。”以后的历史证明这些文学创作和批评中出现的倾向尤其是主义文学对于文学的戕害有多么严重。
学衡派的文学思想中还涉及人性的问题。学衡派认为，文学不但描摹人生，而且是还要反映人性。文学“以人生（life）及人性（human nature）为材料及范围”。①学衡派主张人性二元论：“人之心性soul常分二部，其上者日理（又日天理），其下者日欲（又日人欲），二者常相争持，无时或息。”上达之人性，就是以理制欲，以人性中高尚的部分抑制卑下的部分。文学所应该表现的不是人性中恶的部分，而是人性中高尚的部分以及高尚对于卑下的抑制。
从上面可以看出，学衡派并不主张文学没有分别没有选择地去摹写人生和人性。吴宓在《文学与人生》中强调了这一点。他认为“文学所表现的，乃人生与人性之常，兼及其变，苟常与变二者缺一，则不能有允实之文学，亦不能成精警奇妙之作品”。文学首先要表现人性与人生中之“常”，他断言“凡古今伟大之文学作品，无论何类形式，必各攫取人生人性中之一根本普遍之事实，为其题材，藉是以成其伟大”。同时“文学又必写人生人性之变，故重选择，专取人生经验中最有趣味之部分，写入书中。庸陋平凡者须从删弃，选择愈精严，则愈为佳作”。他解析古典派、浪漫派、写实派、自然派各文学流派对于“常”与“变”的体现，表明了自己的古典主义的文学立场，即文学应注重表现人生人性的常态，而不能一味地标新立异，哗众取宠：“古典派文学注重表现人生人性之常。希腊罗马作者之所谓nature乃指常人之本性而言。谓文学以直接模仿或描摹（imitate）常人之本性为职志，故其所写之事，皆必合于各人之身份地位（decorum）而有平和中正之意。不务奇僻，不取险怪。世或以平淡枯窘为古典文学病。殊不知古典文学之巨子皆能兼写人生人性之变（如前苏封克里之足王悲剧），但虽变而不离于常（如足王虽抉目椎心悔痛无地类似疯狂而仍不离人之本性且不失彼之特性）。易言之，即真正之古典文学，实能兼写人生人性之常与变，即并具奇美而不失真。此诚文学之极诣，而为后世所难及。不幸文艺复兴以还，十七、十八世纪中之新古典派及伪古典派，不知观察人生以自行直接模仿，但务熟读希腊罗马古贤之作而模仿其书中所写之人物事实。故其所得者，非直接之人生真谛，乃辗转抄袭之古代文学作家之意想。范围愈小，此诚不免枯窘平庸，了无生气。是故新古典派及伪古典派之文学，不知人生人性之变，但写其常，且系由书本中得来之知识，即无奇无美而亦失真。然后世末流之弊如此，决不能持为古典派文学咎也。浪漫派文学不遵规矩。惟务创新，以奇特为高，以诡异为尚。又凡事喜趋极端，矜炫浮夸，纵获奇美而失真善。写实派文学描绘务期得真，惟观察不广，选择不精，每以一进一地偶然掇拾之材料，概括人生人性之全体。故不免拘囿而陷于一偏。自然派文学昧于人性二元之要理，不知人实兼具神性与物性，而视人如物，谓人之生活纯为物质机械，受环境之支配，为情感所驱使，无复意志责任道德可言。此其对于人生人性仅知其半，而未识人之所以为人者何在。总之，浪漫派、写实派、自然派皆只注重表现人生人性之变，而遗弃其常，未若古典派文学之真切而完善也。”在常态和平易的人生人性中发现美，表现出了学衡派文学思想中鲜明的古典的、传统的倾向。
学衡派除了主张文学的内容要反映情感、人生、人性外，他们还特别注重追求文学形式之美，主张形式与内容完美的结合。胡先辅说：“文学之本体，可分为形质二部，形所以求其字法、句法、章法以及全书之结构。质其所函之内容也。二者相需为用而不可偏废。”吴宓同样对于文学的形式之美非常重视，他认为文学创作必须遵守一定的程式法则：“凡人生社会各种规矩（Convention），似若束缚，实皆为全体或大多数人之得便，当初制定之时，纵属勉强，纵由专断，然既通行之后，则可赖以免除人间多少猜疑纷争痛苦旁皇。譬如马路中车辆左侧东行右侧西行，又譬如电话簿按字画多少编目，其无形中便得群众便利个人之处，直不可思议，不可限量。上者如道德事功，下之如衣服装饰，于规矩定律之处，随时因人旋以变化，乃见七巧思与聪明，乃成新奇与美丽。故各种规矩之存在，不但足以维持社会秩序之安宁，且足以增加个人生活之趣味也。文学艺术，理正同此。各种规律之存在，不特不至阻抑天才，且能赞助天才之发荣滋长，不特非枷锁之束缚手足，且如枪炮之便利战斗。”他对于小说、诗歌创作中的形式问题都有精深的见解。比如对于小说的结构，他说：“凡小说中，应以一件大事为主干，为枢轴，其他情节，皆与之附丽关合，如树之有枝叶，不得凭空架放，一也；此一件大事，应逐渐酝酿蜕化，行而不滞，续不起断，终至结局，如河流之蜿蜒人海者，二也；一切事实，应由因生果，按步登程，全在情理之中，不能无端出没，亦不可以意造作，事之重大者，尤须遥为伏线，三也；首尾前后须照应，不可有矛盾之处，四也。”
从以上学衡派各种文学主张来看，他们与传统的、古典的文学有更多亲合之处。因此他们处处表现出维护传统古典主义文学的立场。他们认为传统文学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取得了出色的成就，因此对于传统应该继承和发扬。同五四新文化运动派不同，他们认为文学创作必须更多地遵循传统的标准和规程。吴宓说：“凡艺术必有规律，必有宗传（Tradition）。从事此道者，久久沿袭，人人遵守，然后作者有所依据，不至茫无津涯，然后评者可得标准（标准有精神形式二种之不同，但皆关系重要），可为公平之裁判与比较。世界各国各体文学，皆有其特殊之规律及宗传。”
他们遵崇传统的姿态与五四新文学运动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学衡派这一团体成立最直接的因素是不满新文学运动对传统文学的批判，进而起来反驳。他们成立伊始，就向新文学运动发起了猛烈的批判。这一批判的态度与《学衡》杂志相始终。其间，新文化运动派进行了回击，双方关系相当紧张，甚至影响到一部分人的私人关系。如胡适与梅光迪的私交几近破裂。学衡派对新文学运动的批评文字连篇累牍。他们争论的焦点即在于对传统文学的态度。
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派对于传统文学几乎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胡适以进化论的观点解读文学，认为文学是随着时代而进化的。“文学者，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周秦有周秦之文学，汉魏有汉魏之文学，唐宋元明有唐宋元明之文学。此非吾人一人之私言，乃文明进化之公理也。”胡适还认为，两千年来的中国的正宗文学都是死文学，因为一直以来，作为文学写作工具的语言文字都是脱离了时代的“死文字”，而真正合时代精神的文字是白话文，以白话文创作的作品才是“活文学”：“这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学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所以中国这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学，只有些没有价值的死文学。”因此他和其他新文化运动派的人士发起了一场白话文运动，后来胡适称之为“文学革命运动”。宣称“古文死了，死了两千年了”，“白话乃是创造中国文学的唯一工具”。为了使白话文运动取得彻底的成功，胡适大力倡导“国语的文学”：“若要造国语，先须造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自然有国语”，“真正有功效有势力的国语教科书便是国语的文学，便是国语的小说诗文戏本。国语的小说诗文戏本通行之日，便是中国国语成立之时”。胡适等人倡导的这一场文学革命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白话文极其迅速地得到普及，各种报纸杂志纷纷使用白话文。1920年，北京政府教育部颁布部令，要求国民学校一、二年级的国文，从当年秋季开始，一律改用国语。从文学创作上看，以白话文创作的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大量出现，产生了极大地影响。学衡派出现之时，正是白话文运动大获全胜之时。但他们仍然对新文化运动派倡导的新文学运动进行了全方位的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