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孔尚任生平及《桃花扇》的创作
孔尚任(1648—1718)山东曲阜人，孔子64代孙。从小受儒家正统教育，20岁前后考取秀才，此后科举一直不得志，30岁时隐居曲阜石门山读书，捐资纳为国子监生。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康熙南巡北归，至曲阜祭孔，他因御前讲经得到赏识，破格任命为国子监博士。次年，奉命随工部侍郎去淮扬治水，因各级官吏间的矛盾，历时四年，治水无功。康熙本欲其基层锻炼，给“圣裔”以升转正途的机会，但事情的发展却走向了另一面。孔尚任与江东名士，往还酬唱；结识有气节的明朝遗老，缅怀往事，感慨兴亡，接受熏陶；足迹踏遍南明故地：凭吊梅花山、秦淮河、燕子矶、明故宫、明孝陵，还到栖霞山访问过道士张瑶星，寻觅兴亡感受。康熙二十九年（42岁）返京续任国子监博士，户部主事。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孔尚任经过十多年的惨淡经营，三易其稿，写定《桃花扇》，时年孔尚任52岁。一时洛阳纸贵，“王公荐绅，莫不借钞，时有纸贵之誉”（《桃花扇本末》），甚至康熙皇帝也索稿阅读。次年演出，朝野轰动，故老遗臣“掩袂独坐” 、“灯烬酒阑，唏嘘而散”。次年三月，孔尚任被免职。
康熙四十一年（55岁），孔尚任归家隐居，一直到康熙五十七年辞世，享年71岁。
孔尚任的政治思想比较矛盾，一方面因受过康熙的赏识和提拔，不免有感恩戴德之情和宏图大展的抱负，《出山异数记》可证；另一方面，因受到父亲坚守民族气节、不与清王朝合作的影响，受到诸多明末遗民民族思想的熏陶，加之本人因官位不高而常受歧视、排挤，因此，产生反清恋明之情是自然而然的。这是他创作《桃花扇》的思想基础。
孔尚任长于诗文，著有《湖海集》、《岸堂文集》等书，今有《孔尚任诗文集》（汪蔚林辑录）。戏曲方面有与顾彩合作的传奇《小忽雷》，代表作是《桃花扇》。
二、《桃花扇》剧情介绍
《桃花扇》剧情十分复杂：侯方域客居南京，结识李香君，欲共订婚约，却缺少梳拢之费。阉党余孽阮大铖暗送妆奁，企图结交拉拢复社文人，达到洗刷自己罪责、以求东山再起的目的。新婚之夜，侯方域题于宫扇的定情诗是：“夹道朱楼一径斜，王孙初御富平车。青溪尽是辛夷树，不及东风桃李花。”李香君识破阮大铖的圈套，愤然“却奁”。阮大铖怀恨在心，伺机报复。
此前，李自成攻进北京，崇祯自缢。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很快占领了北方。凤阳总督马士英、阮大铖在南京拥立福王，重新得势。他们一面诬告侯方域暗中勾引左良玉背叛朝廷，迫使侯方域仓皇逃离南京前往淮安史可法幕府；一面逼迫李香君改嫁阉党党羽田仰，对其进行百般侮辱、迫害。李香君守楼自誓，血溅诗扇。苏昆生采草取汁，杨龙友就血迹草汁点染成折枝桃花，“叶分芳草绿，花借美人红”，当初的定情诗扇遂成了“桃花扇”，李香君以此为信物，托苏昆生找到侯方域。侯方域赶到南京，李香君已被征入宫，阮大铖又把赶回南京的侯方域逮捕入狱。
清兵南下，马士英、阮大铖又把河防前线的三镇兵马调走，史可法独木难支……列镇望风迎降，扬州失陷，史公沉江；嘉定、淮阴失守，南京陷落……清兵长驱直进，南明灭亡。侯方域、李香君于栖霞山白云庵重逢，但国家已破亡，何以为家？在张道士撕扇掷地，厉声呵斥下，二人割断“花月情恨”，双双入道。
全剧40出，15出写侯、李爱情；25出直接描写南明王朝的灭亡过程。两方面内容组织成为一个有机的庞大情节体系和“借离合之事，写兴亡之感”的整体格局。如此，既能使侯、李爱情的社会意义获得升华，又能使某些缺少审美意义的历史现象因爱情题材的绾结而获得审美价值。
三、《桃花扇》题旨
《桃花扇》通过爱情故事串演历史兴亡，揭示了明代覆亡前夕的整个社会。作者自称是“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桃花扇·先声》），即围绕侯、李爱情故事，展现南明兴亡历史，使人“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桃花扇·小引》），在清王朝满洲贵族的统治下，回答许多汉族知识分子产生的“国在那里，家在那里，君在那里，父在那里”（《桃花扇·八道》）的疑问，以期“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矣”（《桃花扇·小引》）。
南京据长江之险，又为明代200多年的陪都，对南方各省有一定的号召力。清人入关之初，兵力不过十多万，占地不过辽东一带和河北、山东部分州县。南明若能采取开明的政治措施，团结内部，一致对敌，即便暂时不能出师北伐，收复失地，也还可能像东晋、南宋初那样坚守江淮，徐图收复。然而，南明仅仅支撑了一年，就土崩瓦解。明末清初文人学者都曾经企图据当时历史事实加以说明这一戏剧性的历史现象，终未有明晰答案。《桃花扇》则通过舞台艺术形象揭示了南明王朝没落的必然性。对此他充满了自豪与庄严，将写戏自比孔子“正雅颂”；将评史自比孔子“作春秋”。
剧本揭出阉党余孽既是造成侯、李悲剧的罪魁，又是导致南明覆亡的祸首。
前者如上已述。当初李自成进攻北京，崇祯皇帝煤山自缢，凤阳总督马士英勾结阉党余孽阮大铖，拥立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称帝，建立弘光王朝，他们的目的并非要卧薪尝胆，中兴复国，而是唆使皇帝征歌选舞，声色犬马，他们自己乘机大权独揽，卖官鬻爵，党同伐异。迫不及待地罗列黑名单，大肆缉捕东林党人和复社文人。而当清兵南下，国势颓危之时，马士英领着“一队妖娆，十车细软”，阮大铖带着自己的家私，早早地逃跑了。而这时手握重兵的四镇，则在马、阮的指使下，一味争夺扬州地盘，内部起哄，相互残杀。河南总兵徐定国杀了河防大将高杰，为清兵立下了“下江南第一功”；左良玉领兵东下，擅离要镇武昌，使华中也失去防御；马士英调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三镇阻截，又是自家相残。而镇守扬州的史可法则孤军无援，弹尽粮绝，只好沉江殉国。于是江北淮扬，千里空营，清兵乘虚而入，直捣南京。弘光小朝廷转瞬间土崩瓦解。当初马士英、阮大铖对调黄、刘三镇的后果不是不知道，而是他们认定“宁可叩北兵之马，不可试南贼之刀”，就这样，“私君、私臣、私恩、私仇，南明无一非私，焉得不亡！”
剧末结以马、阮转眼势败身亡，侯、李双双入道，不仅蕴含了清王朝“太平盛世”下汉人的民族兴亡之悲，而且从哲理高度揭示出个人命运与国家存亡的不可分割，表现出鲜明的国家至上思想。张瑶星道士厉声斥责国破家亡后再度重聚的侯、李道：“阿呸！两个痴虫，你看国在那里？家在哪里？君在哪里？父在哪里？偏是这点花月情根，割它不断么！”侯、李两人听后，“冷汗淋漓，如梦忽醒”，双双入道。这里不仅蕴含了明清易代后汉人的民族兴亡之悲，而且还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哲理高度，形象地阐明了个人命运与国家存亡的关系，表现了国家高于人伦的理念。
四、《桃花扇》塑造了光彩照人的李香君等下层人物形象，是对固有的等级贵贱观念的突破
秦淮名妓李香君：色艺非凡，憎爱分明，有坚贞节操和反抗精神。
曾受到复社领袖张天如等的赞扬，又受决意离开阮家的昆曲老师苏昆生的影响，倾情于侯方域，主要是出于对复社文人的倾慕，得到政治态度上的互相影响，于是便有坚定政治立场。《却奁》中李香君根据种种蛛丝马迹，洞察了阮大铖的阴谋，在木已成舟的情况下，毅然却奁，把侯方域从阮大铖与杨龙友做成的圈套中解救出来，让阮大铖“赔了夫人又折兵”。表现了她的远见卓识和不因利废义的高贵品质。同时使侯、李爱情一开始就与明末政治斗争紧紧结合起来。《守楼》面对抢亲差役的凶神恶煞、杨龙友的软硬兼施、李贞丽的委曲求全，李香君宁为玉碎不肯瓦全。在崇高品德、刚强性格的后面，是其反阉党权奸的政治意义。《骂宴》中李香君立意做个“女祢衡”，面斥马士英、阮大铖祸国殃民的罪行，显示了更为坚决、无畏的斗争性。从《却奁》、《守楼》到《骂宴》，是李香君思想性格发展的一次飞跃。处处将李香君置于当时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这在以前的儿女风情戏里是少有的。
另外，《桃花扇》还写了下等艺人苏昆生、柳敬亭心存国家，为了朋友敢于两肋插刀，为了国家甘愿出生入死的精神，不仅与马、阮之流大相径庭，而且使复社文人相形见绌。热情歌颂下层人物，表现出作家的民主思想。
史可法孤军奋战，精忠报国，沉江殉国；杨龙友的随波逐流，阮大铖的阴险谄媚，在作者有意识的美化或丑化下，观众感慨涕零，实有“惩创人心，为末世一救” 之效。
五、《桃花扇》艺术成就
1《桃花扇》对嘉、隆以来戏曲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从《浣纱记》到《长生殿》，以男女主角的离合悲欢，串演前代兴亡的历史，这是嘉、隆到康熙年间戏曲发展的一条线索；从《鸣凤记》到《清忠谱》，真实地表述历史事实，则是嘉、隆到康熙年间戏曲发展的另一条线索。然而，第一条线索的依据多为神话传说，因此并非严格的历史戏；第二条线索忠实于历史，却缺少集中、提炼的戏曲舞台艺术功夫。人物太多，头绪太繁，是它们共同的缺点。《桃花扇》一方面继承了“公忠者雕以正貌，奸邪者刻以丑形”的优秀传统，一方面尽可能地忠实于历史事实，精心提炼，高度概括，精当处理戏曲人物关系。
一柄宫扇贯穿全剧，串联起背景广阔人物众多头绪纷繁的整个剧情，组成了该剧宏伟的结构，体现了“南明兴亡，遂系桃花扇底”的艺术匠心。孔尚任在《桃花扇·小识》中说：“桃花扇何奇乎？其不奇而奇者，扇面之桃花也；桃花者，美人之血痕也；血痕者，守贞待字，碎首淋漓不肯屈于权奸者也；权奸者，魏阉之余孽也；余孽者，进声色、罗货利、结党复仇，隳三百年之地基者也。” 以一柄桃花扇作全剧剧名，且置其于最引人注目的特殊结构位置，在剧情关键处多次出现：赠扇、溅扇、画扇、寄扇、撕扇，这一特殊道具既是侯、李的定情信物，又是二人离合的象征，它联系着人物命运，牵动着剧情起伏，隐括着剧本主题。这一艺术匠心是对《浣纱记》一缕纱牵起离合之情传达兴亡之感的传统戏曲结构的继承和发展。
2“一生一旦为全本纲领”， 结构严谨，针线细密，浑然一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