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姑眼中的“奶奶”--
等来等去的母亲，终于等到的父亲却已转业留在哈尔滨市，又建立了一个新的家，她失去了平衡，母亲失去了精神支柱，她倒了，她那怀着思念的心死去了……母亲是父亲分别十年的结发妻，母亲是真正的军人妻，多么骄傲的称呼啊。
二姑的一首诗《妈妈》写道：
人人都说黄连苦，
妈妈比黄连苦十分。
父亲十七岁，
妈妈二十一，
他们结婚了。
妈妈二十九，
父亲就出走，
一去就是一辈子，
没回头。
妈妈拉扯我仨怎么过？
怎么过？也得过。
妈常说：“宁要讨饭的妈，”
“不要做官的爹。
“孩子爸出走，
“不能没有妈。
“儿女是娘身上的肉，
“怎说不疼煞，
“怎说撇了他。”
咬紧牙，苦干吧，
又当爸爸又当妈，
干完家里干地里，
场里也是她。
鸡不叫就起床，
淘粮食推磨忙，
一推就是一早晨，
脚尖儿疼得慌。
鏊子窝里一坐就是一半晌，
体难起，腰难直，
擦擦汗水去下地，
割庄稼，去锄地，
样样活儿为主力。
场里地里干不完，
家里针线柴油米，
哪样儿也得妈操持。
妈妈苦，妈妈盼，
盼望爸爸回家转，
盼望哥哥长大好种田。
盼望我和姐姐快长大，
盼望生活有好转。
盼父亲，眼望穿，
转业去哈市，
很少把妈看。
哥哥长大工作了，
也远离家园。
哥哥走的那天，
母亲没了魂，
一躺三天没吃饭。
不吃饭留不住孩儿男，
不吃饭盼不回丈夫在身边。
强打精神强起床，
这样的苦日子没有边……
我的奶奶和老奶奶都是小脚，旧时代中国妇女缠足。但她们都有过美丽的少女时光。二姑的《母亲》一文对我的奶奶这样描述--
母亲1910年出生（她生于1910年阴历六月初八，去世于1982年1月4日），是属狗的，注定她要守一辈子家，看一辈子门，上对老，下对小尽职尽责，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别人，母亲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
母亲21岁和我父亲结婚时，是父亲看上了母亲。母亲中等身材。听本姓姑姑说，母亲为闺女时长得白胖好看，乌黑的大辫子拖在背后，走起路来扎着红头绳的辫梢左右摆动，美丽动人。父亲当时走三姑家，正好是母亲的四舅妈，有点亲戚瓜葛。母亲大父亲4岁，婚后8年间母亲接连生下我兄妹三人。父亲在我周岁多参加抗战打日本鬼子去了，一去就是十多年杳无音信。母亲拉扯着3个不懂事的孩子，又当爹又当娘，含辛茹苦，侍奉着婆婆，母亲虽不多言语，可心里明镜似的，孩子爹不在家，可不能让孩子没有妈。母亲常想：再苦再累也要撑下去。
母亲抱了一辈子磨棍，推了一辈子磨，石磨盘在母亲手里磨去了半层。父亲走后家里五口人，母亲差不多每三两天就得推一次磨，那时没有表，宁早勿晚，约莫着睡一觉就得起床淘粮食推磨，争取蒙蒙亮推完。那粗粮食子非常难磨，粒小皮厚坚硬，推一次磨最快也得两小时，再一张一张烙（煎饼）起来，算来也得早8点钟了。母亲推磨是我和姐姐帮着，小时候帮不上忙时她就自己推，奶奶没病时也推过磨。小孩子爱困，有时抱着磨棍就睡着了，曾记得我在磨沟里晕倒过几次，眼前发黑，头脑什么也不知道了，就一下子跌倒在磨沟里，然后就冒一身冷汗。母亲从不打骂孩子，从不吩咐做什么，我们心疼母亲都是自觉主动干活。
坡里、场上，镰刀、锄头、扬场锨、杈、耙、扫帚没少拿，庄户人吃饭劳动也是应该的。可那年代动荡不安，日本鬼子铁蹄践踏中国。我还在襁褓中母亲就抱着东躲西藏，寒冬涉过刺骨的沂河水，我成了母亲的累赘，父亲看着受苦的妻子，心疼地说：“把她扔了吧，什么时候长大？”母亲却紧紧把我抱在怀里，母亲怎能只顾自己舍弃亲骨肉呢？人们过着颠沛流离的日子，母亲还是以坚强的毅力坚持下去。我二姥娘家的大舅就惨死在日本鬼子的屠刀下。撇下一儿一女，大妗子后来也改嫁了。父亲一怒之下扛起枪杆，一去就很少和母亲团聚过，29岁的母亲守着活寡天天熬，当时我哥哥只有7岁。
父亲欠母亲的，也欠奶奶的，也欠儿女的，可父亲没有分身术，人们受得那些苦应该算在小日本头上。
我哥哥十几岁就能帮母亲干活了：推车送粪，锄地割禾，打场扬谷……
二姑在给我父亲的信中生动地描述了他（她）们干活的情景：
回忆起这些事来觉得有些累，有一次你推着车子，车子上装着一车庄稼，可能是麦子，我和姐姐拉着，我觉得很累。我总想，推车的可能轻快些，殊不知推车的更苦。你说：“划地还，划地还。”划地当时我不知道，什么叫“划地还”？后来才知道车子装得低了，划着地有阻力。有一次你和我从布稻囤姨奶奶家抬了13升箢子地瓜，你在后我在前，一路上累得光抽鼻子……
我父亲那句“划地还，划地还”的大意是“车子划着地了嗨！划着地了嗨！”
二姑在散文中则这样写--
哥哥因体小力弱不负重，不会装那独轮车，麦秸总是划着地，哥哥用力推着，车前也看不清路，农村的羊肠泥泞小路，哥哥东一脚西一脚地走不稳，累得汗流浃背，直喘粗气，我和姐姐在前面拉车，直累得出鼻子，就互相埋怨不用力。夏秋雨水也多，秫秫（高粱）地里泥水没脚，只好先把秫秫穗剪下来，母亲挑着两捆沉重的秫秫头淌过那泥水路，脚了被泥沙硌得生疼还是咬紧牙忍着，还前后照应着哥哥和姐姐抬的一捆，我抱一小捆。
母亲盼父亲的心情已渺茫，只好盼我哥哥长大。多年的战乱生活，好不容易躲过了日本鬼子的屠刀，1947年国民党反动派流窜到山东。那年我哥哥15岁，是村里打地主分田地的积极分子，儿童团长。敌人在沂河对面的苗家曲安了据点，三天两头窜到河这边的苗家庄扫荡，抢东西抓人。一次我奶奶去北官庄老姥娘家。敌人突然袭击我们村，哥哥没跑掉，我和哥哥躲进地窖里。地窖口母亲盖了些棉花柴。一群如狼似虎的国民党兵闯进我家，用枪杆三下两下就挑开了棉柴，厉逼着我和哥哥出来，不然就开枪。我们出来，他们非要带走哥哥。我们村被国民党抓走的都遭到严刑拷打，用鞭抽，用火烤，点燃一把香在腋窝烧。我族中二姥爷当过抗联主任，被抓去后活活烧死牺牲了。逃回的邻居二叔苗广立目睹了那一幕幕惨状。母亲急红了眼，拼命死夺硬拽，直被赶到碾上邻居老奶奶家前。80多岁满脸皱纹的老奶奶挺身出来护着哥哥，和敌人辩理说：“这孩子才15岁，就是个子长得高，他还是个孩子。”硬帮着母亲把哥哥拖回家。还巧没遇上本村地主还乡团，那些汉奸狗东西，土改时斗过他。否则就坏事了。
从那以后哥哥不敢冒险待在家里，躲在李家营一个朋友家，还卖过花生，不会卖都让朋友吃光了。我也常给哥哥去送煎饼。母亲知道哥哥的书是他的宝贝，装在一个瓷缸里，埋在长甫子的地里，雨水泡湿，在家里摊开晒着。可是来了飞机，见目标就炸，还得快收拾。有一次飞机轰炸，一个解放军牵着一匹马飞快躲到我们家的西屋里。我心里没觉得危险，还从窗户里往外看，看见飞机飞得很低。前街上住的解放军的白毛巾没拿走，被敌机炸得房子都着了火。
1948年我哥哥16岁，国民党的飞机仍在不停轰炸。哥哥正发疟疾，生了一身水痘，发烧、怕风、口渴，真是雪上加霜。母亲不离左右照顾哥哥，不断地给他烧开水，做面条给哥哥吃，从不请医生看，单靠身体的抵抗力和细心护理。哥哥天天数着身上脸上的痘，不敢照镜子，心里很烦躁，又痒得很，又不敢抓挠，抓破了会留下伤疤的。母亲在那些破了的水痘上放些豆瓣把脏水吸出来扔掉。敌机来了，哥哥正发着烧，母亲右胳膊托着哥哥，左手提着一瓦壶开水，疾步钻进油坊前的一个敞口大地窖里。地窖里空无一人，我拿着碗在后面跟着，刚进地窖西边的土炕上，哥哥就跪躺在那里，身体虚弱得像一摊泥。敌机直冲下来，一梭子子弹扫下来，地窖周围落了些老大的大炮壳，就差那么一点。敌机一过，母亲赶紧拖着哥哥飞快去了村后隐蔽的地窖里，因人多拥挤，手提的瓦壶里的开水烫伤了邻居老奶奶的脊背。敌机过后，母亲好不容易把哥哥架扶到家里西屋的床上躺下了。
解放战争胜利了，哥哥又去了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家里只有奶奶、母亲、姐姐和我四个女人。奶奶60岁后痨病日渐加重，是母亲和我姐妹侍奉着，母亲自始至终尽孝道。奶奶的独儿走了，独孙飞了，重担落在母亲身上。母亲总是给奶奶缝制两套棉衣，一厚一薄，被褥絮上新棉花，又轻快又暖和，总是怕奶奶冻着，身子底下怕硌着。我和姐姐、母亲三人合盖一床蓝色粗布薄被，母亲不舍得给自己缝褥子，冷极了就给我铺一件棉袄，再把席子底下填上些豆叶，睡醒一觉也很暖和。母亲常说：“年轻人有火力，席底下铺了厚厚的麦穰草就很暖和了。”我们冬天都是一两件袄，里边有个褂子就不错了，裤子穿了又接，接上一块新布就美得不得了。
我们家长甫子地里那高大的杨树使我难忘，爷爷、奶奶、老爷爷、老奶奶就埋在那里，杨树的茂盛也标志着苗家的兴旺。大桥那地里的柳树翠绿，那是干活乘凉的好地方。场院里的椿树、楸树、枣树也是少有的，也是雨后捉蝉的好地方，只有捉蝉才可吃上蝉身上的一点瘦肉，奶奶、母亲不管生活多困难，地种得多薄，没舍得卖一棵树、一亩地，支撑着那个家。
母亲是劳动的主力军，爹走后，家里吃的、穿的都是她，鸡叫起来推磨，摊煎饼，烧水，做饭，每天下午喝一顿咸糊涂，真犒劳人，我们一家五口人的小锅，总是满满的一锅。母亲那时烧火做饭，是用打火石生火。生火时先用一个小铁盒刮鏊子底上或锅底上的灰，那墨墨的灰刮下来像片片黑鱼鳞，这样的灰不能刮得太多，一次过盛了，下次就困难了，这样的灰一二十天才能刮一层。左手攥紧火石，右手拿好火镰，用火镰从左向右猛擦打火石，火石就会迸出火星，蹦到靠近铁盒的灰里，引着了灰，赶紧把这有火星的灰倒进准备好的软和柴火里，两手捧紧，用嘴慢慢吹，慢慢吹，灰火渐渐引着柴火，就可以生火做饭。
这火石是石英矿物，褐色或淡黄，半透明或不透明的结晶体，是从山上或岭上捡来的，很坚固，平日留神就会捡到这样的石英石。火镰是长约6厘米，宽约2厘米，厚约3毫米的硬铁片。这样生火看来比较原始，一天都管用。早晨烧完的余灰，还有余火时，盛在火盆里，底层放上厚厚的草屑或木屑，冬天一方面给奶奶取暖，一方面中午和下午烧火做饭，就不用再打火了，也节省锅底的灰。后来有时也买一两盒火柴放在那里备急用，一盒放在灶台上让灶王爷看好，另一盒放在盛小麦的缸里，夏天阴雨多时也不潮湿。那是我奶奶的经验。
我家的经济来源靠母亲纺线、做鞋出去卖，也赚不到几个钱。我奶奶带我姐妹俩用席篾编织斗笠托别人卖，也只赚个块儿八毛的，不到关键时刻舍不得花。很久以后母亲的打火石不翼而飞了，没有人重视它，没有人寻找它，那块打火石已磨平了棱角，它伴我母亲几十年，天天相见，月月相逢，年年相随，是有了“灵气”的，也可以说是不光为我们家，也为革命做过贡献。
母亲养了鸡。为了鸡下蛋，每天早晨雷打不动地给奶奶冲蛋茶，还常炒个鸡蛋给奶奶吃，那是农村给老人最好的补品了。我小时候很馋吃个煮鸡蛋，盼着一年一度清明节分个煮鸡蛋，一个个染成红蛋，玩够了再慢慢吃，品尝那滋味。盼着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喝两个荷包蛋，放上车前子和猪鬃草，也叫铁线草，这两种草本植物有清热、解毒、利尿等作用。母亲还给奶奶烙的饼里多放点麦子粉，烙个三张五张的就够奶奶两天吃的。我和姐姐很懂事，从不拿奶奶的东西吃。小时候粗茶淡饭，吃得很香，长得也胖，也不矮。因为我最小，奶奶有时也给我个梨吃，给我几个山楂吃，奶奶能赶集时，总是花五分钱买个馍馍给我吃，那个好吃劲，嚼在嘴里不舍得咽。
母亲辛勤地侍奉奶奶和我们三兄妹，她心里还有个盼头，还盼着父亲能回家，谁都知道夫妻感情是别人无法代替的。父亲是我奶奶蝈蝈腚上一根毛，从1939年抗战离家，一去就是10年杳无音信，我奶奶能不撕心裂肺地牵肠挂肚吗？我母亲能不痛不欲生地思念吗？1949年4月我奶奶收到了我父亲的来信，信内有一张二寸的“天津留影”的黑白照片，我奶奶手执照片，泪流满面，悲喜交集，总算有了回音，悬着10年的心落了地。我母亲躲在屋里哭得眼通红。那是惟一的一张难忘的照片，背面写着“1949年3月30日”。照片上的我父亲身穿军装，头戴军帽，腰束皮带，脚穿军鞋，肩上斜背着盒子枪，俨然是解放军的军人了。
我从来就不会叫爹，我想着第一次见爹的时候，大约是我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爹好像春节来的，还给我买了一双力士鞋。父亲身材修长，长方脸，皮肤白皙，识文解字。我166米的个子，还得仰望着他，我对父亲因从小很少见面而缺乏感情，张不开口叫爹。可是等来等去的母亲，终于等到的父亲却已转业留在哈尔滨市，又建立了一个新的家。她失去了平衡，母亲失去了精神支柱，她倒了，她那怀着思念的心死去了……母亲是父亲分别10年的结发妻，母亲是真正的军人妻，多么骄傲的称呼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