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广东广州“六榕”
位于广东广州六榕路的六榕寺，是广州四大佛教丛林之一。不过，这座中外闻名且文物荟萃的佛教古迹，由于历史悠久竟连建造时间也有着不同的说法，一说始建于南朝刘宋年间（公元420年—公元479年），一说始建于南朝梁大同三年（公元537年）。当然，现存的六榕寺已非原来建筑，而是经过历代多次重建所留。即便如此，作为广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六榕寺，还是非常值得人们一游的好去处。那么，这是一处怎样的佛教圣地呢？
步入六榕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屹立在寺院中央的六榕塔，巍峨壮丽的塔身除了各层琉璃瓦檐在清代重修时改为清代样式外，其余均保留着北宋年间重建时的风貌，即整个塔身坐落在砖砌迭涩挑承平座上，硕大的斗拱和厚重的楼层均为木制，而且呈逐层向内收缩姿态。如果人们登上塔顶，俯瞰羊城景致，那种繁华锦绣让人目不暇接。特别是在元宵和中秋之夜，广州民众有在六榕塔上悬挂花灯之习俗，每当此时整个塔身显得绚丽异常，因而六榕塔又有“花塔”之称。在六榕寺主体建筑“花塔”之东，是一座呈明代建筑风格的天王殿，“花塔”之西是庄严华丽的大雄宝殿，之北是一处环境清幽的小庭院，之南则为在菩提树和榕树掩影下显得格外秀雅的观音殿、六祖堂和补榕亭。
然而，就是这样一处环境秀美、文物丰富的佛家寺院，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却屡毁屡建，名称也多有变化。六榕寺始建之初名为庄严寺，北宋初年毁于火灾后于宋端拱二年（公元989年）重建时改名为净慧寺，六榕寺之名则始于宋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据说，这年苏轼路经广州时来到净慧寺游览，见寺院内植有六株苍翠成荫的古榕树，遂欣然题写“六榕”二字。后来，寺院僧人因敬重苏东坡之文品与人品，便将其“六榕”墨宝刻成木匾，悬挂于山门之上，从此改净慧寺为六榕寺。不过，如今悬挂在六榕寺山门上的那方“六榕”木质横匾，已经不是当年苏东坡题写的“六榕”之匾，而是后人复制的。但这方长一点七米、宽零点九八米的翻刻之匾，依然保留有“苏体”字的丰致，不仅体势扁方、端庄宽绰，而且点划也显得刚健厚重、如绵裹铁，实在是苏东坡书法艺术之精品。
12.福建泉州“小山丛竹”
在福建泉州模范巷与县后街的交界处，有一座始建于宋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的城隍庙，而在城隍庙东侧小石坊上则有一方著名的匾额——“小山丛竹”。
小山丛竹，其实是一座书院的名称。早在北宋时，这里原是一座民间书院，在其侧旁还有为了祭祀誓死不事二主的贞臣欧阳詹而建造的一座“不二祠”。到了南宋绍兴二十一年（公元1151年），一代名儒朱熹就任泉州同安县主簿兼领学事时，因为经常到泉州各地讲学，从而得知不二祠的来历，并由景仰欧阳詹而于绍兴二十八年（公元1158年）自题“小山丛竹”，从此这座书院便取名为“小山丛竹书院”。不过，关于朱熹题写“小山丛竹”之原由，在史书上则有不同的解释。例如，明李光缙在《募修欧阳四门祠疏》中就曾这样记述说：“朱文公（朱熹）为同安主簿，每抵郡城，必登小山，称其山川之美，为郡治龙首之脉。徘徊数日而后去，自书曰小山丛竹”。又如，清乾隆《晋江县志·书院》中则另有记载说，小山丛竹书院“地处高埠，其气独温，温陵之名，实肇于此。宋朱文公种竹建亭，讲学其中，匾为朱子手书，镌于石”。
不论朱熹因何题写“小山丛竹”书院匾额，都不妨碍人们因为尊崇朱老夫子而使其名扬天下，这从该书院与泉山书院、石井书院、欧阳书院并称“四大书院”可得明证。
当然，正因“小山丛竹”匾额是由朱熹所题写，使这座位于五尺高岗上的小小书院，竟历经宋、元、明、清四朝，莫不备受文人骚客的尊敬和景仰，就连泉州四大名著《四书蒙引》、《四书存疑》、《四书浅说》和《四书达指》也孕育于此，这不能不说是朱老夫子赋予了这座书院以斐然之盛誉了。然而，即便是这样一座极具盛名的书院，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同样避免不了兵燹之命运，虽然是屡建屡毁，但由被皇家钦定为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程朱理学之集大成者朱熹所题写的“小山丛竹”匾额，也在兵祸中遭受了厄运。例如，在明嘉靖年间（公元1522年—公元1566年）“小山丛竹”匾额就曾在战争中散失，后来只好集朱熹壮年手迹重新镌刻。而就是这集朱老夫子手迹所刻之匾，在清朝初年同样在兵灾中被散兵游勇所盗藏，后来在通判徐之霖的紧紧追诘下才复归原处。对此，在清乾隆《泉州府志》中有记载说：“康熙四十年，朱熹石额没于卒伍，后移匿民居。吏穷诘之，乃得归还。为循旧址而楹竖之。”
历尽时代变迁的“小山丛竹”匾额，是一方宽三点七五米、高三点七米的抬式匾，两侧为花岗岩立柱，嵌辉绿岩坊额，正面刻有朱熹“小山丛竹”和“晦翁书”墨迹，字体为行楷，笔势迅疾，沉着典雅。据此，有书刊中说这“碑匾确系朱书原刻”，其实乃后人集朱熹手迹重刻者。
13.广西融水“天下第一真仙之岩”
在广西融水县境内有一处被宋太宗敕封为“真仙岩”的深邃岩洞，洞中除了藏有宋太宗亲颁的一百二十轴“御书碑”外，还有诸多历代名人墨客、达官显要所题写的摩岩石刻及碑刻书像等。其中，由状元张孝祥于宋乾道元年（公元1165年）题写的“天下第一真仙之岩”匾，当属极为重要的佼佼者之一。
真仙岩，又名灵岩，相传太上老君游至融岭，语人曰：“此洞乃天之绝胜也，山石峻峭，溪流清邃，不复西度流沙，我当隐此”。于是，太上老君转眼间化身为石，且须眉皓洁，神态飘逸，栩栩如生，状似老君，故又有“老君洞”之称。当然，传说不足信，但这里从此则成为中国道教圣地“三十六洞天”之一，就连明代大旅游家徐霞客还曾其中居住了十三天，并写下了洋洋五千多言的游记，真实生动地记载了真仙岩的山光水色。这样一处山水胜地，自然少了文人雅士的追捧，如曾出任静江知府（今广西桂林）兼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的张孝祥，就在一次途经真仙岩时题写了“天下第一真仙之岩”几个大字。这方长三点九米、宽一点四五米的匾额，字径零点五五米，楷书字体，潇洒遒劲，体势雄浑，血肉丰满，集颜苏体之大成。由“张经略舍人书”这一落款，可知题写者为何人。
张孝祥（公元1132年—公元1170年），字安国，号于湖居士，宋和州乌江（今安徽和县东北）人。在廷试中被皇帝钦点为头名状元，名居同年参加廷试的秦桧之上，故被后来官爵显赫的秦桧所嫉恨。后来，又因张孝祥上疏为因“莫须有”罪名遭秦桧陷害致死的岳飞请求昭雪，更为秦桧所不容，随后诬指其父张祁谋反而使其受株连入狱。再后来，秦桧死后，张孝祥历任礼部员外郎、起居舍人、中书舍人、静江知府（今广西桂林）兼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等职。宋乾道五年（公元1169年），张孝祥因病退隐安徽芜湖，留有《于湖集》和《于湖词》等著述，是宋代豪放派诗词的一位重要作家。
14.山西应县“释迦塔”
位于山西应县县城西北的佛宫寺释迦塔，俗称应县木塔。作为世界上现存最古老、最高大的纯木结构塔式建筑，悬挂在应县木塔上的匾额有数十块之多，这在前面的绪论中已有简述。在这里，我们在简介应县木塔概况的同时，重点对表明该塔身份的“释迦塔”匾额进行解析。
始建于辽清宁二年（1056年）的应县木塔，坐落在高达四米的两层石砌台基上，这使塔的总高度达到了六十七点一三米。木塔平面呈八角形，外观五层，实则九层，因其中间夹有四级暗层。在每两层内外树有两槽立柱，从而构成了双层套筒式结构，在柱头间有栏额和普柏枋，而柱脚间则有地伏等水平构件，在内外槽之间以梁枋相连接，使双层套筒紧密结合。在每一暗层中，使用了大量的斜撑，在结构上起到一种圈梁作用，加强了木塔结构的整体性。正是这种结构，使木塔建成三百多年后至元顺帝时，虽经长达七天的强烈大地震，依旧巍然不动。在木塔五层明层内，都树有不同的菩萨塑像，特别是第五层中利用塔心无暗层的高大空间，使释迦坐像显得高大而庄严，这种将建筑结构与使用功能进行如此巧妙设计的典范，与天津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内塑像有异曲同工之妙。
作为中国古代木构建筑中不可多得的珍品，应县木塔不仅“层如楼阁，玲珑宏敞，浮图之丽，甲于宇内”（《应州志》），而且悬挂在塔身上那五十余块匾额也是极为珍贵的，“释迦塔”匾额就是其中之佼佼者。悬挂于木塔第三层南向明间檐下的“释迦塔”匾，其位置恰好处在整个塔身的中部。这是一块长二点六五米、宽一点七米的长方形匾额，其构成与宋李诫在《营造法式》中所例举的“华带”牌匾极为一致。例如，横书的匾首长二点三八米，宽零点四三米；两侧下垂之匾带长三点一米，宽零点三九米；匾面下部两带之间横施的匾舌长一点九八米，宽零点四一米；匾的首、带、舌均做云纹。在这块匾额上，除了正中书有“释迦塔”三个双钩大字外，匾面上还有两百五十余字阴刻的题记。通过这些题记，人们不仅可以得知作匾时间为金明昌五年（公元1194年），最晚题记为明成化七年（公元1471年），前后历时长达两百七十七年之久，而且还可知晓历时八百一十余年的“释迦塔”匾额，竟然是由一名金代七品三十二阶的下级官吏王瓛所题写，这从署款“昭信校尉西京路盐使判官王瓛书”中可以明了。
不过，这位在《金史百官志》中属于不入流的武散官，其题写的“释迦塔”三字虽属颜体正楷字，但结构却浑然一体，气势也显得雄伟壮丽，当属书法艺术之珍品。
15.重庆大足“宝顶山”和“毗卢庵”
位于重庆大足县城东北十五公里处的宝顶山，是著名的佛教圣地之一，自古就有“上朝峨嵋，下朝宝顶”之说。而宝顶山之所以成为世界罕见的佛教密宗道场，与其保存完好、规模宏大、雕刻精美、布局连贯、艺术表现形式和内容有机结合的近万尊石刻造像有着直接而紧密的联系。
南宋淳熙六年（公元1179年），高僧赵智凤在游历川西之后来到宝顶山，先是在山上建造了一座圣寿本尊殿，接着又以大佛湾为中心，开始在宝顶山的前崖后洞刻石造像。在长达七十余年的时间里，一代高僧赵智凤竟然沿着马蹄形大佛湾崖山刻石造像长达五百余米。在这形如长卷的刻石造像中，不仅佛像俨然、题材广泛、形象突出，而且充满了浓烈的生活气息，堪称是中国晚期石窟艺术代表之作。
而自从一代高僧赵智凤在大佛湾刻石造像后，历代寺僧以大佛湾为中心刻石造像不辍，遂形成了以大佛湾为中心，东有小佛湾、倒塔、龙头山、殊始山、黄桷坡，南有高观音，西有广大山、松林坡、佛祖岩，北有岩湾、龙潭、对面佛等共十三处近万尊石刻造像。与这些石刻造像相伴而生的，还有诸多文人显宦的题词墨迹，其中尤以大佛湾南岩中段第四号广大宝楼阁下的“宝顶山”三字最为绝妙。这是一块长三点三米、高零点七米、字径零点六五米的摩崖横刻楷书石匾，由落款“朝请大夫权尚书兵部侍郎兼同修国史兼实录院官修撰杜孝严书”可知，题写者乃是南宋嘉定年间授礼部尚书兼修国史的杜孝严。由杜孝严书写的“宝顶山”这三个大字，不仅书法端严笃重，行笔藏锋而微露波磔，而且笔力苍劲，意气寓于沉静之中，颇有颜书之笔意。另外，署款中虽然没有书写年月，但经有关专家考证后得知，为杜孝严于南宋嘉定十六年（公元1223年）与同榜进士、后任太常少卿的魏了翁同游宝顶山时所书。
既然杜孝严书写了“宝顶山”三字，同游的魏了翁自然不能不留下自己的墨宝，于是他在大佛湾南崖右段第七号妙智宝塔下题写了“毗卢庵”三字。与杜孝严以楷书题写所不同的是，魏了翁则以篆书题写了一块长二点一米、高零点七二米、字径零点六四米的横刻石匾，随后落款为“朝散大夫守太常少卿兼国史院编修实录院检讨官魏了翁书”，同样没有留下题写的年月。由魏了翁书写的“毗卢庵”三字，书法凝力自然，气势开张，不规规然绳尺中，篆寓诸隶，最为近古。
那么，由杜孝严与魏了翁这两位同榜进士题写的“宝顶山”和“毗卢庵”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对此，佛教界有关专家这样作了解释：佛教中将佛的行迹业踪等通称为“宝”，后来佛教徒将其归纳为佛、法、僧三宝，认为只要遵循佛的行踪业迹进行修行，才能到达理想的涅盘境界——“顶”，也就是最高、至极的意思。所以说，宝顶山便成为佛教徒追求这一理想境界的最佳场所。而“毗卢”，是毗卢遮那佛的简称，佛教密宗佛部部主，汉语的意思是：像太阳一样除暗透明；“庵”，则指的是隐世修行者所居之茅屋。所以，毗卢佛所居之场所又常名为毗卢庵。
16.江西兴国“永镇江南”
大乌山寺，位于江西兴国县北部海拔一千二百零四米的大乌山山巅之上，它始建于唐朝末年，虽经历代屡次修葺，但现存之殿宇、山门、牌坊和佛塔等建筑因均由麻石（花岗岩）砌筑而成，故颇有地方特色的整个建筑群依然显得庄严而古朴。至于坐北朝南两进三间的主殿，由于屋顶以铸铁为瓦覆盖其上，使其别具情趣。当然，作为大乌山寺镇寺之宝——“永镇江南”匾额，则另有一段往事和韵味。
南宋德祐二年（公元1276年），来自蒙古草原上的大批元军纵马南下，南宋王朝岌岌可危。这时，官拜右丞相兼枢密使的文天祥，奋起举诏招收各路义军准备勤王。次年，文天祥率领抗元义军由广东梅县进军江西，一举夺回会昌，六月收复于都，旋即又转战于兴国。在全国人民的大力响应和支援下，文天祥在攻克兴国县城后于崖石寨建立“都督行府”，并积极联络各地义士抗击元军，遂先后收复了永丰、吉安、吉水、万安、崇仁、永新和萍乡等地。就在文天祥领兵抗击元军不断取得胜利时，一日他途经大乌山见大乌山寺正在修缮，遂应寺中长老及僧众请求，挥毫写下了“永镇江南”四个大字。非常有意思的是，原本擅长草书的这位民族英雄，为了表达心中誓死收复失地捍卫河山的无限情思，他凝思片刻特地端笔楷书。与“永镇江南”匾额同时题写的，当然还有文天祥书于两端抱柱上的年款，可惜由于岁月久远今已不存。不过，镌刻在麻石上的“永镇江南”匾额，则依然留存在大乌山寺主殿门额之上。这方长一点三米、宽零点四二米的碑额，因以阳文镌刻，更显点画峻厚，笔力雄健，风神洒脱，血肉丰满，既有唐人法度，又兼宋人意韵。特别是方正字体，使笔力有一种挺劲之感，这也许正是状元丞相文天祥当年凝思所想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