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利益依存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他们依靠企业组织为他提供的工作赚得收入养家活口，并且他们如果离开了这家企业，转换一个企业获得工作机会的可能性比较小，他离开这个企业，即使不是过了这家村，没有下一个店，至少在实现这种转换上，要蒙受重大的经济损失。他也就与这个企业结成了稳定而难以改变的利益依存关系。
二是人格依存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他们对企业为他提供的工作赚得收入养家活口的经济依存关系要淡一些，但他对企业组织成员，尤其是老板或上司，存在一种人格上的依存。他把老板或上司当作自己的精神偶像，唯他们之言是听，唯他们之命是从，唯他们之行是效。他们感到如果离开了这家企业，与他们的老板或上司分离，就会有一种恐惧袭来，让他感到不安。他也就与这个企业结成了稳定难变的人格依存关系。
三是机会依存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他们也是依靠企业为他提供的工作赚得收入养家活口，但是他们离开了这家企业，转换一个企业获得工作机会的可能性比较大，至少不会太困难。只不过这种转换会给他带来很多不确定性，包括他离开这个企业组织的可能损失和转换的可能收益。他也就与这个企业组织结成了机会依存关系。
四是缺少依存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他们不是依靠企业组织为他提供的工作赚得收入养家活口，也不是只有在此才能获得朋友和欣赏，他在此所获得的经济利益和心理满足，换一个单位也都能得到。他们离开了这家企业，不会有什么损失，甚至还可能获益更多。只不过他现在无心折腾才留在这里。
企业文化对这四类关系的主体，在作用上是完全不同的。文化的管理作用，就其方式而言，它是直接对应于企业组织与员工之间的不同关系而存在的。只要存在依存关系，企业文化对于员工就有一种成员行为意志约束作用。
长江三峡中的神农溪，在上世纪中叶之前，行船是纤夫裸着身子爬在河道上拉动的。那是社会生产力落后没有选择的选择。到了上世纪80年代，随着葛洲坝和三峡大坝相继建成，昔日的峡谷险滩都沉入江底，加上公路交通快速发展，往日的小木船被现代交通工具所取代，纤夫不再成为必要，让纤夫裸着身子爬在河道上拉纤，更是没有必要。可即将进入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的今天，裸着身子的纤夫又出现在神农溪的河道上。旅游部门为了吸引游客，以挖掘、整理纤夫文化遗产，弘扬纤夫“团结协作、拼搏向上”的纤夫精神为名，让昔日的纤夫再次裸出了身子，当地特有的“豌豆角”木船载着游客，让船工裸着身子套着纤绳，应着号子，在河道上拉纤前行。可这种裸着身子的纤夫，不是不知羞，而是因为存在前述三种依存关系的一种，不得放弃羞耻心，裸着身子拉着游客在河道上爬。这直接是企业文化的意志约束作用所致。因为如果有人不愿裸下身子，就会有愿裸下身子的人顶上。
一代学术泰斗冯友兰，在“文革”初期，一家人被无休止地批斗和陪斗。甚至冯友兰先生刚刚做完前列腺手术，还插着管子就被拉出医院接受批判。寒冬时节，他想要有一件御寒的衣服也没有，只能找一个破麻袋裹住身子。1973年，批林运动转向批孔运动，甚至要批尊孔。冯友兰在《冯友兰自述》中写到，“当时我心里又紧张起来，觉得自己又要成为‘众矢之的’了。后来又想，我何必一定要站在群众的对立面呢。要相信党，相信群众嘛，我和群众一同‘批孔批尊孔’，这不就没有问题了吗！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我写了两篇发言稿。这两篇发言稿，在会场上念了一遍，果然大受欢迎。”因此他也很快成了直接为四人帮充当理论打手的“梁效”组织的顾问。冯友兰先生甚至还写下了“则天敢于做皇帝，亘古反儒女英雄”这样为江青夺权造舆论的诗句。也正是他的这段经历成了他人格上的一个污点，频频遭人诟病，有人说这是“媚骨”，有人说这是冯友兰生性“懦弱”。冯友兰的儿子宗璞在《宗璞：我的父亲冯友兰》一文说，“在我看来，冯友兰‘文革’时期的转变，与他一贯提倡的‘和谐’之道也不无关系。和谐，就不是鲁迅似的勇士之道，也不会像马一浮、熊十力一样以死抗争，既然自己的意见不能被领袖所接纳，而且似乎反而让自己变为了‘全民公敌’，那还不如和谐牺牲一下自己。”他儿子辩解说明的就是人在一定依存关系中不得不改变自己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文化意志约束作用。
（3）企业文化的直觉选择作用
笔者曾经作过分析，在人的行为选择过程，完全意识的理性选择所占比例远没有非完全意识的简化选择大。在非完全意识的简化选择中，直觉选择又占主导，因为习惯选择要以多次的重复为前提，而世界上没有一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完全相同的境遇更是少之又少，最多也只是相似，重复也仅仅是在相似的境遇中做出相似的应对。所以习惯选择也可归入直觉选择中。而直觉选择的形成，文化是一个主要力量。共同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就是企业组织成员个人大都接纳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被接纳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也就是他个人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而人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正是他简化其思维过程的依据。
价值观念作为事物评价标准，思维方式作为思考问题的立场，当一个人把它运用在思考问题的过程中时，也就经过它们的过滤把很多复制因子隔离开了，他的行为选择也就变得相对简单了。
安徽省徽州文化中的贞节观念，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有极为深厚的社会文化基础，仅歙县现存的82座牌坊中，贞节牌坊占了37座。棠樾百来户人家，历史上先后就有贞节烈女59人。在这些牌坊中，有一座“孝贞节烈坊”，建于1905年，型制简陋，用材普通得几乎到了寒碜的地步，上面书有：“徽州府属孝贞烈节六万五千零七十八名”字样。
这第65078名牌坊的因主叫采姑。她15岁嫁给浙江龙游吴员外，丈夫多病，三年后不治身亡，留下独子，相互厮守，可独子五岁时染伤寒夭亡。这时采姑才21岁。为度过这漫长的一生，从此退却钗环，布衣蓬头，长夜孤灯。采姑找出儿时的玩具，一副铜制的九连环。她就靠这副铜制的九连环消磨自己的人生。九九八十一次，套入一环又一环，解开九个九九数，又套九九八十一，周而复始。采姑每解完九九八十一个环，心里的孤苦就得到一点稀释，整整三十年，一头乌云成白雪，一副铜环磨成了丝。采姑之所以把自己的行为固化在九连环的结、解游戏上，就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价值观念和不抛头露面，少惹是生非的思维方式把她大脑里很多复制因子都冷冻起来，简化了她的行为选择，她就只能在九连环的结、解游戏上消磨自我。
（4）企业文化的成员素质均化作用
文化管理的另一个作用就是成员素质修养均化作用。这在企业文化和社会文化中都存在，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分析更有说服力。
笔者记得曾经有新闻报道，讲述洋人在中国旅游景点义务捡垃圾的故事，并且由这些故事还引发了一系列的思考。其中我记得两篇报道的内容，一篇报道是讲有两个加拿大少年到云南玉龙雪山景区旅游时，捡拾别人丢弃在草地上的废电池。另一篇是讲挪威大使每逢休息日，到北京八达岭的长城脚下，捡拾游客随手乱丢的垃圾。其实来中国旅游或工作的洋人何止报道的这几个人，尽管在中国旅游景点捡拾过垃圾的洋人也不只有被报道的这几个人。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捡拾过垃圾的洋人只占来中国旅游和工作的洋人的极少数。新闻遵循的原则是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否则新闻就不成其为新闻了。更重要的是本人在旅游景点也看到过高鼻梁、蓝眼睛、白皮肤的洋人，和中国人一样随手丢垃圾，甚至我看到的高鼻梁、蓝眼睛、白皮肤的洋人随手丢垃圾次数远比报道的洋人捡拾垃圾的次数要多得多。这里说的不包括黑皮肤的洋人，仅仅指高鼻梁、蓝眼睛、白皮肤的欧美洋人。这就是文化对人的素质修养均化作用。
一个人被数置于特定文化之中，他的素质修养不免被这种文化所包含的素质修养水平拉齐。在欧美发达国家，文化所包含的素质修养水平比较高，使之在这种文化中生活的人，其素质修养也自然提升了。好多人都指责中国人素质修养低，上公交车不排队，车一来就一窝蜂地挤上去。可中国人在欧美国家也会规规矩矩地排队。但这些在欧美国家规规矩矩地排队的中国人，回到国内后又习惯于一窝蜂地挤了。这就是证明。
有一个讲一对在德国留学的中国男女爱情破裂的故事。这对男女一块留学到了德国，男的在中国已习惯于闯红灯，到了德国之后，和在中国一样，不管红灯绿灯，车不多时就窜过马路。女的发话说，“怎么这样没有素质，连交通规则就不知遵守。“他受到女友的斥责，改掉了闯红灯不遵守交通规则的坏毛病。可回国之后，他们两人还是分手了，因为男的太遵守交通规则了。在北京在一条大街上，他们俩一同穿过马路。红灯亮了，众多的人仍在往前窜，这女的也跟着窜过去了，可男的留在马路另一边了，他没有像其他人一样闯红灯。他追上他的女友后，他女友明确表示对他彻底失望了。说他不知变通，“都不遵守交通规则，你遵守哪门子的交通规则？”这更是文化对于人的素质修养均化作用的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