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一种衰败的景象往往是在很早的繁荣时就种下祸根，一个高明的处世者，会在一帆风顺时保持清醒和理智，以防范祸患的发生。
“怒”可以使人失去理智，“喜”同样可以使失去清醒。而且因得意忘形而造成的损失往往更大。大凡一种衰败的景象往往是在很早的繁荣时就种下祸根，大凡一种机运的转变多在零落时就已种下善果。因此，一个精通厚黑怕经的人，无论是突然身遭灾变，还是春风得意，都必须保持清醒的理智，以防患于未然。
毛泽东有句名言：“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李斯在《谏逐客书》中也说：“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江河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波涛汹涌的黄河，一泻千里，比起小河沟来，是何等的壮观，但比起浩瀚的大海，又黯然失色了。大凡干大事业者，莫不慎而又慎，特别在功成之时，万不可有自鸣得意的情绪，这一点，历史上的李自成给人的教训最大。
李自成发动农民起义，经过艰苦转战，终于攻克北京，明朝崇祯皇帝自杀于煤山，大顺政权取代了大明政权。李自成从西安到北京，一直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他只要制定出稳定局势争取人心的一系列政策与措施，对外防备清兵入关，继续扫除残明势力，就可以巩固已建立的政权。
可是，李自成人京之后，却久久地陶醉于胜利的喜悦之中，延误了最佳的时机。据记载，李自成进入北京时心情非常激动，想到自己奋斗十几年出生入死，终于取得成功，不禁喜形于色。他从西长安门人，弯弓仰天大笑，自恃百发百中，射长安牌坊，说：“若射中中间字，天下太平。”一箭发出，射在瓦楞内。谋士宋献策见此情景，安慰李自成说：“射在沟中，以淮为界。”这个小的插曲已可以看来李自成那种“革命成功”的自满情绪。
进入北京以后，农民军中的一些人，行动和思想发生了变化，有人认为应该享受了。以刘宗敏为例，他在进入北京后，拷夹百官以追索赃款。据史书记载，“自（崇桢十七年三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攒造夹棍五千副，木皆生棱，用钉相连，以夹人无不骨碎。并定：内阁十万，部院京堂锦衣帅七万，科道吏部郎五万、三万，翰林一万，部属以千计，勋戚无定数。凡输纳见银加二，首饰十不当一，衣服罗缎以次定减，珠玉好玩概不用。能缴者立搜进之，不能即加刑”。据《明季北略）记载，从十二日开始至二十六日，“满街遍捉士大夫拘系，行路人如汤鸡在锅”。这样做，造成人心惶恐和社会的不安，对入京不久，脚跟还未站稳的农民军政权来说，是极为不利的。
李自成的军师宋献策看到这种情形后对李自成说：“大象惨烈，日色无光，亟应停刑。”同时言明利害，最后说服了李自成。四月初七日，李自成到刘宗敏寓所议事，见庭院夹明勋戚官员300多人，有奄奄一息者，有哀号半绝者，种种惨状，目不忍睹。李自成对刘宗敏说：“现在已追银多少？”刘宗敏说：“已达万万两。”李自成说：“天象示警，宋军师说应省刑罚。这些人已拘系很久了吧？应考虑把他们放了。”刘宗敏这才于第二天把这些明臣放了。
当时，大顺军并不缺银，明王朝府库储藏的金银足够支持20年。李自成“追赃助饷”拷掠官绅，杀戮降臣的做法，结果是使明朝旧臣惊恐万分。他们看到李自成仍是马上的形象，并不保护和代表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看到在大顺政权下，自己的功名、地位、生命均无保障。这样，李自成失去了一大批人。与此相反，清军人关后，则安抚明朝的旧臣，凡投降者均给予官职。清康熙时，还特意设“博学鸿儒科”，汉族的知识分子，只要经过考试，就可以授予官职，对那些在社会有名望的知识分子，还特地派人请入京城做官，可以看出，在这一点上，康熙要比李自成聪明得多。
李自成入京后的当务之急，应是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建立巩固的国家政权，但自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至四月初一日，农民军的决策者未能对当前的形势进行充分的研究，从而制定出今后的战略方针，而是沉醉于胜利的欢乐之中，各自为政，我行我素。直到四月初十，新政府才正式宣布，决定于四月十七日登基即皇帝位，然而，风云突变，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李自成十三日亲率大军出征，这次出征，事先亦无认真研究作战方案，即草率行事，不久即败退回京。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补即皇帝位于武英殿，第二天即率大军离开北京。在清军和明残军的夹击下，最终归于失败。
在厚黑怕经看来，进入北京的李自成，是处于他起义以来最有利的时机，同时也是对他最大的考验。如果他懂得“怕”，以更加谨慎的态度面对大好的局面，就可以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可惜，他因为得意忘形，一步不慎，竟导致满盘皆输，真是令后人而扼腕叹息！
在厚黑怕经看来，得意忘形最大的危害性，就在于它会使人对可能面对的危险失去警觉。其结果，轻者是上了别人的当，重者可能就会使自己的事业归于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