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很好的命题。知识应该有价，那种认为知识是无价之宝的说法，虽然是对的，但在实际中是无法操作的，有时还会被“坏人”钻空子。在第二章的“知识经济”里，之所以说“测定知识在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容易”，原因是知识本身都不容易被定价。我曾经让一位同学的老父亲这样来算一笔账，老父亲有七个儿女，上面三个没有上大学（文革耽误了），下面四个全上了大学。历时八年，把家上“穷”透了！老父亲把每次的汇款单都装订在一起，有近十厘米厚，金额达好几万。要算出对教育投资的回报可以这样算：他上学时你投了多少钱，现在他能挣回来多少钱，有时的结果是令人沮丧的。一开始，是脑体倒挂的，但现在，老父亲一次见到我高兴地说：“咦——现在脑体开始越来越‘正’挂了。”这是我们这个国家的巨大进步啊！是啊！他上面的三个儿女是下岗的下岗、失业的失业，而下面的孩子收入则稳步增长。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这一切都需要人们有知识。知识怎么来？只有学习、学习、再学习。
我的那位在安利搞直销的上海同学，由于他做到了很高的级别，在过去的日子里，经常被下线或旁线（别人的上下线）请去讲课，听课者少则几百多则上千。在听课的人中，听完课受到教育和启发后并不一定加入这位同学的下线或下下线，这样这个同学付出了劳动应不应该得到报酬呢？回答是肯定的。问题是他该拿多少？显然这需要协商，依什么为标准来协商呢？那时去听安利培训人员讲课一般要掏10—15元钱购买门票，这是拿钱在买知识。因此给知识定个价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这里我们将以客座教授讲课收费为例来为如何收费找到一个参照系。
中国大陆的大中专院校逐步向国际教育体制接轨的一个标志是纷纷聘请兼职教授或客座教授，比如清华、北大和上海的复旦等大学都聘请美藉华人李政道博士作为本校的客座教授。这虽未经核实，但假如是这样，那么李教授讲一小时的课时收费的标准是多少呢？我在《点子思维》一书中讲到了何阳、王力分别被北大、人大等聘为客座教授，王力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客座教授，何阳则帮助人民大学带MBA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的课，他们几乎是免费的，这很令我不以为然。
我们应该找到一个标准，这涉及到给知识有效订价的问题，标准是为了规范。规范、灵性，灵性、规范这应该是我们经营人生的理念之一。
让我们探讨一下，一个大学的教授在他一生中，每讲一小时的课，国家付给他多少钱（注意一定是国家给的），而不是捞的外块。外块不应该计入也无法计人。
假如一个人从35岁（一般为40岁）开始当上教授，到60岁或65岁再到80岁死去。国家要给他多少钱呢？
（1）工资、医疗保险：每月以2000元计（一般不到，为1500元左右），一年为24000元，工作25年为60万元。
（2）住房福利：一套三居室以40万元计算（北京、上海地区）。
（3）退休后工资医疗以20万元计算。
从上面不难看出一个教授一生，国家要为之支付100～120万元人民币。出差的飞机火车票等不计在内。
一个教授工作25年他在讲台上讲课为多少时间呢？
如果不计备课时间，平均每天讲2小时课，每星期讲10小时一个月讲40小时，一年工作10个月，则一年讲课时间为400小时，25年讲课时间为400×25=10000小时：
可以看出：1000000÷10000=100元／小时
或
1200000÷10000=120元／小时
也就是说，一个教授每小时讲课费，国家支付给他的钱为100～120元左右。若把每天工作8小时全部计入在内，则这个数将变得很少了。
我们只能计算讲课时间，而不能计算备课时间。因为客座教授的备课时间你无法计算，他可能用了毕生的精力去备课。一堂客座教授的课几乎浓缩了他一生的精华，从实践到失败、再失败再实践、再成功、再上升理论，所以一堂客座教授的课应比本校教授的课获得收入要多。多多少？至少规范起来或形成惯例，就在3—10倍之间，即每小时300—1000元之间。
请美国教授显然应以美元计算：即以当地生活水平为准。当校方支付了3—10倍的讲课费以后，则校方只需管他的飞机票、火车票、汽车票之外，则无需支付他的吃住、工资、医疗、保险费等，甚至连出租车费、公共汽车费、自行车报损费、洗理费、取暖费、书报费均可不管，个人所得税则有可能需要代扣。
中国的客座教授一般是市场经济中人，他的生老病死全靠他自己了，而非市场经济中的人，比如北大、清华教授被请去讲课，则可按北大、清华教授之同等待遇对待。当然可参考一下3—10倍的支付方式。但从长远看，则应逐步持平。多发的钱应该用于购买那些“创新的知识”
显然，需要强调的是还要协商好！公平诚实，童叟无欺，这应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
前文，我们曾多次强调要建立一个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价值评估体系，那么这个体系究竟怎样建立，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钱”不能作为这个价值评估体系中的唯一的指标，但“钱”却是个实打实的硬指标。而其它的相对来说是“虚”的，而一“虚”就可能有“猫腻”！毕竟中国是一个比较讲关系的国度。这里涉及几个操作问题。让我们从“特聘教授”来说起。
前不久，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了北大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位特聘教授。人们怀着极大的热情和极大的希望来对待特聘教授。特聘教授，年薪十万，还有上百万的科研经费。特聘教授怎样做才能对得起那些待遇呢？换句话说，人们怎样评估特聘教授所取得的成就呢？发表一些论文？出一些专著？获得一些“大”奖，这个“大”又在哪个级别？学科带头人，怎么个“带头”法？会不会由希望变成失望？这一切又摆在我们面前。
显然，这不能用金钱来衡量，尤其是基础学科——这是一个漫长的、潜移默化的过程，任何急功近利的行为都不可能把事情做好。但要公平合理地加以评估，又确实难度较大。这不像策划人去给企业策划——检验的唯一标准是赚了多少钱。我住过的一个县城是一个旅游资源非常丰富的城市。为了发展旅游事业，政府请了很多专家学者来出谋划策。但我却没有看出有多少创新和奇招。我曾跟主管县长开玩笑说：“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如果我来策划，十年内，我会让这个城市真的成为一个国际名城，旅游收入翻几番，因为我发现这个城市浪费了很多无形的旅游资源，但开价一千万！显然这只是开玩笑，就算我能“远谋”，但也无法实际操作。因为假如政府出了一千万，而政府部门又不可能直接去收游客的钱，因此无法评估。河南有个市曾邀请过我们去出谋划策，但只能是落实到具体企业。因此，这就要靠我们设立这个特聘教授岗位的眼光了！一般来说，多多益善，宁肯错设几个，也不能放过那一个真正有前途和潜力的学科。
而评估一个特聘教授又不能以北大王选教授为标准。王选那样的教授10万是打发不了的，100万也不够！怎么办？唯一的办法，窃以为是“淡化”！为什么要淡化这个特聘教授呢？这实在是国情所限！我们说，每一个教授年薪都拿到10万“不应该再成为新闻了”！即使李嘉诚不掏钱，在科教兴国的今天，国家也应该给他们高的年薪；即使不是财政拨款，通过立法或别的渠道，也应该有10万的年薪。
说来说去，还是要重视基础教育——“要有群众基础”，就像前文所说的“知识经济”那样。如果第一产业农业、第二产业工业、第三产业服务业都很落后，那么第四产业知识业产业也不可能有多大起色！类似的，如果我国的基础教育都很落后，人的素质都很低下，则“特聘教授”就会显得曲高和寡——高精尖的技术不会用，高级的产品买不起，也不会用，也不需要，啃窝窝头就行了——那可就是大悲剧了！
说来说去，还是“钱”的问题。基础教育需要钱，基础理论研究也需要钱。谁都知道，当今的大学生毕业分配第一志愿是出国，第二志愿是去公司，第三志愿才是留校或到科研机构。在机构精简的今天，这种趋势有增无减，因为一个国外的博士生一月可得1000多美元合万余元人民币，优越的科研条件又易于出成果；在国内公司月可得2000—3000元，而一个国内研究生，每月只有600—900元，即使工作若干年评上高级职称也不过2000元的收入，这怎么能让优秀人才特别是优秀的年轻人留下来呢？有人说：“中国高级人才大塌方”；洋人跑到中国各著名高校高薪挖人才，他们竟说：“我们到中国高校来搞‘希望工程”’。一个“钱”字，难倒多少英雄汉！钱！钱！钱从哪里来呢？
我们看到了“特聘教授”，又看到了中国科学院在改革，一批教授研究员“下岗分流”，这实在令人不知是怎么回事！但似乎也不那么令人费解。导师培养了一个博士，博士出去没能挣到他应该挣到的钱，那么这个博士能不能回过头来去责怪他的导师呢？导师说：“你没学好”；学生说：“你没教好”。显然打这种“官司”是没有意义的，唯一的办法是学生出去要创新，而导师最重要的是要教会学生去创新的方法。在市场经济中，或者说在未来的知识经济中，你拥有多少知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怎样把知识资本化，也即怎样把创新成果给产业化。怎样将知识给资本化呢？显然本书已不可能再探索下去，这将是文冲幻想的“（合立）文冲大学”终身要探索的问题。这一切又要求去建立一个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价值评估体系。
那么我国科技水平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究竟有多大呢？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局战略处张利华处长曾做过精辟的阐述。他认为：衡量一个国家在世界科技发展史中所处的地位主要看其所做出的贡献。而在过去的20世纪，我国在科技上对人类的贡献非常小，所以其地位自然也就很低。张处长列举了五个事实。
首先在研究与发展上的投入太小，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实在太大。
其次是我国科技人才资源严重匮乏，科技人才占总人口的比例仅为0．01％，这个比例与发达国家相比，小得实在可怜。
第三，我国科学论文产出量和被引用率都很低。
第四，在对世界重大科技进展的整体贡献方面。张处长把20世纪的重大科学进展分成5个层次来加以考察：第一层为基础的工作，如量子论、相对论、基因论、信息论等；第二层为描述物质结构或自然规律的工作，如基本粒子中的夸克模型、地球板块模型、宇宙大爆炸模型和脑的结构等；第三层是对量子论和相对论的应用，如光辐射粒子束反转的固体物理、流体物理、核裂变和核聚变、半导体、高温超导技术应用的可能性等；第四层为技术可能性的实验工作，如激光器、反应堆等；第五层为科学工程，如原子弹、核电站等。考察的结果是令人沮丧的——我国是“基本上没有贡献”或“整体上在世界影响不大，属于工程跟踪的工作较多，重大的理论发现或发明很少”。
第五，在科学前沿领域的开拓与创新能力方面，“我们的差距就更大”。
但也有人说：“我们的高科技水平并不比外国差，你看，外国有核武器、有卫星，我们也有；而在生活上，我们的移动电话几乎是世界最先进的……”对此，张处长沮丧地说：“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对于不搞科技的人来说，产生这种误解是可以原谅的，而对于搞科技的人以及许多知情的高级管理干部来说，有这种误解那就是一种悲哀了，甚至是在犯罪。以移动电话为例，我们能做的只是外壳，其余的全是外国的。我们只是在给别人组装罢了，其中关键的东西没有我们自己创造的。张处长说：造成这种结局与我们“历来报喜不报忧有很大关系”。
张处长把我国今日科技落后的原因归纳为四个关键因素：一、科学文化传统。张认为，中国没有参加向近代科学的进军，其结果是近代科学不可能植根于中国的文化之中；二、科学教育水平。这已无需多讲；三、科学体制水平。这表现在科技发展的规律与计划体制的不协调；最后是科技政策。这种政策表现在人才选拔和科研经费使用上都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体制色彩，从而导致资源浪费和该花的钱没能用在“刀刃”上。如果这些问题不在改革中加以解决，那么未来就可能导致“差距更大”和“被淘汰”。
作为战略处长，张先生有这样深刻的见解和忧患意识，让我们看到了国家的希望。在这种情况下，让我们不妨来做几个有趣的假设。假设1998年获诺贝尔物理奖的崔琦不是在美国，而假设他是出在中国，中国的某高校或科学院，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呢？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大小报和杂志显然少不了，大小电台电视台少不了，大小官员也少不了，大小追星族更是少不了……也许我们为人类的科技进步作出了一个贡献。但这一切离我们这个民族的基础却又是那样的遥远。其实据作者所知，当年我国成功合成胰岛素，在世界上当时是处于领先地位的，是可以获得诺贝尔奖的，虽然当时的条件很艰苦，几乎从零开始，只是当时中国与世隔绝罢了。中国政府成功地解决了十二亿人口的吃饭问题。这一经济上的成就应该说是巨大的，应该够得上诺贝尔经济或和平奖的水平了。因此我们也应该淡化这个“诺贝尔奖”！现在美国硅谷的一些大财团在向科研人员投资时要求回报的已不再是诺贝尔奖，而是大的市场——“大钱”！而我国政府的“投资”所要盯着的是什么呢？我想，应该是我们这个中华民族的基础——基础的教育、基础的研究、基础的国民素质、基础的体制改革、基础的社会保障、基础的“内需不畅”、基础的“就业工程”、基础的“创业工程”
这里要专门讲一下基础理论的基础——数学。数学是美丽的！一个抛弃数学的民族比抛弃这个民族的传统美德还要令人悲哀。北大的王选，他的激光照排，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从数学的土壤里长出来的呀！在本章的第一节里，作者没有给出安利公司那个“4％的领导奖”的公式，这里不妨给出：若以L来表示“4％的领导奖”，则：
L=（x1+x2+…+xn）×4％
一[80000一（A+y1+y2+…+yn）]×4％
其中m、n取0和自然数1、2、3、4……
安利直销的全部奖励（不是提成）看似非常复杂，而在这个公式里不过就是m、n的取值罢了。用数学语言来表达这个世界上的喜、怒、哀、乐，那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前文的文氏指数也是这种思路的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