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纳秘密档案
·全名：斯坦斯菲德尔·特纳（Stansfield Turner）
·生卒年月：1923年12月
·效力总统：卡特
·党派：民主党
·在任时间：1977年3月9日-1981年1月20日
·离任后：任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成员
·经历揭秘：1967年担任导弹护卫队舰“霍恩”号舰长，1968年参加越战。
卡特的得力助手
特纳出生于1923年。20岁的时候，他进入安纳波利斯海军军官学校学习，与后来出任美国总统的卡特是同班同学，这对他后来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有着很大的影响。
特纳23岁的时候在美国海军服役，先后担任扫雷舰和驱逐舰舰长、海军行动办公室主任、海军军事学院院长、海军第二舰队司令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驻南欧盟军部队司令等职务。在此期间，特纳获得了牛津大学文学学士和硕士学位。1968年，特纳参加了越南战争。
特纳出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驻南欧盟军部队司令的时候，已经是海军上将军衔了，对于一名海军上将来说，怎样对待让他担任中情局局长一职呢？当然是绝对服从。虽然提名者是自己的同学卡特，但这个人同时也是美国总统，作为军人的特纳所能做的只有服从。
1977年1月，卡特正式就任美国总统，当时的中情局长是布什。卡特与布什分别属于民主党和共和党，虽然中情局长的角色是独立于党派之外的，但让一个共和党人做自己的中央情报主任，卡特实在不能放心，更何况他们对许多问题的认识都不相同。在卡特物色新的中央情报局局长人选的时候，特纳进入了卡特的视线中。卡特依稀记得在安纳波利斯海军军官学校学习期间，特纳是一个十分优秀的学生，许多同学都拿他做榜样，因为他获得了许多同学都想得到却始终没能得到的罗德斯学院奖学金。
没错，新的中情局局长非特纳莫属了。卡特决定好之后，就将当时正在那不勒斯担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驻南欧盟军部队司令的特纳召回华盛顿，他接受了提名。在获得参议院批准后，特纳就任第十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由于同学的关系，特纳就任初期与卡特总统的见面机会很多，平均每个星期能见到总统三次，他总是当面向总统汇报工作。对于情报工作，特纳是外行，因此他不得不急用先学，学了之后再向卡特介绍他认为最有价值的东西，所以他经常花十几个小时去准备半个小时的汇报。
特纳刚开始担任中情局长的时候，情报工作在他眼里似乎十分简单，无非是对数据进行处理。然而，他慢慢发现情报工作远比想象中的复杂，而中央情报局也远比自己想象的要难以驾驭，目无领导、不服从指挥的现象很严重。
当时，中情局正陷于低谷，大家情绪都不高，各种丑闻的阴影依然笼罩在每个人头上，使人抬不起头来，因而对新局长的无视与不尊重也情有可原。但是，特纳不能容忍这些，他决定对中情局进行整顿。
整顿的第一项措施就是裁员，他相继取消了212个职务，800多名老特工被赶出了中情局。其中有许多是在中情局工作多年的高级官员，年龄都在50岁以上，有不少是在中央情报局一成立就为中情局效力的老资格。特纳亲自对特别行动处进行调查，发现其严重超编，于是，特纳一纸命令将他们解雇了一大半。这些多年来冒着生命危险为中情局效力的老特工们，接到的只是一张类似最后通牒的通知书，上面写着：
“感谢你对中情局的付出与贡献，中情局不再需要你的服务，因此你必须在×年×月×日以前另谋差事，离开中情局。”
除了裁员之外，特纳还对中央情报局的保密制度进行了改革。他认为一些保密规定是荒谬的，甚至怀疑这种做法掩盖了大量非法活动，必须改变这些传统做法。于是，特纳要求中央情报局必须向国会情报委员会汇报所有活动，其中包括最机密的隐蔽行动，由此，中央情报局不再对任何事情都进行保密处理。这种做法使特纳得到了国会的信任，然而却招来了中情局内部人员的强烈反对。
特纳在裁员问题上已经得罪了许多人，而对保密制度的改革更让人对他嗤之以鼻。如果有中情局历史上最不得人心的局长排名的话，特纳一定会排在第一位，尽管他和总统有着亲密的关系。
只重技术情报
特纳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使中情局许多人对他非常反感。这些措施无论是裁减人员，还是修改保密规定，都体现出他对人力情报的轻视。相对于人力情报来说，特纳十分重视技术情报，虽然这让他做出了许多不利于中情局发展的决定，但是也给中情局带来了促进。
特纳重视技术情报的根本原因，是他对传统情报方法的不信任。在他就任之前，人力情报的应用似乎总让中情局受到这样那样的指责与非议，一次次失败的行动使得中情局的影响力每况愈下。在这样的情况下，特纳认为技术情报比人力情报更具优势，技术情报风险小，能以最小的人力投入获得最大价值的情报。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特纳用古巴导弹危机做例子，充分说明运用高技术手段才是情报工作的重点。在他的领导之下，中央情报局开展了几项大的技术侦察工程。其中之一，是与国家安全局合作的“海军特别控制计划”。该计划由海军派出核潜艇追寻苏联潜艇的踪迹，在苏联周围进行监视与情报搜集活动，伺机深入苏联领海或港口，在电缆上安装高级电子记录器，过一段时间，再潜入该处将记录磁带收回。磁带由国家安全局解密，信息分送给中央情报局、国防部以及白宫。这个计划显示出技术情报的力量，能够使中情局投入很少的人力而获得比人力情报更为精准的情报信息。
除此之外，特纳领头策划实施的“靛青工程”也彰显了技术情报的优越性。“靛青工程”研发了绝密间谍卫星系统。这个系统不同于以往的卫星照相，它是一个可以透过云层进行侦察的雷达成像系统，能在夜间工作，克服了传统的卫星拍照受云层影响的致命弱点。
特纳还责成有关部门对中情局的窃听技术进行了改进，派遣特工将这些先进仪器安装在一些国家政要经常出入逗留的场所进行窃听，获得了欧洲、亚洲许多国家政府高级会议情况和其领导人的大量谈话内容，其中包括沙特阿拉伯王子违反伊斯兰教义酗酒、埃及总统萨达特吸毒等情报。
争权夺利不已
历任中央情报局局长都想扩大自己的权力，一场场争权夺利的大戏常演常新。虽然在争斗中中情局败多胜少，有不少局长被排挤出局，但特纳似乎并不想以此为借鉴，仍旧继续前人的“事业”，不懈地为自己争取更大的权力。从理论上讲，中央情报局局长对国家情报活动负有百分之百的责任，但是并不表示这个局长能够掌握美国情报界百分之百的权力。特纳似乎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企图将国防部下属的国家侦察局和国家安全局的日常活动和预算控制起来。按理说，这本来也是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权力。但是，美国情报界的话事人除了中情局之外，还有美国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也就是说，中央情报局局长并非是整个情报界的一把手，想要协调各情报机构，最好是放低身段。这一点，特纳也没有认识到。他以强硬的姿态对各情报机构发号施令，把自己置于情报界大总管的地位。于是，特纳便成为众矢之的——即使背后有总统给他撑腰，但那又能怎么样？
为了扩大中情局长的职权，加快实现情报界一体化的目标，特纳成立了一个国家特情中心。该中心由中情局副局长领导，负责协调整个情报界，下设负责图像情报、信号情报和人力情报来源征募等工作的办公室。该中心的主要职责是：向各情报机构提供更加有力的指导，削弱国外情报委员会下属的图像需求与开发委员会、信号情报委员会等各情报搜集委员会的需求管理职责，协助中情局局长履行职责。
事实证明，国家特情中心协调整个情报界的工作收效甚微。因为军方各情报单位并不买它的账，仍然只接受国防部和各军种部的指挥调度，大部分情报机构对国家特情中心采取无视的态度。里根上台不久，就下令解散了国家特情中心，从此再未设立类似的组织。在这一轮的夺权斗争中，特纳的中情局再一次败下阵来。
1980年11月，里根成功当选总统。在这之前，特纳曾公开表达过自己想连任中情局局长的愿望，里根总统像大多数情报机构不理会国家特情中心那样，没有理会特纳的愿望。当时的中情局正受到伊朗人质危机的影响，士气一蹶不振。在里根心里，与扩大中情局的职权相比，让中情局早日走出伊朗人质危机的阴霾更为重要。他把这个事情交给了自己最信得过的人——为他胜选立下汗马功劳的威廉·凯西。
1981年1月20日，特纳正式卸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