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尼特原本不愿意将此事交给联邦调查局处理，他知道如果交给联邦调查局，那帮家伙一定会弄得鸡飞狗跳，势必成为中情局的又一丑闻。然而，几个月的谈判毫无结果，该用的招数都用上了，对方死活软硬不吃，一口价，50万美元一分钱不能少。最终，特尼特也只好行此下策了。特尼特这点政治账还是算得过来的：丑闻被披露与大量机密被泄露——当然这里面也有丑闻，而且更大——还是事关国家安全的机密更重要。丑闻就丑闻吧，反正中央情报局的丑闻也不差这一出。
一份情报导致的“斩首行动”
2003年3月19日，美国当地时间下午3点，距离美国总统布什给伊拉克总统萨达姆发出的在48小时内离开伊拉克的最后通牒还差5个小时。大战在即，白宫、国防部以及美国所有情报部门都在为此做最后的准备工作，在场的工作人员紧张地忙碌着。
就在这个时候，特尼特收到了一个重要情报：萨达姆正与他的高级官员在巴格达一处秘密地下掩体内召开会议。这是一个对萨达姆进行致命打击的绝好机会。于是，特尼特迅速向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等有关人员汇报了这一紧急情况。经过短暂而紧张的讨论，大家一致认为，虽然不能完全肯定该情报的准确性，但这的确是一个不可错失的天赐良机，该目标绝对具有打击价值。
于是，有关部门迅速拟定了对该目标实施打击的方案，并将此次行动命名为“斩首行动”。随后，特尼特向小布什总统做了汇报，又与包括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国家安全顾问、白宫办公厅主任等在内的人员进行了长达三小时的讨论，最终，美国决策层批准了“斩首行动”方案，决定迅速对该目标实施打击。随后，拉姆斯菲尔德与中央司令部司令佛兰克斯将军连线讨论了实施攻击的具体作战计划。经过讨论，确定了由“战斧”巡航导弹和F-117隐形战斗机投掷炸弹摧毁地下掩体的联合打击方案。
美国当地时间19日晚7点12分，巴格达时间20日凌晨3点12分，布什下令开始行动。F-117早已在预定地点待命，接到命令后，立刻飞往巴格达执行任务。与此同时，早就在红海和地中海海域做好战斗准备的四艘巡洋舰和两艘攻击潜艇向位于巴格达南部的指定目标发射了40枚“战斧”巡航导弹。当天晚上，也就是美国当地时间19日晚上的10点15分，布什在他的椭圆形办公室向全世界发表讲话，宣布“斩首行动”已经开始。
可以说，“斩首行动”拉开了伊拉克战争的序幕，它直接决定了美军在伊拉克战争中战略上的优势地位，让萨达姆政权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遭到毁灭性打击。显然，这样的开场方式比大军压境更能让伊拉克的独裁者萨达姆胆寒。无疑，特尼特的情报在这个独特的开场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斩首行动”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战果。虽然在这一行动中，美英联军先后向伊拉克的巴格达、巴士拉、纳杰夫、摩苏尔、基尔库克、乌姆盖斯尔等十余座城市和港口，投掷了各类精确制导炸弹2000多枚，发射“战斧”巡航导弹500枚，仍然没能“斩首”。萨达姆在电视和广播里向全国发表讲话，号召伊拉克人民抗击美国侵略者，致使美英联军的地面进攻一度受阻，“速战速决”的目标未能实现。与此同时，每天都有数百名伊拉克人从国外返回伊拉克，加入与美英联军作战的行列。特尼特在战前曾断言：“这次打击行动，美国在伊拉克本土是孤立无援的。虽然平日里那些从中情局获得大笔经费的伊拉克南部的部族首领曾对中情局承诺过，一旦战争开始必将站在美国一边，事实上，一旦战争真的开始，他们会毫不犹豫地与萨达姆站在一起。”后来的事实证明，特尼特的判断是对的。
丑闻之后的情报失误
特尼特在担任中情局副局长期间，就经历了多次丑闻危机，对于丑闻给中情局带来的士气低落和尴尬处境深有体会。然而，与丑闻相比，特尼特最不愿意看到的还是情报失误。因为丑闻似乎一直伴随着中情局的成长，在他看来并不能对中情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而重大情报失误给中情局甚至美国整个情报界带来的打击则是毁灭性的。但是，尽管他死死盯着、紧抓不放，却仍然没有逃过重大情报失误，就像中情局没有逃过丑闻一样，并最终迫使他不得不引咎辞职。
这些重大的情报失误包括，未能及时掌握印度进行核试验和“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征兆，以及对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误判。
1998年，印度进行了多次核试验，挑起了南亚核军备竞赛。巴基斯坦为与印度抗衡，也进行了核试验。对印度的军事活动进行严密监视的中情局事先未能对此做出预测，直到印度政府对外宣布核试验成功，中情局才如同从梦中惊醒。美国国会得知后十分震惊，他们无法理解这个每年耗费美国纳税人280亿美元的庞大机构整天都在干什么。1998年5月14日，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就中情局在印度核试验问题上的失误举行了一次听证会。会上，面对参议员们的指责，特尼特哑口无言。
虽然对印度核试验的情报失误让中情局很难堪，但这个失误至少没有给美国带来直接损失。如果说这是个大笑话的话，那么对“9·11”恐怖袭击事件的情报失误，则成为中情局的耻辱与梦魇了。
2001年9月11日，美国纽约的世贸大厦和华盛顿的国防部五角大楼几乎同时遭到恐怖袭击，2795人在此次事件中丧生。这是历史上美国本土首次受到重创。中情局对如此大规模的恐怖袭击未能做出预判，致使特尼特不仅受到美国国会的斥责，更受到美国公众的强烈质疑。
之所以将“9·11”事件称为中情局的耻辱，是因为中情局在此事上的不作为，使美国政府没能抓住阻止悲剧发生的机会。
事实上，中情局在2000年1月就发现了“基地”组织的活动。当时，十几名“基地”组织的重要人物佯装为游客，在吉隆坡的一所豪华公寓内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会议的内容是，讨论对美国发动一场恐怖袭击。这个会议完全处于中央情报局的监控之下，中情局甚至还搞清了其中一些人的名字。会议结束之后，与会者之一纳瓦夫·阿尔哈兹米于1月15日抵达洛杉矶。与此同时，中情局还发现另一名与会者哈利德·阿尔米达尔也多次进出美国，并获得过可多次往返美国的签证。2001年9月11日劫持美国航空公司第77次航班飞机撞击五角大楼的，正是这两个人。也就是说，纳瓦夫·阿尔哈兹米与哈利德·阿尔米达尔很早就处于中情局的监控之下，并且可以随时抓捕这两个人，而中情局竟如此麻痹大意，让他们在自己眼皮底下，发动了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事件。国会参众两院联合调查委员会发表的“9·11”事件调查报告，严厉批评了中央情报局和其他情报机构没有化解劫机事件的失职行为。特尼特在“9·11”事件调查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曾就此道歉。
但道歉归道歉，以后能不能完全避免情报失误，谁也不敢打保票。不过，通过“9·11”事件，特尼特倒是得出了这样一点教训：宁可把小事夸大，甚至无中生有，也不要把大事化小。
他把这个教训用在了对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判断上。根据中央情报局的情报，美国政府认为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伊拉克又拒绝联合国武器核查小组的核查。这就为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提供了最好的借口。
从伊拉克战争一开始，美国就挖地三尺在伊拉克寻找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然而，直到战争结束，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没有找到，这不能不说是对美国政府的一个莫大讽刺，使其又一次在国际社会中陷于尴尬境地。美国国会再次拿中央情报局撒气，批评说，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便判断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十分荒谬的做法。
过错总得有人承担责任。在各界的强烈质疑下，身心疲惫的特尼特终于选择了辞职。
2004年6月2日，特尼特向布什提出了辞职申请。在得到批准后，特尼特对中央情报局全体人员发表了辞职演讲。他说：“在过去的九年里，我荣幸地成为一个伟大美国家庭的成员，这个伟大家庭就是美国的情报界。我一直生活在中央情报局这个大家庭的中心。在这些漫长、多事的日子里，我们共同经历了成功，也经历了失望，有过欢乐，也有过悲伤……”
“为建设我们的情报系统，我们投入了全部身心。能和美国最优秀的人员一起工作并感到满意，是对我个人最大的回报……当我回顾过去十年里中情局的发展过程时，我更加感到骄傲。先担任中情局副局长，后又担任局长，使我有机会参与中情局能力的巨变过程。这种巨变可能外人并不知道，但它在未来将使我们的国家受益匪浅……”
“美国的情报系统在经历冷战后的几年财政和人员的枯竭后，现在已经开始接受新的投入，无论是人力、财力还是关注度。我们需要这些来应对新世界和新世纪的挑战。你们作为美国情报人员，已经把这些投入转化为力量。我相信，美国人民将继续要求给充满爱国心的中情局提供财政支持，你们应当获得支持。”
几乎所有的媒体都认为，特尼特是布什为确保连任推出的替罪羊。“总统感到需要有人承担责任，通过要求特尼特离开，他间接地做到了这一点。”前中情局长特纳如是说。无论是被当做替罪羊，还是主动“舍身救主”，反正布什爽快地接受了特尼特的辞职。他带着七年任期留给他的疲惫、焦虑、委屈和失意离开了。
辞职后，特尼特并没有赋闲在家。他的母校乔治敦大学给他发来了聘书，请他担任外交学教授——一个很不错的职位，聘期三年。当被问到是否会为中情局招聘大学生时，特尼特的发言人直言不讳，说特尼特肯定将向“对公共服务工作感兴趣的学生提供就业指导”。看来特尼特对情报行业有着难以割舍的感情。在一次对大学生的演讲中，特尼特还公开为中情局的情报失误辩护，但也不得不承认，伊拉克战争发生后获得的情报，并没有支持战前美国对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