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当时我还没全身心地投入到知识的学习中。我始终没有定性，还是喜欢到处乱跑，只是这种个性开始由根深蒂固变得有所收敛了一些，但这时华伦夫人的生活方式却助长了这种癖好。她那里太嘈杂了，这对喜欢僻静的我来说不太合适。每天都有很多陌生人从四面八方来到她这里，我确信这些人无非是按照各自的方式来欺骗她罢了，这样的想法让我痛苦不堪。既然我取代了克洛德·阿奈的位置，也赢得了妈妈的信任，但是真正接手之后才发现她的情况实在太糟糕了。我曾无数次向她提出忠告，但是一切都没用，无论我怎样恳请、央求、发誓、许愿，一切都是徒劳的。我曾跪在她的脚下，竭尽全力说明有灾难正在威胁着她，哀求她务必要减少开支，并提议从我做起。我还说，年轻的时候吃点苦不算什么，总比老了之后债台高筑强。她似乎被我的良苦用心打动了，像我一样深切地认识到事情的重要性，并且发誓要按我说的去做。但是，只要来一个无赖汉，她什么都忘掉了。千百次的失败证明了我的苦口婆心是毫无用处的，除了转过头去不看那些我无力防止的灾难外，我还有什么办法呢？我既然看守不住家门，就只好离开这里去尼翁、日内瓦、里昂作一些短暂的旅行。这种旅行使我暂时忘却了内心的烦恼，但与此同时，花销的不断增加又滋生了新的烦恼。我可以发誓，如果妈妈真的能够从节俭中受益的话，再苦的生活我也能忍受。但是，我心里很明白，我千方百计省下来的那点儿钱迟早也会落入那些骗子手中，不如索性利用她慷慨大方的弱点和他们分享算了。我就好像一只从屠宰场出来的狗，既然保不住那块肉，就不如叼走我自己的那一份。
我向来能够找到外出旅行的借口，帮妈妈做事就是一个再好不过的借口。她的社会关系很多，有很多需要接洽和办理的事，肯定要委托一个稳妥可靠的人。她自然只乐意派我去。我正巴不得她这么做呢。这样一来，我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到各处去转转了。这些旅行使我得以结识一些有用的人，他们以后都成了我的良朋益友。在里昂，我认识了派里松先生，他对我表示了好感，现在我很后悔没有能继续和他交往下去。在格勒诺布尔，我认识了代邦夫人。她是德巴尔东南谢议长的夫人，非常有才华，如果我有机会能常去拜访她，她一定会对我产生好感的。在日内瓦，我认识了法国代表克洛苏尔先生，他常和我谈起我的母亲，虽然时光荏苒，她也已去世很久了，但往事仍在他的心间萦绕。另外我还结识了巴里约父子，那个父亲把我叫作他的孙儿，他是一个令人非常喜欢与之交往的人，也是我认识的人中最可尊敬的人物之一。在共和国的艰难时期，这两位公民参加到互相敌对的阵营当中：儿子参加了人民派，父亲加入了执政派。1737年开火的时候，我恰巧正在日内瓦，亲眼看到他们父子二人全副武装地从同一幢房子里走出来，父亲前往市政厅去了，儿子则迈向自己的集会地点，他们心知肚明，两小时后他们将会当面对阵，说不定还会刺穿彼此的喉咙。这种可怕的情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我当即发誓：假如我恢复了公民权的话，我决不投入任何内战，并且永远不会在国内用武力扞卫自由，既不会参与其中，更不会投赞成票。我能够证明，我坚守了自己的诺言，即使是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人们将会发现——无论如何，我希望他们这样——我的这一做法是值得赞许的。
但是，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心中涌动的最初的爱国主义热忱，这是由日内瓦的武装斗争所激发的。后来发生了一件应该由我负责的十分严重的事情，读者可以从中判断出我离这种爱国热情还远着呢，这个事件我当时忘了谈它，现在却不应该忽略。
几年前，我的舅父贝纳尔前往卡罗林纳，目的是为了监督他所设计的查尔斯顿城建造计划的实施。但是，他刚到那里不久就去世了。我那可怜的表兄也为效忠普鲁士王而光荣殉职了，这样我的舅母就差不多同时失去了丈夫和儿子。这一惨痛的打击让她对自己幸存的至亲热情起来，这位至亲就是我。我到日内瓦去的时候便住在她家，闲来无事的时候，我就会翻阅舅父遗留下的书籍和文件。其中，我发现了书信等几样有趣的东西，这些东西的存在是别人料想不到的。我的舅母不是很看重这堆破烂儿，还说如果我需要的话，全部都可以拿走。我只看中了两三本由我的外祖父贝纳尔牧师批注过的书，其中有一本罗霍尔特的四开本遗着，这本书的空白边上写满了精彩绝伦的评论，这让我对数学产生了兴趣。这本书以后就一直放在华伦夫人的书库里，我很后悔没有将它收藏好。除了这些书籍外，我还拿了五六本手稿，一本印刷的书籍，是着名的米舍利·杜克莱所写的一份文件，他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可惜思想过于激进了。日后，他遭到日内瓦官员们的残酷迫害，刚刚死在阿尔贝的城堡中，他被监禁在那里好多年。据说，他的罪名是参与了伯尔尼谋反事件。
这份文件是对筑城计划的一个非常明智的批评，那个大而无当的计划已经部分地在日内瓦付诸实施，一些专家由于不了解议会实行这个宏伟计划的隐秘目的，曾对该计划极力加以讽刺。米舍利先生指出了这个计划的致命弱点，并因此被筑城委员会开除了。然而他认为，即使不是作为二百人议会中的一员，哪怕是以公民的身份也有权利发表自己的意见。于是写了这个文件，并且轻率地印了出来，但没有公开发行。他只印了二百份，分发给议员。议会得到消息后，命令邮局将这些小册子全部扣留。我在舅父遗留的资料中发现了这份文件，以及他的意见书，我把这两份文件都拿走了。这次外出旅行是在我离开土地登记处以后不久，当时我和处长果克赛里律师交情不浅。以后不久，关税局长决意让我作他儿子的教父，并且请果克赛里夫人作教母。这种荣誉让我洋洋自得起来，同时也骄傲能同这位律师有如此亲近的交情。为了表示自己能够担当得起这样巨大的荣耀，我竭力装出一副很了不起的样子。
在这种想法的支配下，我认为最好让他看看米舍利先生的印刷文件——那的确是一份稀有的文件——藉此可以证明，我是知道政府机密的诸多日内瓦权贵之一。但是，由于某种难以解释的隐秘动机，我没有把舅父对这份文件的意见书拿给他，也许因为那是一份手稿，而且只有印刷品才是律师先生所需要的。于是，我竟然愚蠢地相信了他，而且还将那份文件交给了他，他也深知那份文件的重要价值。然而，从此我就没能收回它，也没有再见到它。后来，我深信无论怎么样努力都是徒劳的，不如送个顺水人情算了，把他强占的东西变成了一件馈赠品。这份文件虽然十分稀奇，但却没有多少实用价值。毫无疑问，他肯定会拿着它到都灵宫廷大肆吹嘘，也许还会漫天要价，好像他花了大价钱才获得了这份文件一样。所幸的是，在一切有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中，撒丁王围攻日内瓦是可能性最小，但也决不是绝对不可能的。否则的话，我肯定会后悔终生的，因为自己出于愚蠢的虚荣心而把这个城市的弱点透露给了它的宿敌。
我就这样消磨了两三年的时间，我的注意力也在音乐、医药、行行色色的计划和旅行之间徘徊，兴趣也是不断从这件事转向另一件事。我很想稳定下来，但是又不知道该干什么。但是，渐渐地，我对学问产生了兴趣，并开始和文人打起了交道，听他们谈论文学，有时自己还会斗胆插上几句话。其实我完全是在玩文字游戏，对其中的含义一窍不通。在我去日内瓦的时候，顺便探望了我亲爱的老友西蒙先生，他把自己从巴耶或是哥罗米埃斯得到的学术界的最新消息讲给我听，这大大鼓舞了我求知的热情。在尚贝里，我经常去拜访一位雅各宾派的修士，他是一位物理学教授，一个很和善的人，他的名字我现在已经忘记了。当时，他常常做一些使我感到非常有趣的小试验。有一次，在他的指导下，我决定借助奥扎南的《趣味数学》，制造一种密写墨水，我在玻璃瓶里装了多半瓶生石灰、硫化砷和水，用塞子拧紧。几乎是在同时，瓶内的液体剧烈地沸腾起来。我赶紧跑了过去，想打开瓶塞，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它像炸弹一样在我的面前爆炸了。我还咽了一口硫化砷和石灰的混合物，这差点儿要了我的命。从那以后的六个星期内，我什么也看不见。这次教训让我明白了，如果不懂实验的原理就千万不要去尝试。
这次的意外事件对我的身体健康可不是一件好事，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的健康状况已经越来越糟糕了。我真不明白，我的体格本来就很健壮，又没有任何不良嗜好，为什么眼看着一天不如一天了呢？我的身体很强壮，胸部也很宽阔，呼吸本应是很顺畅的，然而我却经常感到气短，有的时候被压迫得简直喘不过气来，而且还伴有心悸和吐血。甚至我开始经常发烧，从那以后一直没有治好过。我的身体内部没有任何毛病，又没有做过任何有碍健康的事，为什么会在年轻的时候落得如此凄惨的境地呢？
俗话说：色字头上一把刀。这正是我的生动写照。我的激情让我活力四射，同时也伤害了我。或许有人会问：什么激情？一些不值一提的小事，一些最为幼稚的事，就是这些让我就像是要占有海伦，或者要登上统治世界的宝座那样激动起来。首当其冲的是——女人。当我占有一个女人后，感官虽然得到了满足，但我的心却无法平静下来。在肉欲的享受之中，我对爱情的需求依旧无法满足。我有了一个温柔的妈妈，一个亲爱的女友。但是我还需要一个情妇。于是，我就将妈妈想象成了情妇，甚至还千百次自欺欺人地变换她的形象。当我拥抱着她的时候，如果我知道是在妈妈怀里的话，即使我拥抱得同样有力，我的欲望也会熄灭。我肯定会被感动得热泪盈眶，但却并不觉得快乐。肉欲的快感啊！难道这是上帝给男人的宿命安排吗？即使我此生中只有一次尝到了爱情的全部欢乐，我相信我这个孱弱的身体根本经受不住的，我肯定会当场死去的。
就这样，我终日受着这种没有对象的爱情的煎熬。也许正是这种爱情才更耗费精力。一想到可怜的妈妈的境遇每况愈下，还有她那种不审慎的行为，以及必然破产的悲惨命运，我就感到心如刀绞。我的想象很灵验，那些不幸的事件总是接踵而至，其不幸程度和结局甚至比我想象的更加可怕。我已经预见到，自己将会为穷困所迫，而且必须离开我用全部真心相爱的、缺了她我就失去生活乐趣的那个女人。因此，我总是心神不宁，欲望和忧虑相互交替着吞噬我的心。
音乐是我的另一种激情，虽然没那么炽烈，但也同样消耗我的精力，因为我简直对它着了魔，因为我一直坚持拼命钻研拉莫的那些难懂的着作，因为即便我的记忆力已经不大好使了，我依然固执地加重它的负担，因为我为了教音乐课得不断地东奔西走，因为我还得夜以继日地编写和抄写大量的乐谱。但是，为什么要提到这些经常性的工作呢？这些傻事一直占据着我的脑海——那些短到只有一天的爱好、一次旅行、一次音乐会、一顿晚餐、一次散步、读一本小说、看一出喜剧，所有这些事情，无须事先考虑安排好就可以信手拈来，而且还可以从中享受到快乐。有的时候，这些对我说来还可以演变成不可遏制的激情。即使当它们变得滑稽可笑的时候，我也能感受到锥心的痛苦。我曾无数次疯狂地时断时续地阅读《克利弗兰》。我相信，虚构的克利弗兰的不幸比我的悲惨遭遇更让我难过。
在尚贝里，有一个名叫巴格莱的日内瓦人，曾在俄国彼得大帝的宫廷里做过事。他是我见过的最无耻最荒唐的人。他的脑袋里装满了和他自己一样疯狂的计划，百万巨款在他的口中就像毛毛雨一样平常，却不考虑自己根本就是不名一文。他有个纠纷要在元老院解决，所以到尚贝里来了，一来就缠上了妈妈，这是理所当然的，他慷慨地给妈妈拿出了许多一本万利的宝贵计划，而把妈妈仅有的那点银币一块一块地骗走了。我非常不喜欢这个人，这一点他也看出来了——对此我毫不掩饰，自然很容易看出来——他不惜用种种卑鄙手段来巴结我。他懂得一点棋艺，便提议教我下棋。我违心地试了一试。刚刚掌握了基本的要领之后，我的进步非常快，第一局快完时，我就用他开始时让我的堡垒将了他的军。这就足够了，我一下子迷上了下棋。我买棋盘棋子，还买一本勒·卡拉布华写的棋谱，一个人关在屋子里再也不出门了。我开始夜以继日地刻苦钻研，还用心记住所有的棋谱，实在记不住就一个劲儿往脑子里硬塞。我还废寝忘食地跟自己下起了棋。经过两三个月艰苦卓绝的训练，也付出了不可想象的努力之后，我就到咖啡馆一试身手去了。那时我又黑又瘦，简直像一个傻子。居然向巴格莱先生发起挑战。第一盘我输了，第二盘我又输了，一直输到二十盘。我脑袋里的那些棋谱全成了一锅粥，我的想象力也变迟钝了，眼前一片迷茫。每当我拿起菲里多尔或斯达马的棋谱，练习和研究各种布局时，同样的情形就再次出现了：由于极度疲劳而造成的心力衰竭，我的棋下得比以前更糟了。而且，就是我过上一段时间不下棋，或者是努力继续钻研，也总是和那第一次下棋一样，一点进步也没有。我的水平始终停留在第一次下棋的终局时刻。我就是再练习千百年，也不过是拿堡垒将巴格莱的军的水平而已，仅此而已。你一定会说，时间真好消磨！不错！我的确耗费了不少时间。我只是在自己的精力难以为继的时候，才会放下了最初的尝试。我从房间里出来时，简直像个活死人，要是继续这样下去，恐怕也是不久于人世的。人们不得不承认，特别像我这样一个正当年富力强的年轻人，要想保持健康确实是太困难的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