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欢离合叙事结构在中国电影史上是一种非常富有活力和适应性的叙事形式，一直到今天它依然体现在广大中国电影人的创作中，并深深吸引着观众的眼球和情感投入、引起观众广泛的共鸣。例如，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创下国内票房惊人纪录的《405谋杀案》、赢得良好口碑和票房的《我的兄弟姐妹》、《暖》、《云水谣》等等影片，都是对悲欢离合叙事结构模式的出色运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405谋杀案》这部影片。这部投资仅60万元的电影，在当时即使是上海大光明这样的影院票价也只有三毛五分钱的情况下，票房收入竟高达一个亿，按照这个比例，即使是今天引进的美国大片的票房收益也远远不及。
《405谋杀案》之所以会达到万人空巷、观影人次超过一个亿的效果，除了影片的时尚元素，如“电声乐器”和古典吉他的电影原声音乐，卷发、花衬衫、喇叭裤、尖头皮鞋的时尚人物造型，激烈刺激的真实动作，和沈耀庭导演对西方电影商业模式的成功借鉴之外，影片对中国电影悲欢离合叙事结构模式的采用也不容忽视。这是一部融侦探和抒情于一体的、富有中国特色的娱乐片。陈明辉和方明山两位战友的久别重逢为这部影片注入了历史气息和抒情韵味。
由仲星火饰演的陈明辉是一个老刑警，他没有英俊的外貌，也没有敏捷的身手，影片中也没有男欢女爱，爱恨情仇，但是陈明辉那坚毅沧桑的眼神和两位战友两次对暗号的情景依然深深打动了观众的心。90年代以来的《我的兄弟姐妹》、《云水谣》等影片适应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电影创作环境，不仅采用悲欢离合叙事结构模式，而且使用当红明星来扮演剧中角色，例如梁咏琪、姜武、崔健加盟《我的兄弟姐妹》，《云水谣》更是群星闪耀、新老明星齐聚，陈昆、李冰冰、徐若萱、梁洛施等偶像新星与秦汉、归亚蕾、杨贵媚等老牌巨星同台竞技。正如郑洞天导演所言，“《云水谣》也是这样，具有商业大片的可能性。当观众已经被训练出连《夜宴》都不满意、如此眼光挑剔时，它至少提供了一些观众熟悉的语言和情感方式”[59]，像《云水谣》这样拥有契合民族欣赏习惯的叙事形式再加上明星助阵、精致的镜头语言和适宜的宣传包装，不赢得观众的眼球反而会是令人奇怪的事情。
事实上，《我的兄弟姐妹》在中国电影票房颇不景气的2001年连创佳绩。“自6月8日在广州首映以来捷报频传，全国各上映城市票房快速攀升，首映七个城市：广州、深圳、上海、南京、武汉、重庆、成都全线飘红，截至7月6日北京首映，七个城市票房已将近1000万。……短短一个半月的时间，全国有近200万人观看了此片，许多长期国产影片市场低迷的中小城市都借该片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由于此片口碑之好、势头之猛，令全国各省市电影公司都愿延长放映时间，而发行方亦对这部低成本影片的全国映出票房做出‘将达到2000万元’的大胆预测”[60]，它的市场延续性甚至超过了当时的很多中影大片。《云水谣》则名利双收，不仅票房收益颇丰，影片上映十天票房就超过了2600万，后来虽然遭遇了《满城尽带黄金甲》，但最终票房超过了3300万，而且它还获得百花、金鸡、华表电影节的多项大奖，它几乎囊括了第十二届华表奖所有重要的奖项，包括优秀影片、优秀导演、优秀编剧、优秀男演员(陈坤)、优秀女演员(李冰冰)，甚至还包括优秀电影技术奖。霍建起导演的《暖》则深深打动了中国观众的心，而“《暖》之所以凄婉动人，首先是因为，作为观者的我们对作品所依托的叙事母题先验地存有一个与之相对应的接受心理结构”[61]。
其实，拍摄具有民族特点、投合中国观众审美趣味的影片也一直是中国电影人的自觉追求，他们对中国观众非常了解、也非常重视。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中国电影导演就对当时的观众进行了细致的观察，认为“观众之来电影院的目的，观众对于影片的观念，绝对不是我们平日理想中所假定的了，他们来电影院的目的是求娱乐、他们对于影戏的观念是作为自己的娱乐品”[62]。但是，即使在中国电影刚刚起步、步履维艰的那个时期，中国电影人对于观众的态度也并不是一味迎合，“意境高的影片，在程度高的人固然欢迎，即程度低的人也总可看得——而且久之赏鉴的眼光自能增高。至于意境浅陋的影片，程度低的人固能欢迎，但程度高的人便不堪寓目了。不过我们现在的计划，也不敢把程度一味提高，只取折中的办法，使它循序渐进”[63]。本着循序渐进的目的，他们一方面力求生产出适应社会和时代要求以及体现自己艺术追求的影片，另一方面也有意识地汲取为中国观众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蔡楚生认为“一部好的影片的最主要的前提，是使观众发生兴趣……在正确的意识外面，不得不包上一层糖衣，以使观众感兴趣而容易接受……现在的观众，还是要求看比较情节复杂些的东西……有人说《渔光曲》近结束的一段，未免太巧了一点，这一点我是接受的，不过，我以为只要这发生的事情是社会上常有的现象，那么是并不妨碍剧本的；并且为了戏剧性和一般的观众还是喜欢多一些情节的缘故，所以我终于这样做了”[4]。第四代电影人的杰出代表吴贻弓导演也曾经说道，“我认识到电影必须与观众沟通，中国观众喜欢有一个完整的故事，喜欢叙事的明白流畅，喜欢韵味融在叙事中，也就是造型功能与叙事功能融洽，喜欢人物性格鲜明，不喜欢强加于人，不欣赏时空过分打乱……我力图将自己的风格与我国广大观众的欣赏习惯沟通”[64，P226]，“电影的叙事本性应该体现为整体综合的结果，甚至应该是最后由观众自己去完成的”[65，P129]。
就如露丝·本尼迪克特所言“真正把人们维系在一起的是他们的文化，即他们所共同具有的观念和准则”[46，P12]，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文化环境的大动荡、大发展、传统的往者复来的宇宙意识、整体性的思维方式、深厚的家族主义文化积淀、潜在的集体文化心理结构共同促成了悲欢离合叙事结构在中国电影发展过程中所占据的突出位置。契合中国观众深层观影思维的叙事模式再加上靓丽的明星、优美的摄影、精致的声音、适宜的包装和宣传，就成为这些影片赢得观众和票房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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