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诸多的人生目标中，名和利是两大主题。虽然有人说追逐名利者俗不可耐，只因名利为浮云。但是在干事业的人眼中，名利双收仍旧是不变的主追求。有理想的人在实现理想的路上并不过于计较名利，但是在成就之后反而迫切的需要。这是因为，功成名就被狭义地理解了，其实，掌握自身命运的权力高于一切虚名。
1.文武兼用，王霸两专
一直强硬的人会引发埋怨，一直软弱的人会失去大好时机和人际支持。只有恩威并施，文武兼修的领导者才能离成功更近。
王道贵文，以德治天下，霸道尚武，以力取天下，前者取柔，所以积弱易亡，后者取刚，所以积怨速亡，各有所偏。综观中国古代，有尚文、有尚武，也有文武杂用、王霸两道兼施。
综观历代天下英雄豪杰，凡奉行王道霸术者，大致有如下特点：尽为有所作为的人物；尽为智能人物；能利用时世，又能造就时世；能守能变，能屈能伸；有大勇，有确定的人生目标与志向；知人善任，爱惜人才。
这是行王道霸术的人们的共性，这共性曹操当然具有，但仅有这些那曹操就不是曹操了，他还有他的特点，即：挟天子以令诸侯，打的是皇帝牌；放纵情性，不拘小节；敢冒险，常死里逃生、乱中取胜；认定有道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这些特点，既是曹操用霸术而兼用王道的主要表现，也是曹操枭雄人生的突出特点。戎马一生，手握重权，又处乱世，因之王霸之道对曹操来讲太重要了。纵观曹操的一生，其实就是王霸两道共用的一生。只不过三国时代特殊的历史背景，曹操对霸道似乎更钟情一些。
作为三国时期中国北方的实际统治者，曹操虽然也下达过几道推行王道的政令，如《修学令》、《抑兼并令》、《礼让令》、《清时令》、《整齐风俗令》
等，但这些王道愿望与举措，与紧张的三国争战，与丝毫松懈不得的朝廷内部的争权夺利相比，毕竟让曹操想得到却常顾不上，所以对其一生事业似不重要。也由于此故，在定都许都以后，尤其在赤壁之战惨败后，曹操在内政上更多的是用霸术巩固自己在北方的霸主地位。当然，于曹操这也就是巩固根本，要真正巩固根本，他还须把关中的事情办好。
夺取关中，就是对曹操王霸两道并用的极好印证。当曹操一个个扫荡了北方的对手后，如吕布、袁绍、乌桓、黄巾义军等，他的战略目标就是向南争天下，也就是征服东吴与西蜀。但赤壁一战，曹操认识到南征不易，并且即便南征，关中马超、韩遂等始终是后患。其实，曹操对关中一直颇为用心，甚至对关中诸将一直比对刘表、孙权还认真。因为在建安初年，刘表忙于征服南边的战争，孙权年幼刚登位，还来不及有什么大举动；再者刘表即便想对曹操怎么样也是犹犹豫豫，做不出什么举动。关中诸将不同，他们有兵有将，虽无大志向，但拥兵自重也无忧患，于是也就便于行动。只要他们想坏曹操的事，挥师东进，那曹操就麻烦了。所以曹操在攻吕布、战袁绍、征袁术的同时，总要把关中的事情安排得叫自己放心了，才大军起程。也就是赤壁之战以前对关中诸将大体采取的是安抚、笼络的策略，这与曹操用钟繇督率关中诸军，用人得当大有关系，当然更得益于“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地位。
但尽管如此，马超、韩遂是口服心不服，这一点曹操心中有数。所以赤壁之战后，夺取关中，就成为曹操统一北方的最后一战，也是南征无后顾之忧的必要条件。
王霸两手并用，也就是有理、有利、有节。因为马腾、马超、韩遂等都接受了朝廷的任命，并且在建安十三年马腾携家人到朝廷任职，仅留马超在关中督率军马，韩遂在第二年也把儿子送到邺城。如此对他们用兵，以中央而攻地方，实乃豺虎之行，这是说不过去的。第二是要拆散马、韩联盟。在关中诸将中，马超、韩遂实力最大，而马腾与韩遂是把兄弟，虽有前嫌，但后来和好，私谊甚深，且为生存，共同对敌，团结得就更紧了。所以务必分化他们，以便各个击破。在解决第二个问题时，曹操实施的办法是：拉拢韩遂，孤立马超。曹操给韩遂写了封信，讨好韩遂说：“将军从前反叛朝廷，那是有人逼迫您，您没办法才这样做，这一点我明白。现在国家如此，希望您早来朝廷，我们共同匡扶汉室。”曹操真实目的是想把韩遂弄到朝中控制起来，就像对待已在京中的马腾。对曹操的邀请和诱惑，韩遂很矛盾，结果就是上面说的，把儿子送到邺城，实际做了曹操的人质。无故进攻人家，还要师出有名，曹操煞费苦心也没一个好办法。就在这时，钟繇给曹操出了个主意，请兵三干，以讨伐汉中张鲁为名进入关中。曹操立即从钟繇的提议中看到自己需要的东西，立即请荀或征求卫觊的意见。卫觊说出一番道理：关中诸将，本无大志，封官得爵，已经心安。如果大军进军关中，说是征讨张鲁，而张鲁还远在汉中，关中诸将必然疑心丞相是征讨他们的，那局面就不好收拾了。曹操极不赞成卫觊的分析，因为这正是他需要的、期待出现的局面。
因为大军进入关中，无论马超等行动或不行动，对曹操都是有利的。马超等按兵不动，说明他们信服丞相的军事安排，关中无敌人，当然是好事；如果马超等举兵反叛，正好出师平叛，夺取关中，使整个中国北方完成一统，日后南征便无后顾之忧。曹操此一策略可谓一箭双雕，又万无一失。
军备的、道义的、心理的，各方面准备好了，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曹操便正式派钟繇率军西进，同时又令夏侯渊等将从河东郡率众出发，前去与钟繇会合。关中诸将很快得知钟繇大军西进关中的消息，马超积极活动，韩遂也不以在朝为人质的儿子为念，立即与马超联合，一时关中十路人马群起响应，十万大军日夜兼程开赴潼关，以抵御曹军西进关中。到七月份，曹操安排了邺下和朝中的事务，即亲赴潼关前线，很快取得渭南大捷。后来马超兵败，南投张鲁，最后归顺刘备。韩遂兵败逃回金城(今甘肃兰州西北)，后来被部将所杀。关中的事情就这样被曹操经营下来了。
曹操用霸术不忘王道，但从其性格特征来讲，曹操的霸道对应势力的膨胀还是起了关键作用的。曹操一向提倡尚武精神。他在《<鹗鸡赋>序》里写道：“鹗鸡猛气，其斗终无负，期于必死。令人以鹗为冠，像此也。”鹛鸡有勇猛的气概，争斗时从不败退，直到战死。“鹖冠”见于《坊记》：“赵武灵王制鹗冠以表武士。”因此，曹操让官兵们用鹖鸡的羽毛装饰头盔，以显出军人的威武。他规定，每年立秋以后要择日检阅兵马，“亲执金鼓以令进退”，督促全军认真操练，做到常备不懈，故曹家军武艺精熟，能攻善守，作风顽强，很有战斗力。
政权的本质是军队，无论是夺取政权还是巩固政权，都离不开军队。曹操苦心经营、奋斗终生的事业，是结束军阀割据，使天下由战乱分裂走向安宁统一的“霸王之业”。为了实现这个志向，他建立了“霸王之兵”，并始终牢固地控制着最高指挥权，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曹家军统帅。孙武说：“夫霸王之兵，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是故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下之权，信己之私，威加于敌，故其城可拔，其国可隳。”曹操注：“霸王者，不结成天下诸侯之交权者也，绝天下之交，夺天下之权，以威德伸己之私。”即“霸王之兵”的作用为：按自己的意志消灭全部割据势力。
这就是曹家军的历史使命。
军队是曹操施展霸术的工具，其施展手段巩固军队，提高战斗力，尽管有许多不择手段的地方，却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我不愚人，人便愚我”，两相比较，曹操的做法就不足为怪了。
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当一个人能以天下为己任时，他就是天下，这个逻辑虽然有些霸道但也很直白，隐隐也透出王者霸气。而一个做大事的人需要的正是这种霸气！
2.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
热爱权力的人也会看轻名位。只要实权在手，其余的可有可无了。
关于曹操集权又不做皇帝，大体反映了曹操用霸术并兼用王道的政治谋略，也反映了他既热衷于权力，而又看重实际。他敢作敢为，为此也使出了浑身解数。他的怨主、对头较多，在这种情况下也决定了他一旦抓到权柄，就会紧紧地攥到手里至死不放：一是为了保全自己，二是为了威震天下，三是为了功名富贵。
关于这一点，有两个与曹操同时代的人物可以比较，一是诸葛亮，二是袁术。
诸葛亮是道家人物，刘备三顾茅庐方出山。他奉行的是“功成名就身退”，也就是说诸葛亮是为着帮刘备的忙而出山的。因此，他个人不图权位，因而治军施政从来不做过头事，也就是所谓“诸葛一生唯谨慎”。曹操却截然相反，他所有缜密的心术、手段都是为了权力。这就是曹操的霸道。
袁术其人既无才又无德，只是仰仗四世三公的家门才割据一方。他只知道高才捷足可先登，但他忘了自己的能耐有多大，也忘了天下还有多少英雄好汉，尤其忘了他自己还是汉家臣子。因此，他狂妄到称帝自重，这就注定要失败。曹操却不同，他虽用霸术及王道，并且这两者都受到人们的指责，他本人甚至被斥为“汉贼”，但从他的一系列作为看，他始终明白自己是汉家臣子。不仅如此，作为一代枭雄，无论多么急功近利，他心头总有一团解不开的忠臣情结。正因如此，他始终力图在汉家门庭里扮演一个忠臣的角色，从头到尾都期望在天下人面前树立起一个治乱有成的良臣形象。因此，当他做了魏王后，有人劝他取代汉献帝，他却坦率地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
曹操集权而又不想当皇帝，反映了他的明智与清醒。在这一点上曹操是没有矛盾的，有的只是行为逻辑上的悖论。本来社会人生就充满了矛盾，而一个处于权力旋涡，利害旋涡的人就会遇到更多的矛盾，文化心理的、伦理道德的、权力地位的、名声道义的等等。在众多矛盾的交织点上，曹操的高明之处在于集权而不当皇帝，不做天下众矢之的，不冒天下之大不韪。
曹操是一个典型的功利主义者，他已经取得了太多的实利。他大权在握，生杀予夺，连皇帝都可以操纵；他加九锡，为魏公，拥有的太多，没有的只是一顶皇冠。曹操把功利主义发挥到了极致。为了实实在在的功利，早些时候曹操就毅然和董卓决裂，以献身的精神首举讨董义旗。这是曹操生平极辉煌的篇章，充当了汉末第一英雄的角色，这当然是行王道。后来的事虽然难以预料，但在当时曹操肯定是大智、大勇、大忠。陈留举兵，曹操是行王道也是行霸道，结果如何难以预料，但至少有几种可能：成，为汉家扫平董卓，重整河山，做一桩于汉家天下功德无量的事，做一个大大的忠臣；不成，拥兵自重，与群雄争霸。这些考虑都是实实在在的。
为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他有雄才大略，但他绝不是沉于幻想的人。为了打败袁绍，他可以冒死亲率士卒去攻打乌巢，这样果决，置生死于不顾。为了稳拿既得的胜利，官渡之战后，他将袁军降卒七万人一举坑杀，这与当时的刘备、诸葛亮形成鲜明的对比。诸葛亮治蜀时，也曾多次捕获叛乱兵将，《但从来都是以王道教化之，以王德感化之，显示出更加恢弘的气度和把握局势的自信。在这一点上，曹操的王道霸术在许多时候具有急功近利的特点，并表现出他性格急躁、生}生奸诈和手段残酷。
为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他能诚心诚意地礼贤下士。比如他光着脚跑出来欢迎许攸，谦卑问计。如果没有许攸，曹操即便可以打败袁绍，那难度增加凡成几倍很难说定。也是在这里，他和袁绍形成鲜明的对比。许攸叫袁绍奇袭许都，当然是高明之见，袁绍不听，但还要做出足智多谋、成竹在胸的样子。袁绍讲面子，讲虚名，曹操讲实效，讲踏实去做，一败一成也就十分明显了。
古往今来，不少人都败在“慕虚名而处实祸”上。在曹操那个乱世，要想做一个真正立得住脚的霸主，必须要有全局眼光，不能因小失大。
曹操《让县自明本志令》谈自己生平行事与心迹时说过这样一段话：“然欲孤便尔委捐所典兵众，以还执事，归就武平侯国，实不可也。何者?诚恐已离后伙人所祸也。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这些话的意思是，当时已有人指责曹操有异志，不仅刘备、周瑜指责曹操名为汉相、实为汉贼，即便曹操统治的许都，也有许多人认定曹操有异志。因此，有人建议曹操把兵权交还给朝廷，辞去丞相职务，回到自己武平侯封国去养老享福。曹操的回答是：断乎不可!为何不可，大而言之是不能让国家再次陷入战乱；小而言之，是个人不能图虚名而招来实实在在的祸殃，所谓“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
“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可谓曹操操纵王霸之术的传神之笔，集中起来就是一个“实”字。
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曹操临死前不仅已统一了北方，而且北方的统治也已经巩固，对内又成功地镇压了刘氏王室集团的反曹势力。曹操的身份也由丞相兼冀州牧，并加赐九锡(皇帝为表示对大臣的特别尊宠而赐予的九种器物，它往往成为禅让前的一个步骤)，晋封为公。到建安二十一年，又被献帝晋封为魏王。
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四月，献帝命曹操设计只有天子才可以使用的旌旗，出入时像皇帝那样，左右严密警戒。六月，以军师华歆为御史大夫。十月，献帝命曹操像天子那样头戴悬垂有十二根玉串的礼帽，乘坐特制的金根车，套六马，并设置五时副车。同时，以五官中郎将曹丕为魏国太子。
就这样，曹操完成了夺取帝位和世袭权力的一切准备，在通向帝王的道路上，差不多已经走到了终点。曹操不仅已在实际上控制了朝廷的一切大权，而且使自己成为一个事实上的无冕之王。曹操唯一欠缺的就是一个皇帝的名号而已。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不要轻易相信什么天命，与其相比相信自己更为重要一些。命运有时也会在现实变化面前低头。
3.上书自明本志，表忠心
想成就一番事业就要有大局观念，在该隐藏自己真实意图的时候懂得修饰，在应该全力以赴的时候毫不含糊。
自己究竟有怎样实力，不是和对手面对面的时候才知道。心知肚明的前提下，过早将自己的底牌亮出去，或在不足以制胜的情况下出手，往往会在以后的交战中失败。羽翼未丰满时，更不可四处张扬。正所谓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不急不躁，就是指君子待时而动，要善于保存自己的实力，不可轻举妄动，更不可因为一些小事而误了大事。
自献帝完全成为曹操操控的奴隶帝王，他一直十分在意别人说自己要造反。献帝定都许昌前后，侍中太史令王立曾多次对献帝说：“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代替火德的是土德，承继汉位的是魏，能安天下的是曹姓，只要委任曹氏就行了。”曹操听说此事后，让人带话给王立，说：“知道你忠于朝廷，然而天道深远，希望你不要多说!”曹操其时羽翼未丰，对于这一类称说天命的言论，自然不能不采取慎之又慎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