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军事委员会特慎重地向南京政府当局诸公进言，在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理应翻然改悔，以“兄弟阅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此不仅诸公之幸，实亦民族国家之福。如仍执迷不悟甘为汉奸卖国贼，则诸公的统治必将最后瓦解，必将为全中国人民所唾弃所倾覆。
《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1936年5月5日），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第386页。
语出《诗经·小雅·常棣》：“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毛诗笺》释：“务，侮也。兄弟虽内阋而外御侮也。”周朝把宗族亲戚分封建制，分成若干小国，作为周的屏障。各个被封国家，都是文王、武王或周公的后代，这样次交叉存在，谓为兄弟诸国。到西周召穆公时，感到周德衰微，于是纠合宗族于成周作诗，诗名《常棣》。诗中说：“常棣之华，鄂不群（wei）群。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又云：“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意思是兄弟虽不和，不能废弃亲戚亲情，犹能同心对敌。阋：争吵，争斗。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将侵略的矛头进一步指向华北，发动所谓“华北自治运动”，企图将华北五省及北平、天津、青岛三个特别市控制在自己的羽翼之下。这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开始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中共中央为了推进抗日救亡运动，在1935年11月13日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毛泽东在25日发表对《红色中华》报记者的谈话，重申“苏维埃中央政府愿意与国内任何武装队伍订立反蒋的作战协定”，进行民族革命战争，以求中国领土的解放和完整。这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从苏联回到陕北，向中共中央口头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人民阵线的决议精神。毛泽东、朱德分别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表《抗日救国宣言》，提出愿同一切抗日反蒋者订立停战协定，进而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
自瓦窑堡会议确定了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以后，中国共产党积极寻求联合各界力量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对于同自己打了近十年内战的蒋介石，中国共产党此时也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出发，主张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在策略上，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的态度则有一个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的过渡时期。《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就是发表于这个时期的一篇文献。
在1936年3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中共中央专门讨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问题。毛泽东指出，在全国民众要求抗日的形势下，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已发生分化。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是：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下，对民族反革命派采取各个击破，对民族革命派采取各个争取；争取民族改良主义者同民族革命派的左翼建立坚固的同盟。
“停止内战”这一口号的提出，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从“抗日反蒋”向“逼蒋抗日”的策略进行转变。4月9日晚，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张闻天提出：“目前不应发布讨蒋令，而应发布告人民书与通电。”“我们的旗帜是讨日令，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中心口号在停止内战”。当时同中共关系良好的张学良也对周恩来分析说，蒋介石的错处在于他坚持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因此目前最主要的问题在于设法把蒋的这个错误政策扭转过来，真正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周恩来当即对他提出的逼蒋抗日或联蒋抗日的主张表示同意，并表示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针政策问题，愿意把这个意见带回去，提请党中央郑重考虑后再作答复。
5月5日，毛泽东、朱德联名向南京政府和各党派、各团体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呼吁：“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辱’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这个通电没有再提“讨蒋”、“反蒋”的口号，而且将旧称“蒋贼”改为“蒋介石氏”，这一字之改在全国各界产生了巨大反响，也充分表达了中国共产党欲与国民党南京政府共同“外御其侮”的真诚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