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道是吉人天相。两天后，25岁的斯特林被提升为上尉，并被授权指挥一支由6名军官和60名队员组成的特种部队，这支队伍的名称是：特别空勤旅L分队。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空勤旅，那不过是达德利·克拉克准将杜撰出来吓唬敌人的，好让他们相信盟军在中东地区有一支庞大的空降部队。
SAS就这么诞生了，设想出自一个“瘸子”，名字则出自一个“骗子”。
L支队的第一批队员大多是斯特林在突击队里的队友，这些人大多受不了正规部队中的条条框框，憧憬着新部队会有不同的风格，然而，等待他们的却是更严格的纪律和更艰苦的训练。3个月后，在1分队的头一次伞降演习中，就有两名队员因伞包在空中没能打开而坠地身亡。
斯特林把SAS的首次行动定在了1941年11月，目的是为了配合盟军在这个月即将展开的代号为“十字军战士”的反攻。他计划袭击沿海替米尼和哥查拉附近的5个机场，以减轻地面进攻部队将面临的空中威胁。SAS的队员将于16日晚分五组空降至目标区域附近，迅速找到机场并隐蔽起来，等到次日晚间盟军发动反攻前再下手，炸毁机场上的敌机，然后分别撤至会合地点，由英军的“沙漠长途分队”（简称LRDG，主要负责侦察和情报搜集）用车辆将他们运送回大本营。
老天爷总是在节骨眼上跟人开玩笑。天气预报显示行动当晚有大风，能见度很低，这对本来就没有太多空降经验的L分队来说是很不利的。但如果取消这次行动，3个月的精心准备就会付之东流，部队的士气也会受到影响。在与手下军官商量后，斯特林决定赌一回。但是，在狂风中挣扎的英军飞机根本看不清东西南北。一架飞机不多久就被德军击落，还有一架上了当，被使用英语说话的德国地勤人员诱骗降落到了敌人的机场。其他一些队员得以从另3架飞机上成功完成了伞降，可是他们的运气也好不到哪里去。一名队员后来回忆道：“直到把我们放下来时，飞行员也不能肯定是不是到了预定的位置。当我跳下去后，狂风使我看不到下面，在触地时我仍蜷着腿，根本没有做落地的动作。在一阵巨痛后，我发现自己又被大风疯狂地卷走，一丛荆棘挂住降落伞才让我的身体停了下来，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在慌乱中忘了将放伞的搭扣解开。”
很多队员在落地时受了伤，空投下来的武器装备更是无影无踪。斯特林被摔晕了过去，醒来后他总算找到了几枚炸弹，但却没有雷管。完成任务是不可能了，接下来只能赶紧收拢队伍，找到“沙漠长途分队”的车辆载他们回去。最初参加行动的65名队员中，只有22名最后安全撤回了基地。
所幸，初战失利没有使英军指挥部对斯特林的部队失去信心，而斯特林也从失败中获得了有益的启示。他想，既然“沙漠长途分队”能成功地将他们带出沙漠，那也应该有能力把他们送进去，完全用不着空降。就是在这个环节上的改变，为SAS后来在北非的行动带来了一连串的胜利。仅在12月，L分队就成功袭击了敌军在色替、阿吉拉、塔米特、诺费利亚等处的机场，炸毁敌机逾百架，还摧毁了大量仓库、油库和车辆。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斯特林可谓是春风得意。L分队先是增加了60人，又于次年9月扩编为团，共650人，含1个指挥连和A、B、C、1）4个战斗连，其中C连由法军组成，而D连就是最初的特别舟艇部队（SBS）。团长斯特林此时已被提升为中校，正当他踌躇满志地要大干时，一场灾难却悄悄降临了。
1943年1月，斯特林在一次行动后，正想与手下队员找个地方休息，没料到那儿恰好是德军一个警卫营的训练场所，这个营又恰恰是用来专门对付SAS的。更令斯特林难堪的是，逮住他的竟是这个营的一名牙医。斯特林在被捕后曾试过越狱，但不多久就又被捉回来，这回德军把他送到了意大利的科尔迪兹集中营。
在斯特林被捕后，SAS中的法国连返回了原部队，特舟中队也被派往巴勒斯坦，剩下的两个连约250人重组后，被命名为特别攻击分队（SRS）。与此同时，大卫·斯特林的胞弟比尔·斯特林在第一军成立了第二支特别空勤团，他们和SRS后来一起参加了盟军攻占西西里的战役以及最后的D日反攻。
斯特林于1945年4月从集中营生还，他回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递交一份关于将SAS派往远东战场的详细计划。这份计划得到了丘吉尔的首肯，但不久后美军在长崎和广岛扔下的原子弹使它失去了意义，二战结束了。
SAS在二战中最成功的战例要数那些破坏德军的机场和供给线的行动，他们常常以极小的代价、很少的人员和装备投入，换来大量常规部队都很难取得的战果，给敌人后方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在这些战斗中，虽说有些牺牲在所难免，但SAS绝不作“自杀队伍”，他们会在战斗中算账，不仅不做赔本买卖，但凡不能一本万利他们也不干。有一份关于SAS在二战中一次行动的机密报告，从中我们可以领略到SAS的风格。
行动报告
目标：炸毁位于西地布兰尼121和05机场上的敌方飞机和仓库
执行人员：斯考特上尉、沃尔上尉及8名战士
运输工具：1辆吉普和1辆3吨卡车
报告人：斯考特上尉
我率领小分队于1942年7月3日从卡布里特出发，次日到达设在亚历山大港的第八军司令部，在那里见到了斯特林少校和沙漠长途侦察分队的戈登上尉。当日，我们一起向沙漠进发，并于6日下午安全抵达接头地点，与另外3支长途侦察小分队会合。我们停下来休整了一天半，做好袭击敌人的一切准备。在这期间，有几架德国侦察机从头上飞过，但他们没能发现我们。
斯特林少校作了最后一次指示，他要求我们在到达目标后，立即用无线电与长途侦察分队的指挥部取得联系，强调在确认两处机场停有12架以上的飞机前不要冒然采取行动。
我们分两组出发，我带一组去打121机场，沃尔带另一组去打05机场。开出去没多久，我开始担心车辆的油料不是，甚至想用无线电联络指挥部，请求派飞机空投油料和食品。这时，头顶上又传来敌机的轰鸣声，我们赶紧隐蔽起来。就这样又往前赶了一阵，并在通往西地布兰尼的路上有了意外的惊喜。我们发现一些过去英军从这里撤退时遗弃的油桶、食品，还有水！在接下去的路上我们又不断发现部队丢下来的一些装备，这让队员们很是欢喜。
11日晚，两个小组都到达了各自目标的附近。按计划，我们下车的地方距机场应有6．4公里距离，但因地图上的误差，沃尔小组实际上离机场还有16公里，而我们离敌人却只有3．2公里。
我们只睡了2个小时就开始搜索前进了。沃尔一组很快就找到了观察机场的理想地点，而我的小组遇上了点麻烦。就在我们快到一个观察点时，出现了一支6人的德军巡逻队。我们料想他们定是看见我们后回去搬兵了，于是，赶紧依着沙丘摆出了防御的架势，只等与敌人死拚。但一直等到第二天天黑德军也没再出现，看来，那队巡逻队要么根本没看见我们，要么就没认出对面是英国人。这时，我们才定下心来，开始观察起机场的情况来。有几架德军的运输机降落在05机场，但到晚上它们就又都出动了。而121机场根本就是一个诱骗英军轰炸机的假目标，根本没有飞机进出。我们将这些情况和敌运输机的进出路线报告给了指挥部。
13日晚，我们回到了最初的会合地点进行补给并找到了沙漠长途分队。沃尔的小组没有出现，于是我们留下一些食品和水，又出发去另一观察点了。一直到16日，当我们前往破坏德军要道的巴格巴格的路上又途经那个会合点时，才看到精疲力竭的沃尔小组刚刚赶到。由于路况太差，我们去巴格巴格的计划落空了，最后也折回了会合点。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两个小组一直在附近地区活动，尽可能多地给德军制造些麻烦。我们破坏了从玛萨到西地布兰尼间的水管；沃尔小组炸毁了停在05机场上的4架运输机，皇家空军根据我们提供的情报，至少击落了另外10架满载货物准备出航的运输机；为了不让德军捡到便宜，我们还顺便将沿路英军遗弃的一些装备、车辆破坏掉。后来听说因为我们的袭扰活动，德军一度中断玛萨以西路段上的运输。
8月7日，我们安全返回在埃及的总部。部队没有任何人员伤亡。一路上我们虽屡被敌机发现，但由于有风沙的掩护，也因为能及时化整为零、巧妙转移，我们闯过了一关又一关。
2、走进丛林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SAS的发展曾一度陷入停滞不前的状态。就在这时候，马来半岛的人民革命风起云涌。马来民族游击队已发展到三四千人，外围群众组织更有几十万人之众。他们隐藏在浓密的热带丛林中，不时袭击种植园、村庄和城镇。殖民地当局对游击队反复围剿，但收效甚微，不得不向英国政府求救。在当时的英军总参谋长威廉·斯利姆爵士的建议下，特别空勤旅的前任指挥官迈克·卡尔弗特少校被授命，就镇压马来革命提出对策。
卡尔弗特是一名非常有个性的军官。在二战时期，他曾是缅甸战场上的一员虎将，1945年时接任SAS的指挥官。据说在一次酒会上，蒙哥马利元帅曾向在场的许多军官征求对战局的意见，但他们大多支支吾吾，只有卡尔弗特能侃侃而谈，言之有据。
经过七个月的调查研究，甚至长途跋涉数万里亲赴战地考察，卡尔弗特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军事行动失利的原因在于当地的部队、警察和地方政府缺少配合，派往马来半岛的英军惧怕深入丛林作战，他们得不到丛林中土著人支持等。他还认为，丛林本来是“中性的”，那里生存环境无论对马游击队，还是英军都是严峻的考验。如果英军能派一支精悍的分队，像游击队一样长期驻扎在丛林中，同时通过赠送食品、药品拉拢土著人以获得情报，他们就完全能战胜丛林，取得胜利。
卡尔弗特的计划得到了英军决策层的赏识，他被任命为前往丛林作战的特种部队的指挥官。原先这支部队被命名为“马来亚，侦察队”，而卡尔弗特则在脑子里盘算着借此机会重振特空团的旗鼓。事实上，在奉命负责暂时解散SAS时，他就处心积虑地为这支部队在本土军中保住了血脉。在卡尔弗特的积极游说下，马来亚侦察队终于有了一个光荣的注脚，它被正式称作“马来亚侦察队（特别空勤团）”。
在进入丛林的最初一段时间里，卡尔弗特和他的部队进展并不顺利。卡尔弗特几乎是白手起家，他缺少必要的后勤和行政上的支援，从招募队员、培训、计划到配备武器装备他都得亲自过问。开始时，他的队员都是由各部队推荐来的，连队的指挥官往往把那些惹事生非或是不中意的人踢过来。卡尔弗特自己是个不拘小节的人，经常喝得酩酊大醉，这就难怪他带出来的队伍看上去也很散漫。但不管怎么说，马来亚侦察队很快就适应了丛林，个个都成了野外生存专家。
1951年中，由于染上了热带疾病，卡尔弗特不得不返回欧洲疗养。来自陆军的约翰·斯洛中校接替了卡尔弗特的工作，他的到来为马来分队带了新的风气。斯洛中校开始严肃军纪，并对队员进行严格的训练。他首先引进了步兵中规范的训练课程，使特种部队的成员熟练掌握单兵武器使用、班排战术等基本功，然而，他又针对实际需要增加了爆破、伞降，在丛林中快速修建直升机停机坪、巡逻和袭击等方面的训练。经过一段时间的锤炼，马来亚侦察分队终于脱胎换骨，面貌一新。这种变化在1952年年初，实施的赫尔斯贝行动中就可以略识一斑。
赫尔斯贝行动的目标区域在马来——泰国边境中段附近，处在派拉克河两条支流白兰河与新歌河间乌鲁拉哈山山脚下的谷地中。这里到处沟壑纵横，急流险滩。但沿河岸地势稍平坦处土壤十分肥沃，种植着大量稻米、玉蜀黍、木薯等作物，是游击队的天然粮仓。英军选择围剿这一地区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有情报称，游击队第十二团的团部驻扎在河谷，且很可能其领导人。陈朋（音译）也在这一带活动。SAS的3个中队将参与这次行动，他们的任务是找到并消灭丛林中游击队的根据地。B连将在河谷的西侧白兰河岸边实施伞降，与从东南方向步行穿插过来的C连及D连形成合围。这是SAS建成以来投入兵力较多的一次行动，也是自横渡莱茵河后，英军首次采用伞降作战。
2月1日C连和D连到达离泰国边境24公里处，他们原先打算乘卡车前往巴图梅林塔，然后去翻那几道山。但在一场大雨和洪水冲刷过后，车辆再也无法前进了，部队只能在离目的地还有几公里的地方弃车步行。在那样的地形就意味着他们要在烈日下走上两天，很多人在脚上都打出了水泡。
到达巴图梅林塔后，2个连在镇上作了补给，接下来每个人要背负约31公斤重、是够七天使用的口粮。2月4日部队又上路了，下面的路程更加难走，而他们还必须和时间赛跑，因为按计划B连将于2月8日在预定地点伞降。指挥官伍德豪斯一个劲地催促队伍走快些，他让两个连轮流领头，因为走在后面的部队相对总要吃力些。从上午7点半到下午5点半，部队一刻都没有停下来，甚至连顿饭都没有吃。第二天他们到了一片干涸的河床，很多人的脚被跑进鞋里的沙砾搓掉了皮。下士莫斯利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当他艰难地解开鞋时，发现一片片皮肤已脱落，并粘到了袜子上，双脚磨得血肉模糊。伍德豪斯让他和另外两人撤回巴图梅林塔，同时命令部队不要停下来，也不要再管掉队的人。
令伍德豪斯更加头痛的是在丛林中很难辨清方向。他们使用的地图十分粗略，找来的向导虽然熟悉地形，却与他们有语言沟通上的障碍，而且他根本没有时间概念。傍晚时，向导称在到达前面大河还要六个钟头，于是伍德豪斯命令部队原地休息。但第二天他们到达河边时，发现才用了3个小时，前一天若不停下来，天黑前他们就可能赶到。
这时，他们刚走完差不多一半路程，剩下的路程必须在两天内完成。伍德豪斯命令部队兵分两路，由沃尔斯率C连渡过河水下游从东边接近目的地；他自己则带领D连翻过山头包抄过去，他想，总会有一支队伍能在伞降日开始前到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