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创意，使得生产出的彩色编织袋一经面世，便受到了农民的热情欢迎，企业也得以迅速拓展了市场，促进了发展，其产值由1996年的1 000多万元发展到1999年的6 800万元，设备也由普通的铁轮机换成了全自动的13条生产线。为了解决颜色纯正和耐久的问题，蔡老板还聘请了浙江大学的教授，采用先进的纳米技术。如今蔡老板的彩色编织袋已具有相当的市场势力，独家生产各种规格、各种颜色的塑料编织袋，产品畅销国内，并出口亚欧国家，利润由每条3分钱提高到每条7角。每当谈起他的彩色编织袋，性格内向、不苟言笑的蔡老板马上眉开眼笑，活泼健谈了起来。
温商懂得这样一个道理：该模仿时需全力去模仿，吃透学透，但该放手时则要毫不吝惜。每当模仿别人的产品时，温商总是费尽心思，大胆去模仿；而该变革时，即使正是发展的好机会，他们也会在所不惜。他们时刻盯着市场变化，绝不抱一劳永逸之想，不会一条小路走到黑，而懂得在适宜的阵地打枪——在模仿别人、深作研究的同时，还要注意外面世界的变化，喝着碗里的米粥，还应瞅着锅里的干饭。
温商懂得在效仿中超越的道理，时刻保持着积极创新的精神。但温商的模仿并不只是为模仿而模仿，而是在模仿中超越，在模仿中时刻寻找着突破——细心观察别人的经验，同时挑剔别人的缺点，有意识地进行改进。他们懂得，有时即使最微小的变革，也会在市场上产生巨大的效益。总之，从模仿到创新，这就是温商致富的一大秘诀。
商道69 诚信是经商之本
【经典商道】
在温商看来，诚信乃经商之本，难怪温商一个签名就能贷到几千万，凭的就是自己的诚信。
诚信是中国思想中的传统品德，是中国商人最崇尚的道德信条，也是他们得以发迹和发展的基础。在现代社会中，诚信具有更重要的意义。我们知道，人们之间的社会行为从功能上说，以合作活动和交换活动为主。例如工厂、农村、机关、公司中，人们的工作都是以合作的方式进行，甚至在一个家庭中也少不了合作。交换与传递在合作中必不可少。最典型的是在商业领域，买卖、委托、招聘、雇佣等，几乎每一种合作或交换都涉及守信、守约。在个人与个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体现了守信守约的多层次性。现代社会，除以法律的硬性规定来保障交换行为的可信外，一个人只有靠长时期的立诚守信行为才能建立起信誉，信誉本身是有价值的，它是一个人、一个企业的通行证、信用卡，处世讲求诚与信，这是我们这个古老民族在现代社会的座右铭。
但是，现在许多人似乎对充斥在周围的坑蒙拐骗已习以为常，有的人甚至对以骗为能的“能人”佩服得五体投地。有的人甚至认为“无商不奸”，于是，在生意场上屡屡出现坑蒙拐骗、赖账害人、欺生宰熟、制假贩假的卑劣行径。这种人自以为聪明，实际上是愚蠢至极，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既害人又害己。
市场经济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诚信经济，离开了诚信，市场经济根本就无法运行。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诚信已成为每个人立足社会不可或缺的“无形资本”，恪守信用乃是每个人应当具备的生存理念之一。一个人言而无信，说话不算数，人们怎敢与他打交道？温商在“诚信”方面，也经历了一个知耻后进的过程。
这是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事情。一北方女青年给未婚夫买了一双款式新颖的温州皮鞋，没料到在两天后的结婚筵席上，新郎的皮鞋却开了帮，仔细一瞧，里头塞的全是马粪纸。恼怒之下，小两口把破鞋用邮包寄给了温州市的市长，质问温州人拿这种劣质皮鞋坑人，当市长的红不红脸？
其实，市长也有口难言，在市场经济秩序混乱无序的当时，他经常收到类似邮包。由于缺乏有效约束，全市几千家皮鞋厂与十几万供销员中，生产销售这种早晨穿上、黄昏就破的“晨昏鞋”的不是少数人，你上哪儿管去？
著名的“柳市黑潮”和“火烧武林门”事件，使温商的市场信誉降到了零点。前者是指柳市质量低劣的低压电器；后者是指在杭州武林门市场五千多双劣质温州皮鞋被付之一炬。这两件事情给温州带来的影响极大：不仅工厂被查、店面被封，产品被毁，合同作废，一时间，温商成了欺诈、奸商的代名词，温州货也成了假冒伪劣的代称。
市场经济初期，信用缺失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使温商更早地明白诚信的商业精神的重要性，他们清楚了凭什么从市场中得到真正的回报和长远的财富。
在全行业蒙受耻辱之后，温州大多数企业老板充分意识到“质量佳企业兴，质量差企业亡”的事理。后来在温州政府的引导下，争创名牌，名牌兴业蔚然成风，品牌、质量、信用的意识不断增强。也正缘于此，1994年至1995年，余进华在中央台做广告，率先打出了“温州制造”的牌子。
余进华的父亲余阿寿是个老鞋工，他亲眼目睹、亲身感受了中国鞋业的时代变化。12岁就开始做鞋的余阿寿，1973年凭着租赁鞋摊起家，为人处世厚道诚实，由于从事鞋业资格最老，在温州拥有很高的声誉，被人尊称为“皮鞋寿”。
“皮鞋寿”清楚地记得，当年他租赁鞋摊时温州皮鞋畅销，许多温州老板一哄而上都做起了皮鞋生意，就连一些从来不懂皮鞋生产工艺的人也操起了锤子剪刀。个别人带头，大家一哄而上，为了追求利润不惜以次充好，使得温州皮鞋质量急剧下降，声誉日毁，消费者对温州鞋无不深恶痛绝。一些本来信誉很好的鞋商也跟着背上了黑锅，奥康鞋业的王振滔是如此，吉尔达的余氏父子更是如此。当时对温州鞋的声讨之声四起，就连温州皮鞋真品当时销售情况最好的武汉商场，也不得不将温州皮鞋一股脑儿清除下柜。
当年温州鞋业的四面楚歌，令“皮鞋寿”痛定思痛。在温州市有关部门的联络下，余阿寿铁肩担道义，毅然筹建起鞋业协会，历任四届会长。其间，他与370多家鞋厂厂长联合发出倡议：确保温州皮鞋质量，不赚一分昧心钱，重拾市场信用。任职8年间，余阿寿半天时间在自家厂里上班，半天时间则开车到各个厂家、商场监督指导。经历了失信之痛的温州鞋业，终于依靠诚信重新赢回了市场。从失信到立信，温州人整整用了14年。
现在的温商已将诚信视为自己经商之本，立身之本。发生在安徽省桐城市一个老板桂小欢身上的事足以说明温商对诚信精神的崇尚。
年近50岁的桂小欢，是安徽桐城一家布轮作坊的老板，他所生产的布轮是给鞋底打光用的一种专业用品，每个售价在30～80元之间，一般一年一结账。这次货物送完后，桂小欢的二十多家温州客户给他打了131万元的欠条。这是桂小欢全家辛苦一年多卖出的产品总额。2002年10月底的一天，卖完货的桂小欢从温州乘夜班长途车回安徽老家，为的是抓紧再生产一些布轮发往温州。作为一个小生意人，卖出13万余元的货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谁知，桂小欢的包在回家的车上丢了，里面装着客户们打下的36张欠条，那意味着桂小欢辛苦1年的13万元钱没有了。桂小欢疯了似的找，但还是没有找到。
得到了消息的老伴一下子瘫在了床上，半天都没反应过来。
桂小欢知道借条还钱的规矩，可是没有了欠条空口无凭，那些温州老板会相信一个外地小商人吗？桂小欢感到有些绝望。但没有了13万元，也就意味着自己从此血本无归，倾家荡产了。
这时的桂小欢就想：反正“死马当活马医”吧，再回温州一趟，碰碰运气，要回多少算多少吧。于是桂小欢没有听老伴的劝告，硬着头皮去了温州，一家一家上门重新补开欠条。
桂小欢的第一个目标是较为正规的泰马鞋厂，经理陈海永知道情况后说：“欠条丢了？多少货没结账？谁收了货就叫谁补个条吧。”桂小欢没想到“要债”居然这么轻松，心里一阵狂喜，马上就去财务室补了条，领了钱。
桂小欢趁热打铁。紧接着又一口气跑了四家大型鞋厂。这些厂子因为都有存底或电脑记录，所以不费一点周折，或给他补了欠条或付现款。一上午，桂小欢就收回了三万多元钱的损失，脸上笑开了花。可随即又愁成了苦瓜：因为有相当一部分欠条是一些小厂开的，那些小厂的欠条是随手开的，不像大厂那样有存底，更谈不上什么电脑记录，他们会不会不认账呢？
桂小欢下午去的第一家是位女老板，女老板知道他的来意后说：“欠条丢了就丢了呗。只要货送来了，我们承认就是，但我记不清具体金额是多少啊！”
桂小欢心里一阵凉，但又有话好好说，一旦闹僵了。她一分钱不认自己也没法，于是说：“老板娘，你说是多少就是多少吧。”女老板说：“哎，你话不能这么说，我们都靠做生意赚钱，都要讲求个诚信。别以为你的欠条丢了我就赖你的账，不可能的。”后来女老板在桂小欢的提示下想起了金额，痛痛快快的将钱付给了他。
对此，桂小欢对人说，我们都是小生意人，没想到温州一个农村妇女也如此讲诚信。
信用，是温商赚钱的真正“法宝”。一只小小的打火机，由28个配件组成，而这些配件由不同的供应商制造。哪一个配件供应商发生偏差，整个打火机就出问题。于是，那个不守信用的供应商就会被大家踢出局。
温商非常看重信用，不讲信用的人，在温州永远都站不住脚。
以借钱为例，在很多地方，借钱是件不容易的事情，因为到头来往往是“黄世仁”怕“杨白劳”。而在温州，则并不很难。有时小额短期借款可能连借条都不用打，借了钱的人往往会提前还钱，万一临时周转不过来，也要东挪西借把欠款先还上再说。
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反差呢？因为不讲信用的人，下次不会有人再跟他打交道。“这是一个不讲信用的人。”在温州，谁也不想落得这样的名声。
信用是什么？信用就是金钱。
李嘉诚说过：“一个企业的开始意味着一个良好信誉的开始。有了信誉，自然就会有财路，这是必须具备的商业道德。就像做人一样，忠诚，有气节，对自己所说出的每一句话，做出的每一个承诺，一定要牢牢记在心里，并且一定要能够做得到。”
商道70 有社会责任感，
才是真正的企业家
【经典商道】
人处于社会之中，必然承载着一定的社会责任，对于温商们来说，财富虽然为他们带来了各种荣耀，但同时，社会也要求他们有一定的责任，财富的大小和责任的大小成正比。
在郑元忠看来，一个企业家如果不真心想为社会负点责任，就很难成为真正的企业家。早在温州大学读书时，他就认为学校在管理运作等方面存在很多问题，于是产生了改制温州大学的想法。1998年6月，在温州市政协的一次常委会上，郑元忠递交了一份“个人买断温州大学，实行私有化管理”的提案，他个人认为民办能给学校带来新的运作方式，能回报给社会更多的就学资源，他很有信心把温州大学办成名牌大学。当时可行性报告写了三十多章，向有关部门呈报，也向有关部门口述。
后来，浙江省教委也想批他的文件，但是考虑到这其中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教职员工的安排等都有相当的困难，于是郑元忠就退了一步，由打算买下温州大学，改为投资搞温州大学服装学院，并将服装学院建成全国一流的专业学院，这对盘活教育资源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其实，郑元忠不仅想在教育上施展拳脚，而且还想在政治上充分施展自己的理想。在他看来，他比较适合政治这一方面，他觉得自己在这方面的能力要胜过搞企业的能力。另外，盘活政府资源，对于公共责任的承担无疑是条捷径。于是他提出要当温州市的市长，他的看法是这样的，一般来说现在当市长的，他们的胆子比较小，因为他们怕丢了乌纱帽。温州这几年应该说发展的脚步还算比较快，但是有很多方面还可以搞得更好，原因之一就是市长的胆子不是很大。如果让他来当市长的话，他的胆子就大，而且不怕丢乌纱帽，丢了他还可以回去继续搞他的企业，这就是无欲则刚的道理。
现在的郑元忠喜欢说这样的一段话：30岁时看自己20岁做的事，已经不算什么事了；到了40岁看30岁的事，也不觉得是大事了；现在我50岁了，也许还能做点什么事。
这就是那个一直都燃烧着生命激情的郑元忠，他总是在不停地跋涉、不停地拼搏……
人处于社会之中，必然承载着一定的社会责任，对于温商们来说，财富虽然为他们带来了各种荣耀，但同时，社会也要求他们有一定的责任，财富的大小和责任的大小成正比。
身为亿万富翁的钢铁工业巨头安德鲁·卡内基认为：发财致富的目的在于散财。当年他一贫如洗时，一位富翁曾对他以友相待，让他自由借阅私人藏书。卡内基发迹后，便大笔大笔地捐款，兴建世界最大的免费借阅图书馆系统。
朱利叶斯·罗森沃尔德将惨淡经营的西尔斯·罗巴克公司从破产的边缘挽救过来，现在已将其发展成零售业巨人。如今，他正负责发展和改进乡村代理人体系及四健会（原美国农业部提出的口号，旨在推进对农村青少年的农牧业、家政等现代科学技术教育）。他的奋斗目标是实现美国乡村地区的繁荣和教育现代化。
富翁们在慷慨的同时，也得到了更高的回报，这一回报并不仅仅体现在金钱上。
富翁们大都是乐善好施者，常常热心于公益活动和慈善事业，常常投资或提供赞助资金，如修建育婴堂、孤儿院、学校、老年福利院、为残障者办福利工厂等。在各种捐资助款的慈善活动中、在各种赈灾义演的场合里，我们总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他们慷慨解囊、一掷千金。
他们把财富捐献出来服务于社会，造福于人类，使人们从中看到了他们身上闪耀着美丽的人性光辉。
富翁们的义举是人世间最美好的行为之一，是他们对社会负责的一种表现，当然受到人们的欢迎。精明的理财术与回报社会的行动是他们高尚情操与博大胸怀的写照，两者又是那么的统一和幸福。前者不能决定后者，但可以为后者提供财富上的支持；而后者则体现出一种博大的仁爱之心，为前者寻找到一条释放金钱的途径。
亿万富翁把追求到的财富，再反馈到社会之中，让社会共同享有他的财富，这是一种更高的追求。
亿万富翁沃伦·巴菲特在自己的母校设立了100万美元的奖学金，每年奖励几位出勤率高、态度积极、品学兼优的学生，这是他对自己的母校罗斯福中学所做的一份贡献，同时，更重要的是，这项奖学金寄寓着他鼓励那些像他那样的普通学生也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而成功致富的期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