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青海和甘肃北部在当时是由著名的四大马——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实行军阀式的统治。统治宁夏的是马鸿逵，他同马步芳是远亲。这种少数民族地区本身就对一个外国人来说极具吸引力，再加上现在处于战乱时代，军阀、国民党、共产党、回民内部的教派之争，这些政治关系使得这个地区的社会生活和政治局势都显得更加与众不同了。在这么复杂的地区共产党是如何进入？又如何与当地的回民群众建立信任关系的？这些有着自己信仰的穆斯林对共产党的红色革命又是持什么态度？这是斯诺颇为感兴趣的问题。当地回民应该是马氏家族军阀统治的忠实拥护者和支持着，他们对红军应该持排拆态度，这是斯诺最初的想法，可当他真正接触这里的回民群众、接触这里的红军时，才发现一切都与他所想的完全不同，这里的军民关系十分融洽。斯诺在十五军团的访问其间，他在回民教导团访问时，发现这个团的战士大多都是从马家军队伍中过来的。
共产党的抗战政策和民族政策之所以能够被当地的回民群众接受，使当地的回民群众从抵制态度转为支持红军革命，这要从马鸿逵对宁夏地区的统治说起。马鸿逵是马福祥的长子，1933年开始主政宁夏，他为了巩固自己在宁夏的统治地位，集党、政、军大权为一身，唯我独尊，独裁专断，将宁夏变成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马氏家族天下，就连国民党也难以在宁夏立足。马鸿逵在宁夏实行专制压榨式的统治的过程中，政治上通过县、区保甲制紧紧控制农民，经济上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境内关卡林立，几乎是货无不征、无物不税，使得农民卖牛卖田，大量的土地被当地的官僚、税吏和地主兼并霸占，造成城镇商业凋零，许多实业破产。但让百姓最为不满的是马鸿逵的无理征兵行为，马家军几乎全是强迫征来的，百姓家里凡是有儿子的都要送去当兵，从1934年到1936年，征兵三次，1936年，马鸿逵为了堵击陕北的红军，竟连为其效命的保甲长也一起抓去当兵。不想去的可以自己花钱雇佣别人代替，但这只有有钱人才能做到，穷人家是没有钱雇人替自己去当兵的，因为他们根本雇不起，雇人的价格已经涨到150元了。百姓们不堪忍受，纷纷逃亡，马鸿逵则派人到处抓捕，尤其对逃兵，一经抓获，轻则毒打，重则枪毙，最残忍的是将逃兵抓来按倒在地像宰羊似的屠杀。农民无奈，有的采取了自残方式逃避抓丁。回民是一个热爱自己祖国独立和统一的民族，而此时，马鸿逵为了让日本人支持自己反共，将日本的军事代表团带进了宁夏，并允许日本人在城北修建一个机场，回民同胞是坚决不允许日本的势力侵占他们的家园的。马鸿逵的残苦统治激起了宁夏人民的强烈反抗。斯诺本来对于共产党所说的马鸿逵的劣迹还有一些怀疑，但当他自己与当地的一位卖瓜的老乡聊天时，从老乡的口中得知“马鸿逵让他们活不了，抢他们的儿子当兵，又烧又杀，……”在马鸿逵的统治下回民的生活太苦了。
这就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进驻宁夏时宁夏境内的状况，如果没有上述的状况，共产党能否成功进入宁夏并在当地建立新的红色革命根据地都是一个问号。因为国民党和军阀势力对回民群众多年的压迫和回汉之间的仇恨，使他们对一切汉人都有着防范和怀疑，有天生不愿与汉族合作的心理。而共产党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她却能在短时间内消除这种隔阂。
通过了解，斯诺得知红军在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后，积累了丰富的处理民族问题的经验，形成了一定的民族政策理论。其中的典范便是刘伯成与彝族小叶丹结盟。当时，刘伯成与聂荣臻所率红军准备进军大渡河，从泸沽到达大渡河有两条道，一条大道，一条山道，大道易行，但有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军防守堵截，山道难走，而且还要通过素来让汉人畏惧的彝族聚居区。当地的彝族分为黑彝和白彝，他们之间有矛盾，但他们对汉人的疑忌都很深。历史上诸葛亮七擒孟获就是在这里，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刘伯成与聂荣臻在权衡利弊后，决定走山道进入大渡河。红军坚信以心服人者人心服，拿出了当年诸葛亮七擒孟获的耐心，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不许对彝族百姓开枪，宣传共产党的革命政策，争取和平通过彝族区。经过反复地与当地的彝族百姓接触，宣传不拿百姓一物，不住宿，只借道而过，彝汉民族平等，帮助彝族百姓打倒当地的军阀、汉人财主，分给彝族百姓粮食、田地。最后彝族沽基家的小叶丹同意与刘伯成见面，在交谈中小叶丹了解了共产党的政策方针，又被刘伯成的气度和风范所折服，提议与刘伯成结成兄弟，他们歃血为盟，小叶丹还送当地的彝族百姓入伍为军。刘伯成与小叶丹结盟是我党在少数民族地区政策的成功运用，在民间也被传为佳话，也成为西征红军处理宁夏回族问题的宝贵经验。在西征之前，共产党早就认识到了甘肃、青海和宁夏的回民地区在整个战略中的重要性，也知道这个地区情况的特殊性。并且，红军在宁夏地区已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西北这个宽阔的地带控制着通向新疆和外蒙古的大道，也控制着共产党同苏俄发生直接联系的大道。西北有一千多万回民，地理位置极为重要，保卫西北是我党目前的重要任务，我们要在西北五省建立抗日根据地，使我们能够更有力的领导全国的抗日运动。同时，在这些地区建立根据地还有利于我党随时与苏联和外蒙古取得联系。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当地的回民群众争取到我们的势力范围和统一战线中来，否则我们的任务就不可能实现。因此，红军为了能够顺利进入宁夏地区，能够尽快与当地的回民群众融为一体，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早在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二十五军经过宁夏时，已经在宁夏进行了宣传。回族独立师的马青年回忆说：“当时西吉的兴隆镇来了一支部队，他们个个头戴一顶八角帽，身着一身青军装，队伍特别整齐，无人东张西望，无人嘻笑，不打人不骂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对群众非常体贴，为群众挑水、扫院、看病、挖厕所、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鼓励当地的回民群众推翻压迫他们的国民党和军阀马鸿逵的统治，反对大汉族主义等。并且在政策上提出了“取消一切苛捐杂税；不打回民的土豪；使用回民的器具要征得主人的同意；注意买粮、买菜要公平；强调违反者以军法论处；”红军以过硬的政治生活素质赢得了群众的信任，看到这些布告，当地的回民群众争相奔走相告，许多躲在山里的百姓都纷纷返回家中，继续生产、生活。红二十五军在宁夏的兴隆镇、单家集虽只住了五天，但在回族群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受到了多数回民群众的热情欢迎和支持。
此外，在1936年，红军西征之前，毛泽东就发布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红军认真贯彻了毛泽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1936年5月25日）和红军总政治部《关于回民工作指示》这两个重要文件，集中体现了党对少数民族的政策，首先做到了立规建制取信于民。在《对回族人民的宣言》中指出：
一、我们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主张回民自己的事情，完全由回民自己解决，凡属回民的区域由回民建立独立自主的政权，解决一切政治、经济、宗教、习惯、道德、教育以及其它的一切事情，凡属回民占少数的区域，亦以乡村为单位，在民族平等的原则上，回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建立回民自治政府。
二、我们根据信仰自由的原则，保护清真寺，保护阿訇，担保回民信仰的绝对自由。
三、武装成为独立自主的民族所不可少的条件，我们要联合回族自己的一切武装力量，并帮助、发展，更愿意武装回民成立独立的“回民抗日军”，我们希望回民的武装将来能成为抗日联军的主要力量之一。
四、取消军阀官僚民团的一切苛捐杂税，改善回民的生活。
五、保护加文，发展回民文化教育，举办回民的报纸，提高回民的政治文化水平。
六、回汉两大民族、亲密地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
七、联合土耳其、外蒙古、苏联及其它同情中国各民族彻底解放的民族与国家，共同抗日。
在中国，历代政权都不承认回民是一个民族，认为他们没有自己的文字。红军进入回民地区后，不但肯定了回民是一个民族，而且还提出了“保护回文，发展回民的文化教育，”红军还请马海德把党的一些政策和宣传口号译成阿文刷写在大街小巷的墙壁上，这都使当地的回民群众个个喜形于色。总政治部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中，还附有“对回民的三大禁条四大注意：
三大禁条为：禁止驻扎清真寺，禁止吃大荤，禁止毁坏回文经典。四大注意为：讲究清洁，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不准乱用回民的器具，注意回汉两大民族的团结。所有的西征指战员都认真学习《宣言》和指示，坚决执行民族政策，严格尊守回民的风俗习惯。还对家家户户进行革命宣传，让红军剧团专门为回民群众表演回戏，这些戏都是红军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和历史事件编写出来的，还用汉文和阿拉伯文写传单、报纸。这些都是共产党对当地回民群众的政策和为争取建立回汉统一战线而做的不懈努力。而彭德怀司令则堪称全军的楷模。他把司令部设在预旺堡的一个城隍庙会里，带头不吃大荤，主动关心回民百姓生活困难。广大红军指战员把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视为美德。这种政策的宣传，一是唤醒了回民群众的反压迫、反外来侵略的意识；另一方面共产党尊重回民群众的宗教信仰和各种生活习俗的政策，使回民群众真正认识到红军是一支与国民党军队、封建军阀军队完全不一样的军队，这支军队有铁一般的纪律和坚定的信仰，他们始终和老百姓站在一起，为彻底改变老百姓的生活而奋斗。红军严格执行这些规定和纪律，很快就赢得了广大回民的信任与支持，回民群众们在祖国处于危难之际，抛弃了前嫌。
其次，共产党爱民如天，不违教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