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见朱亦松：《中国国家的伦理基础问题》，《再生》1卷6期，1932年10月20日。
张东荪：《为国家计与为国民党计》，《再生》1卷6期，1932年10月20日。
张东荪：《“国民无罪”：评国民党党内的宪政论》，《再生》1卷8期，1932年12月20日。
张东荪：《为国家计与为国民党计》，《再生》1卷6期，1932年10月20日。
季廉：《社会革命之危机》，《国闻周报》9卷6期，1932年2月1日。
短命的孙科内阁因江浙财阀的不合作而迅速倒台，详见（美）小科伯尔著、蔡静仪译：《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1927—1937》，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63—69页。
同上，77—80页。
（日）家近亮子著、王士花译：《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177页。
孙科：《抗日救国纲领》，《申报》1932年4月25日。
参见（美）易劳逸：《流产的革命：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
《再生》的朱亦松说，“我认为过去革命政治的失败虽有种种原因，然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种原因，便是国民党误用他们在野时代夺取政权的理论和手段，作为掌握政权时代的指南针。”朱亦松：《国民党的病源》，《再生》1卷4期，1932年8月20日。
马季廉：《认清自己的失败》，《国闻周报》第九卷四十九期，1932年12月12日。
罗隆基：《论中国的共产》，收于《政治论文》，新月书店，1932年。
记者（张君劢）：《我们与他们》，《再生》1卷10期，1933年2月20日。
记者：《本志第三年之运命与使命》，《再生》3卷1期，1935年3月15日。
《国家社会党代表张君劢致汪精卫蒋介石书》，引自方庆秋编：《中国民主社会党》，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19—82页。
《蒋介石汪精卫复张君劢书》，引自方庆秋编：《中国民主社会党》，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82页。
陶其情编：《评胡适反党义近著》序，上海光明书局，1930年。
《各级学校教职员研究党义暂行条例》（1929年10月21日中央44次常会通过），引自欧阳哲生编：《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胡适与他的论敌》下册，时事出版社，1999年。
记者：《本志第三年之运命与使命》，《再生》3卷1期，1935年3月15日。
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144—145页，岳麓书社，2003年。
政之：《中国为什么没有舆论》，《国闻周报》第十一卷二期，1934年1月1日。
《本报解除停邮处分》，《大公报》社论，1935年12月12日。
邹文海：《请看宪法草案第一条》，《再生》1卷12期，1933年4月20日。
《关于言论自由》，《大公报》社论，1935年1月25日。
本文使用“公共舆论”特指1930年代思想界所讨论的一些基本问题。“公”在这里代表了“民族利益”，即民族危机下，如何使上下一心共赴“国难”。这个“公共舆论”体现在知识分子兴办的各种刊物和报纸的言论中，也体现在知识分子思考“舆论如何成立”的一些文章和著作中。这里使用的概念，不同于时下讨论热烈的“公共领域”（Publicsphere）。关于“公共领域”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讨论，参见邓正来、J·C·亚历山大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公共领域”理论的基本内容，参见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译林出版社，1999年。
《本报解除停邮处分》，《大公报》社论，1935年12月12日。
政之：《中国为什么没有舆论》，《国闻周报》第十一卷二期，1934年1月1日。
政之：《作报与看报》，《国闻周报》第十二卷一期，1934年1月1日。
同上。
政之：《中国为什么没有舆论》，《国闻周报》第十一卷二期，1934年1月1日。
张君劢：《舆论的造成与保障》，《再生》4卷6期，1937年6月1日。
杨公达：《休刊的话》，《时代公论》155、156号合刊，1935年3月22日。
这从《大公报》社论的内容就可以看出。社论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向民众宣传政府的政策、要求民众对政府的理解与支持，一类为向政府介绍民众的意见与动向，要求政府体察民情、改进政治。
《新出版法的再检讨》，《大公报》社论，1935年7月30日。
《论统制新闻》，《大公报》社论，1936年6月9日。
《新出版法的再检讨》，《大公报》社论，1936年7月30日。
《改善取缔新闻之建议》，《大公报》社论，1936年4月2日。
张佛泉：《论自由》，《国闻周报》第十一卷三期，1934年1月8日。
胡适：《蒋汪通电里提起的自由》，《独立评论》第131号，1934年12月16日。
此处诚有林毓生先生所指出的，“以思想文化的方式”解决问题的倾向，这种心理结构自然容易引发对于思想自由的重视。参见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
张佛泉：《论自由》，《国闻周报》第十一卷三期，1934年1月8日。
同上。
革命和反抗，以完全改变现存社会秩序为目的；反权威、反政府，则是相信个体具有反抗超越个体之上的组织的道德优越感，都是以共营的社会组织压制个体为基本的判断。这种“个人主义”在外在力量过于强大的时候，可能迫于屈服，或者采取忍耐与“不合作”的对策，而一旦外在力量变得软弱，就可能造成大规模的全面反抗。
张君劢：《明日之中国文化》第十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
关于中国自由主义传统的特点，参见狄百瑞：《中国的自由传统》，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年。
张东荪：《思想自由与立国常轨》，《再生》4卷1期，1937年3月1日。
张君劢：《舆论的造成与保障》，《再生》4卷6期，1937年6月1日。
张东荪：《思想自由与立国常轨》，《再生》4卷1期，1937年3月1日。
胡适：《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独立评论》第150号，1935年5月12日。
张君劢：《张东荪著〈思想与社会〉序》，收于《中西印哲学文集》，台北：学生书局，1981年。
张君劢：《思想的自主权》，《再生》2卷1期，1933年10月1日。
“与境性”这里指一种思想、主义或制度，有其赖以存在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条件。同时，当一种思想、主义或制度被引入到另一些不同的背景和条件时，它必然会产生与之相应的一些改变。
胡适：《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独立评论》第46号，1933年4月16日。
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岳麓书社2003年版，142—143页。
《独立评论》第一号，引言，1928年3月10日。
张君劢：《舆论的造成与保障》，《再生》4卷6期，1937年6月1日。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6册，1933年6月13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通讯（储安平—记者）：《现在的问题》，《再生》1卷3期，1932年7月20日。
记者（张君劢）：《说自己的话》，《再生》4卷1期，1937年3月1日。
胡适：《容忍与自由》，《胡适文集》卷十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827页。
胡适：《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独立评论》第150号，1934年12月16日。
谢泳把胡适的“自由主义”概括为一种“宽容”的精神，参见谢泳编：《胡适还是鲁迅》，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
张东荪：《思想自由与立国常轨》，《再生》4卷1期，1937年3月1日。
张东荪：《“国民无罪”》，《再生》1卷8期，1932年12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