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这方面的研究很多，一般中国现代史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著作，都有“民主”与“独裁”论争的内容。主要论文可以参见雷颐：《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困境——三十年代民主与专制的论战透视》，《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3期。顾昕：《民主思想的贫瘠土壤——评述193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关于“民主与独裁”的论战》，收于许纪霖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
②当讨论一个历史事件时，必须要将其置于长时期以来形成的结构特征中。如果说独裁与民主的论争是历史事件的话，那么30年代国内外政治变迁和社会思潮的动向就属于决定这场讨论的那种背后的结构特征。这个事件只有放置在这个结构特征中，才能显现出它的意义。
③在《独立评论》发起这场论争之前，中央大学法学院的一批教授兴办的《时代公论》已经对于独裁的性质、作用、可行性进行了讨论，他们的“独裁”理论却少有人加以系统的论述。
④“思想界”的主体是知识分子，他们通过兴办同人杂志（如《独立评论》、《再生》、《时代公论》等），讨论中国政治出路问题。
⑤郑林庄：《美国人士的新狂热——Technocracy》，《〈申报〉月刊》第2卷第4号，1933年4月15日。
⑥马季廉说，“美国政治，漠视消费者的利益，而完全受生产者支配，实为极明显之事。”参见季廉：《杜威博士论美国应组第三党》，《国闻周报》第八卷第二十三期，1931年6月15日。 ⑦Karl.Polanyi，Thegreattransformation，NewYork：Toronto，Rinehart&Company，inc.，1994。
⑧陶希圣认为1936年的国际格局已经渐渐划分为两个阵营，一个是法西斯主义国家，一个是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国家，西班牙的内战正好是两个国家阵营之间的较量。参见陶希圣：《再论分化与团结》，《大公报》星期论文，1936年8月23日。
⑨参见全鳌：《世界经济恐慌中一个没有失业的国家》，《国闻周报》第九卷第六期，1932年2月1日。
⑩“统制经济”即是计划经济（PlannedEconomy）。何廉指出“统制经济”的称呼来自日本，他认为“计划经济”的提法更合理。参见何廉：《计划经济》，《大公报》经济周刊，1933年12月27日。
蒋廷黻在1930年代的历史研究中，主要关注了远东苏俄、日本和中国的关系。1936年他还带着民国政府的使命出使苏俄。详见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岳麓书院，2003年。
钱端升：《民主政治乎？极权国家乎？》，《东方杂志》第31卷第1号。
季廉：《社会革命之危机》，《国闻周报》9卷6期，1932年2月1日。
张君劢：《国家民主政治与国家社会主义》，《再生》1卷3期，1932年7月20日。
诸青来：《对苏联的另一种观察》之“编者按语”，《再生》1卷10期，1933年2月20日。
《如何实行统制经济》，《大公报》社评，1933年9月10日。
参见卢郁文：《如何调整经济统制的机关》，《大公报》（三版），1933年10月7日。在此之前国民政府曾于1928年设立了管理、监督全国建设事业的建设委员会，其职权为“凡国营事业，如交通、水利、农林、矿冶、垦殖，开辟商港、商埠，及其他生产事业，需设计开创者均属之”，全国经济委员会与其在职权上有重叠的地方。显然全国经济委员会的设置在适应“统制经济”思潮的要求。
记者（张君劢、胡石清）：《我们所要说的话》，《再生》创刊号，1932年5月20日。
当时的德国希特勒刚刚上台，其政治动向还未明确。这里的“法西斯主义”主要是墨索里尼的政府模式。
Fascist一词来自于拉丁语Fasces，是指古代罗马长官出巡所用的一种仪仗，代表了权力和光荣。芸生：《何谓“法西斯蒂”？》，《大公报》，1932年7月25日。
参见（美）易劳逸：《流产的革命：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
张佛泉：《训政与专政》，《国闻周报》第十一卷三十六期，1934年9月10日。
芸生：《何谓“法西斯蒂”？》，《大公报》，1932年7月25日。
张君劢：《童司几氏“学术上之真理与政治上之独裁”一文之介绍辞》，《再生》2卷10期，1934年7月1日。
邱昌渭：《法西斯蒂的组织与理论》，《国闻周报》第九卷第三十六期，1932年9月12日。
杨公达：《国民党的危机与自救》，《时代公论》第4、7、11号。
共产党在国共合作时期，对于国民党的地方动员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保证了国民党的活力。而苏联在建立一个“全能主义”的政党方面，也给与国民党以极大的指导和帮助。关于国民党“党治”的失败，参见施存统：《理想中的以党治国》，《革命评论》第十六期。
引自马季廉：《认清自己的失败》，《国闻周报》第九卷四十九期，1932年12月12日。
杨公达：《国民党的危机与自救》，《时代公论》第4、7、11号。
杨公达：《实现民主政治的途径》，《时代公论》创刊号，1932年4月1日。
胡适：《从一党到无党的政治》，《大公报》星期论文，1935年9月29日。
张君劢：《法治与独裁》，《再生》2卷10期，1934年7月1日。
萨氏的观点见萨托利著、冯克利、阎克文译：《民主新论》，东方出版社，1993。
本文并无意反对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对“极权主义”的反思与批判。这些研究固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但是作为历史研究最重要的在于“再现”（Represent）当时人们的选择所受到的限制，无视历史的鸿沟做出的各种评价，都有“误读”(Misunderstand)前人之嫌，并非史学该承担的责任。在“民主”与“独裁”论争研究中，以往学者大都没能很好地把握“统制主义”对当时思想界的正面意义。对“极权主义”的批判，可以参见哈耶克著、王明毅译：《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以及汉纳·鄂兰（即汉娜·阿伦特）著：《极权主义的起源》（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两人著作都写于1950年代，尤其是哈耶克的著作，对当时知识分子认清苏俄体制的本质起到了重要作用。也是从这时起，“统制主义”才由一种具有正面意义的体制，变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普遍批判的对象。
邹文海：《选举与代表制度·代表制度的理论与实践》，《再生》2卷5期，1934年2月1日。
对于“民主”的理解有两个倾向：其一，把民主视为一种“善”的价值，或者是合乎理性的生活；其二，认为民主只是一种“最不坏的制度”，不过是人们组织政治秩序的一种办法罢了。前一种可称为“高调的民主观”，后一种可称为“低调的民主观”。
拉斯基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是深远的。胡适为首的《新月》群体内部，有相当一批拉斯基的信徒，罗隆基是其中的代表。张君劢、王造时分别翻译了拉氏的主要著作《政治典范》和《民主政治在危机中》。《时代》的杭立武毕业于伦敦经济学院，亦以拉氏的学生自居。“费边社”在思想界拥有重要地位，《新月》和《再生》期刊，都仿照“费边社”研究社会的方法，制定了讨论中国问题的计划。拉斯基和“费边社”对民国政治学和思想界的影响，还有待深入研究。
王造时译、拉斯基著：《民主政治在危机中》，商务印书馆，1940年，105页。
一种政治制度背后必然有其赖以存在的价值基础和精神原则。拉斯基说，民主的价值基础和精神原则的根本破坏，使得任何改良的愿望都是无效的。王造时译、拉斯基著：《民主政治在危机中》，商务印书馆，1940年，107页。
朱亦松：《新时代的民治主义》，《再生》1卷9期，1933年1月20日。
邹文海：《选举与代表制度》，《再生》2卷3期，1933年12月1日。
孙宝刚—张东荪：《民主与专政的讨论》，《再生》1卷9期，1933年1月20日。
记者（张君劢、胡石清）：《我们所要说的话》，《再生》创刊号，1932年4月1日。
张君劢：《国家民主政治与国家社会主义》，《再生》1卷2期，1932年6月20日。
张佛泉：《民元以来我国在政制上传统错误》，《国闻周报》第十一卷十期，1934年3月12日。
参见萨孟武：《政治学新论》，大东书局，1948年，88—89页。对施米特思想的介绍，参见刘小枫编：《施米特与政治法学》，“编者前言”，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
萨孟武：《政治学原理》，黎明书店1944年4月版，128、132页。
田炯锦：《今后应有的觉悟及政治方向》，《时代公论》40、41号合刊，1933年1月1日。《时代公论》社出版了田的著作，他在20年代写成的几部书都在讨论“地方自治”和“联邦制度”。
张其昀：《国难与统一》，《独立评论》第150号，1935年5月12日。
蒋廷黻认为，军阀割据背后的原因是中国人的“省界”观念和贫穷的物质状况，可见“省界”观念和军阀割据是互为奥援的。蒋廷黻：《革命与专制》，《独立评论》第80号，1933年12月10日。
陈之迈：《统一的基础》，《独立评论》第134号，1935年1月6日。
胡适：《政治统一的意义》，《独立评论》第123号，1934年10月21日。
胡适：《一个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独立评论》第21号，1932年10月9日。
胡适：《我们走那条路》，收于《胡适论学近著》第4卷，商务印书馆，1935年，445页。
对于地方的割据、叛乱，比如“闽变”和“西安事变”，胡适要求武力解决，但是对于中日争端他又一再强调依靠“政治”的手段。这是可以理解的，只有“统一”才能奠定现代政治的基础，任何破坏“统一”的行为，都与中华民族的前途相违背。胡适于1936年返国伊始，认为国内统一形势渐趋明了，不料西安事变爆发，胡适大为恼怒。他痛斥张学良为“叛国祸国”，并希望政府迅速下决心“戡平叛乱”。参见胡适：《张学良的叛国》，《大公报》星期论文，1936年12月20日。
《树立现代政治机构之急务》，《大公报》社评，1935年1月22日。
秉志：《科学精神与国家命运》，《大公报》星期论文，1936年8月9日。
张奚若认为知识是一切政制的基础。一切理工类的技术知识、政治、经济、法律等社会科学的知识都应该为政治服务。参见张奚若：《一切政制之基础》，《国闻周报》第十二卷第六期，1935年2月18日。
《独立》的核心成员大都有参政的经历，并凭借他们所掌握的学术和政治的资源，形成了一个知识群体的“权势网络”。参见章清：《“学术社会”的建构与知识分子的“权势网络”：〈独立评论〉群体及其角色与身份》，《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
《政治的审计之必要》，《大公报》社评，1935年1月4日。
张佛泉认为，吏治改革应循序渐进：第一为澄清仕途时期，第二为树立考铨制度时期，第三为讲求效率时期。西方在19世纪70年代才纷纷建立起“文官制度”，而讲求行政效率，更是到了20世纪的事情。张佛泉：《考铨制度与行政效率》，《国闻周报》第十二卷第二十期，1935年5月27日。
萧公权：《论县政建设》，《大公报》星期论文，1936年9月6日。
张佛泉：《民元以来我国在政制上传统错误》，《国闻周报》第十一卷十期，1934年3月12日。
萨孟武：《战与和》，《时代公论》创刊号，1932年4月1日。
杨公达：《究竟走哪一条路》，《时代公论》第52号，1933年3月24日。
民主制度是否就造成弱的国家，自由主义限制政府的理念是否阻碍了国家的强力化？相关研究，可以参见李强：《宪政自由主义与国家构建》，收于王焱编：《宪政主义与现代国家》，三联书店，2003年，第19—46页。
学界大多以民主独裁的论争来探讨中国自由主义传统存在的问题。雷池月和王彬彬否认中国有自由主义的传统。雷的文章指出所谓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胡适、丁文江等人，虽然宣传自由主义，但是在现实政治选择中却不是导向“左”就是导向“右”；王更是指出，自由知识分子往往在关键时候都是认同独裁政治的。他们的文章都收于李世涛编：《知识分子的立场：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余英时和姜义华先生关于中国近代史上的“激进与保守”的论争，也牵涉到30年代的这场论争。姜先生倾向于把20世纪以来“独裁”、“专政”的主张都归入保守政治之列，是可以商榷的。1930年代，“独裁”政治并非保守政治。关于“激进与保守”的论争，收于李世涛编：《知识分子的立场：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
张君劢的一番话道出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困境，“盖民国以来，正本十九世纪之欧洲思想，而从事建设，乃其工作尚未成功，而二十世纪反国家、反议会、反自由之思想又大输入，而吾之政治工作，乃陷于无可进行之境。”参见张君劢：《当代政治思想之混沌》，《再生》2卷11、12合刊，1934年8月1日。
胡适：《再论建国与专制》，《独立评论》第82号，1933年12月24日。
时下的论著大多按照人们赞同“民主”或是“独裁”的立场来对思想界进行简单的区分。比如陈仪深将《独立评论》内部成员区分为三类：1.民主论者，以胡适和陶希圣为代表；2.折中论者，以陈之迈和张佛泉为代表；3.独裁论者，以丁文江、蒋廷黻为代表。参见陈仪深：《〈独立评论〉的民主思想》，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9年。但是仅凭其言论却无法看出背后的深意，比如胡适可以说是持“民主”的立场，却恰恰拜服于“独裁”政治的力量。张东荪也是民主论者，但他的论调为引入“独裁”政治打开了方便之门。张在1940年代对于苏俄体制大加赞扬，恐非偶然。
胡适1935年在《大公报》的星期论文中总结了民主与独裁论争的共同趋势，即大家都要求以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来面对中国的政治问题。（参见胡适：《从民主与独裁的讨论里求得一个共同的政治信仰》，《大公报》星期论文，1935年2月17日。）这种现实主义的态度，已经不满足于“政府形式”（“独裁”或是“民主”）的无谓论争，而希望解决中国政治的现实问题。
胡适：《再论建国与专制》，《独立评论》第82号，1933年12月24日。
张熙若：《独裁与国难》，《大公报》星期论文，1935年2月17日。
促成这一转变的关键因素，大致是民国政治学的发展和学术社会的逐步完善。1930年代，民国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基本成熟。许多学校设立了政治学系，而中国政治学会也于1932年在南京成立，同时一批留洋归来的著名的政治学专家充实到大学中去，并保持了政治学与社会现实的联系。他们中许多都参与了民主与独裁的论战。张熙若和陈之迈、张佛泉以及《时代公论》群体中的大多数人都是政治学出身的。张熙若对于需求的知识量与国家管理事务范围大小之间成正比的论断；陈之迈对于“独裁”并不一定意味着国家效率的提高的看法；张佛泉对于政权力量的论述；萨孟武对于“法的规范”和“法的应用”的区分，都是试图避免“价值”和“形式”的无谓论争，而于政治学理上澄清当时一些重要的政治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