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到1937年的中国首先面临的是“国难”危机，国民党政权在其建立之初，就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危机，整个国家忧患意识迅速增强，这尤其体现在知识分子群体身上。知识分子构成了“思想界”的主体，而“国难”需要解决的各种政治问题，则是思想界的讨论主题。讨论是以公开的、论战的方式展开的。知识分子群体兴办的各种刊物，成为了论战的主要阵地。因此，在展开全书的论述以前，有必要对讨论的范围作一个基本的交代，具体分为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什么是“思想界”？第二，思想界所关心的时代主题是什么？第三，本书主要围绕哪些知识分子的言论展开。也就是说，哪些知识分子阵营，可以代表当时的“思想界”。
一、什么是“思想界”？
“界”的观念，代表了在我与“他者”之间进行区分的一种意识。晚清的社会变动，不断动摇着旧的社会秩序赖以存在的价值和道德的标准，作为社会中的个体面临着重新界定“自我”的过程。他们必须确立自己在变动的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和应该扮演的角色。各种“界”的观念的出现，集中在20世纪最初的几年，与19世纪末以来中国社会的激烈变化，尤其是知识分子群体作为觉醒的个体急需重新寻求自我认同（Identity）①的现实，有着密切的关系。传统的“士农工商”的社会等级差序已经被打乱，新的社会划分的标准在逐渐形成。
1902开始，在旅日学生中间开始有“省界”的鼓吹，欧榘甲、杨笃生等人开始倡导以“省自治”来重新建立中国。②当时旅日学生兴办的刊物无不以省为名，例如《四川》、《云南》、《江苏》、《浙江潮》等，而且都以本省为中国未来之希望而自命。此种基于“地缘”和“血缘”的认同取向，固然是出于对清王朝的彻底失望，而试图以“省”的地缘政治的亲和力来重塑强大的中国，同时也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留学生寻求自我认同的需要。同时，“种界”、“国界”等提法也相继出现，此中自然有反专制和反侵略的意味，标志着一种民族国家意识的产生和强化。伴随着新兴商业阶层、军事阶层和学生阶层的出现，如何认识整个社会结构中各阶层的地位显得越来越重要，因此基于职业和阶层对社会进行分层也在清末逐渐成为了知识分子思考的重点。章太炎对于社会分层的认识和评价，可为一例。因此，商界、学生界、实业界、智识界、政界等提法，也逐渐在新式知识分子群体中流行开来，成为他们分析、观察社会，进而鼓动革命的概念工具和思想武器。③
然而，讨论到“思想界”的产生，以及知识分子自觉地以“思想界”的一员而自任，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的事情。1915年，《甲寅》杂志停刊，黄远庸在最后一期中说，“愚见以为居今论政，实不知从何说起……至根本救济，远意当从提倡新文学入手。”④这是标志时代风气转向的言论，陈独秀已经看到政论批评已非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他指出，“吾人最后之觉悟”当为“伦理的觉悟”，因此以提倡“新文学”为解决政治、学术问题之根本所在。这样《新青年》即转向以思想文化的方式来解决政治问题。⑤这种时代的转向最终造成了“思想界”的确立。甘蛰仙在1922年总结1918年以来的“思想界”动向的时候说：
就评论方面看，觉得四年以前的中国思想界所评论的，多半是时事问题；近四年来的思想界所评论的，多半是学理问题。四年以前的时事评论，与时局最有关系的，第一部便要推《饮冰室政闻时言》。从晚清戊戌政变直到蔡松坡打倒洪宪以后的中国政局，殆无一不被饮冰所批评：这种批评时事的倾向在当时颇显著；以夙昔好谈“国故”之章太炎，在民元初年，也大发其政论。即严几道王国维，在晚清时代，也似乎作过时论。到最近四年，我们青年所讨论的，大半都是趋向于学理方面了。⑥
清末以至民初，志士仁人们为了革命的需要而展开各种政治思想的争论，最为著名当属《民报》与《新民丛报》关于“革命”还是“改良”的论争。那时知识分子大多是以“政论”方式普及西方政治观念为己任的，“民权”、“国家”、“群”、“国民”等观念就是在此背景下在民众间传播开的。然而，民国成立后种种旧道德、旧伦理的“复辟”，使得知识分子大为失望，也使得他们看清在专制背后隐藏的是那些支撑其存在的各种道德、知识和价值体系。道德和价值观念不更新，政治就没有出路。因此，新文化运动就以激烈的态度开始批判中国传统的道德和伦理，首当其冲的就是对家族制度、纲常伦理的冲破。于是就形成新、旧思潮之间水火不容的争斗。
这种思想的批判，更在1920年代发展为学理的批评。胡适曾指出：
这种评判的态度，在实际上表现时，有两种趋势。一方面是讨论社会上、政治上、宗教上、文学上种种问题。一方面是介绍西洋的新思想、新学术、新文学、新信仰。前者是“研究问题”，后者是“输入学理”。⑦
胡适在1920年代倡导以“科学的精神”来“整理国故”的运动，便是“研究问题”的具体表现。甘蛰仙认为思想界倾向“学理的批评”，也是指这种以“科学”精神研究问题的取向，“真理是学理的上乘，学理是真理所由出，而科学的方法尤是研究学理底工具。最近四年中国思想界，能受科学的洗礼，使思想受学礼底染化——思想底学理化——我们总应该认他是一种好倾向。”⑧因而，新思潮就是以科学理性的态度来看待所谓的经典。这样新、旧思潮的斗争就由思想上的批判与对立，进而在1920年代发展为学理上的对立。新旧之间的争论，集中在以什么态度、应用什么方法来研究经典，以及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这是1920年代“思想界”的主题。周作人道出了“思想界”的这一趋势：
我看现在思想界的情形……这是一个国粹主义勃兴的局面，它的必然的两种倾向是复古与排外。那国粹派未必真的会去复兴明堂或实行攘夷，但是在思想上这些倾向却已显著了。旧势力的余留如四存月刊等，可以不算，最重要的新起的那些事件，如京沪各处有人提倡孔门的礼乐，以及朱谦之兄的讲“古学”，梅胡诸君的“学衡”，最后是太炎先生的讲学。⑨
这里是将“复古”和“排外”的倾向，视为思想界的反动，并直接与整理国故和新文学运动相对立。可见，当时思想界之一种对立，即为以科学精神整理国故、鼓吹新文学运动与提倡国粹主义的对立，章太炎、朱谦之、“学衡派”都被归入了反动之一列。而胡适（署名Q.V.）甚至指出，“仲密还有一个大错误，就是把‘不思想界’的东西看作了‘思想界’的情形”。他说那些参阐悟道者固然当不起“思想界之雅号”，即使是那些一心复兴“古学”的章、朱、梅、胡诸君也不过是旧思潮“退潮的一点波，乐终的一点尾声”，故而根本无须对这种倾向持“悲观”的论调，而要对文学革命的前途充满信心。⑩显然，在周作人和胡适等提倡新文学运动的学人眼中，新、旧思潮的斗争是当时思想界的主题。
此种思想界的对立，集中表现为新派学者对所谓“东方文化”派的批评。随着西方世界在一战以后兴起了大规模的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思浪潮，以及苏俄十月革命的胜利对思想界形成的巨大冲击，许多人开始怀疑西方制度的合理性，并且倾向于认可东方文化在道德层面的成就。梁启超从欧洲游历归来以后，写了《欧游心影录》，将他在欧洲所见资本世界的衰败景象和伯格森、倭铿等人“西方文明彻底失败”的论调都记了下来，并且由此而转向对中国文化的褒扬。而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更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他看来，中国、印度、西方文化所走的根本是不同的路。言下之意，我们根本无须也无法走西方人走过的道路。以胡适为首拥护新文化的新派学者，则把人类文化看作必须经历的同一种模式，只是西方在这条路上早走了一些，而我们中国则落后了许多。在1930年代郭湛波写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一书中，梁启超和梁漱溟都被归入了“农业宗法封建社会思想”的代表之列：
中国近五十年思想之第一阶段，自“甲午之役”（一八九四年）至民国成立（一九一一年）是中国思想之最后一段，农业宗法封建社会之回光返照。其代表人物为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这个时代思想之特征，是尊孔，拥护中国旧有之礼教、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要保存“国粹”，要发扬“东方文化”。同时排斥西洋之思想、学术、道德、习惯，菲薄科学，反对西洋文化——所谓“物质文明”。自辛亥起义到“北伐成功”（一九一一——一九二八年），为中国近五十年思想之第二阶段，是工业资本社会思想输入时期，所谓“新文化运动”（一九一九年），“新文学运动”、“新思潮运动”都是这个时代的产儿。
郭氏这段对中国近代思想历程的概括，带有很深刻的1920年代思想界状况的烙印。把“国粹主义”和“东方文化派”归入封建社会的反动，而突出新文化运动的方向，与其说是对晚清以来思想界的历史叙述，不如说是新派学者对当时思想界趋向的现实评价。康梁等人在清末是划时代的人物，梁启超说，“有为第二部著述，曰《孔子改制考》。其第三部著述，曰《大同书》。若以《新学伪经考》比飓风，则此二书者，其火山大喷火也，其大地震也。”又说：“对于‘今文经学’为猛烈的宣传运动者，则新会梁启超也。”此当为公允之论，非自夸之言。以康梁对传统学术的动摇，又如何可以被归入“农业宗法封建社会思想”之列呢？至于梁漱溟，郭氏初稿将其安排在第一阶段，因为他的思想虽然发表于“五四”之后，但是郭氏认为他代表了第一阶段之思想，在胡适的建议下才于正式出版时，把梁漱溟放在“五四”之后来叙述。冯友兰也认为，虽然梁氏思想受“五四”影响极大，“含西洋之成分甚多”，但仍是“五四”思想之反动。可见，1920年代思想界的这种对立，无疑是传统、反动之思想与现代、文明之思想的对立。这从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一书的写法中可窥见一斑。
以上简单讨论了1920年代思想界的基本态势。然而新旧思潮的对立，可以说是思想界成立的“内容”。“思想界”的成立还必须借助其外在的“载体”，这就是“人”和“物”的因素。毫无疑问，参与思想界讨论的自然是一些“读书人”。到了1920年代一批有着留学经历的知识分子纷纷归国，并且逐渐在国内的思想舞台上开始占据主流的地位。胡适无疑是新派学者中“执牛耳者”。余英时先生曾经探讨了胡适为何年纪轻轻，就可以在中国思想界“暴得大名”的原因。在他看来，胡适的出现恰好填补了中国学术思想界的一个空白：
在五四运动的前夕，一般知识分子正在迫切地需要对中西文化问题有进一步的认识；他们渴望能突破“中体西用”的旧格局。然而当时学术思想界的几位中心人物之中已没有人能发挥指导的作用了。这一大片思想上的空白正等待着继起者来填补，而胡适便恰好在这个“关键性的时刻”出现了。
到了1920年代，以胡适为代表的新式学者，已经成为了思想界的主流，而章太炎、梁启超、严复等旧式学人不得不接受“边缘化”的现实。因此，新、旧思潮的争议，也体现了“学术范式”的转换，以及新、旧学者群体之间“文化权势”的交替。
需要注意的是，该如何看待学术和思想的关系。胡适曾对郭氏《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一书提出意见，“王国维在中国思想界没有多大影响，不该写了。”这里自然是针对王氏的学术研究影响力有限而言。可见，思想界讨论之范围似乎应该限制在那些具有影响力的“公共性”的话题。对于学术界和思想界的这种有意的区分，在当时已有不少人关注。高名凯在评价郭氏该书的时候，对书中所选择讨论的事件和人物提出了批评，他认为书中对于学术与思想区分不甚明白，“我们于本书之中，又时常发现一些关于学术史的叙述，如史学史、考证学史之类。第六篇《三十年来中国古代思想之整理与批判》，可以一笔勾消，因为里头所说的差不多都是学术史，与思想史毫无关系。”而他认为思想史应该关注的是玄学思想、政治思想、人生思想、社会思想、宗教思想、艺术思想、经济思想等。但是，学术与思想的区分并非如此绝对，1920年代思想界讨论的主题几乎都是以“学理研究”为后盾的。这里面既有学术研究的成分，又起到了强烈的思想解放的作用。以学术研究“范式”的转换，而达到“思想解放”的目的，这就是1920年代所确立的“学术社会”的基本特点，因此学术与思想的会通是完全必要的。而学术研究一旦突破了其狭小的范围，而成为有影响力的公共话题，那么它也就成为了思想界的主题。1920年代的思想界正是以学术问题的讨论为主导的。
胡适是“学术典范”转移的核心人物。《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出版标志着一种新的学术典范的成立。正如蔡元培在该书的序言中总结的，其新意在于，一、证明的方法，包括考订时代、辨别真伪和揭出各家方法论的立场。二、扼要的手段，也就是“截断众流，从老子、孔子讲起”。三、平等的眼光，如对墨、孟、荀一律以平等眼光看待。四、系统的研究，即排比时代，以见思想演进的脉络。胡适开辟的学术路向，有方法上的创新，即考订和证明的科学研究和实验主义的方法；同时又教人们“怀疑”的态度，以“重估一切价值”的口号来对待自己的传统和经典；尤其是对于一切古史的怀疑，更是对于传统信仰有力的冲击，已经远远超出了学术的范围，而直指思想革命的核心内容了。在此立场下，1920年代所兴起的“整理国故”运动自然不是简单的学术问题，而顾颉刚所引领的“古史辩”运动，更是将“疑古”的风气推向了高潮。学术借思想之力得以发展，如果没有晚清以来今文经学对古史信仰的破坏，便不会有胡、顾等人在学术上的创新；思想也借学术之力而得以解放，如果没有胡适等人以“科学”态度来研究问题，则思想上的破坏亦缺乏说服力。
思想界成立之“物”的因素，自然是知识分子所兴办的各种刊物。公开刊物的出版迅速扩大了知识分子的影响力，也使得他们的言论具有了“公共性”，因此也只有在出版物盛行的时代，“思想界”的成立才成为可能。甘蛰仙列举了他认可的代表思想界方向的刊物，“这种风气（即学理的讨论），《新青年》杂志实开其先，《学灯》、《觉悟》、本刊（即《晨报副镌》）则相继而起，所载文字十有九是研究或讨论学理的；其他报章，当分别论之；在杂志界如《改造》（原名《解放与改造》），《东方》，《建设》，《新潮》，《少年中国》，《小说月报》，及最近新起的几种佳作，多半是研究学理的。”文中所列刊物即构成了知识分子发言的“载体”，正是通过这些刊物，思想界开始发表他们对于学理和政治的意见。
二、1930年代思想界的主题：中国政治出路的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