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论文”最初主要由《独立评论》的成员负责，在其最初商定的八位作者中，有七位是来自《独立》群体，而另一位是梁漱溟，不过任鸿隽已经早于梁氏在“星期论文”上发表了文章。《独立》与《大公报》的这种密切关系和重要地位，得到了北方思想界的认可。当时有一种说法，把《独立》和《大公报》视为北方舆论之所在，张君劢就认为两家其实就是一家，道出了两者互相倚重的实情。胡适经常替张季鸾等人筹划“星期论文”，他本人也确实投入了很大的精力来准备“星期论文”，即使是出国在外或者卧病在床，他仍然不忘关心《大公报》的一举一动。只是到了后来，“星期论文”的作者才超出了最初的《独立》的几位成员，而逐渐成为各个专业方面的学术专家发表对于政治观点的公开舞台。从以上列出的表中可以看出，其作者群体大多有留学的经历（主要是英美），而专业则遍及文、史、哲、工、农、理、政治、教育、经济、军事等多个领域，其中大多为北方的学者、教授，且主要来自北大、清华、南开等几个院校，与《独立》群体的主要构成有相似之处。
以上讨论了“思想界”的构成。本文的主要内容将围绕以上几个刊物的言论展开，当然在论述到具体问题的时候，也必须参考其他相关知识分子的意见。考察1930年代思想界所关心的政治问题时，我们发现他们讨论的范围是广泛的，涉及了国家问题、政党制度、政治模式以及社会改造等几个方面。在以后的几章中我试图就这些问题作一个详细的说明，以展示1930年代“思想界”的基本状况。
注释：
①张灏曾经指出，转型时代的中国思想面临着严重的取向危机，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认同取向”的危机，“中国人应该如何重新作文化上的自我再认与自我定位，这个问题在转型时期自然产生普遍的焦虑与困惑。”参见张灏：《转型时代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与文化史上的重要性》，收于氏著：《张灏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另外，近来关于自我认同的研究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这方面的代表作，参见（加）查尔斯泰勒著、韩震等译：《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译林出版社，2001年。本文这里讨论的是知识分子在剧烈社会变动中如何为自己的社会角色进行定位，与上述理论稍异。
②欧榘甲：《新广东》，以及杨笃生：《新湖南》，均收于张鰓、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三联书店，1960年，269—312页、612—649页。
③关于清末以来知识分子对社会分层的认识，近来已经有不少的论著。可以参见章清：《省界、业界与阶级：近代中国集团力量的兴起与难局》，《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④《通讯》（黄远庸—章士钊），《甲寅》一卷十号，1915年10月10日。
⑤参见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文学革命论》，收于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179页、263页。关于“五四”时代以思想文化解决政治问题，参见林毓生著：《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
⑥甘蛰仙：《最近四年中国思想界之倾向与今后革新之机运》，《晨报副镌》，1922年12月3日。
⑦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胡适文存》第四卷，亚东图书馆，1921年。（民国丛书影印本，上海书店，1989年）
⑧甘蛰仙：《最近四年中国思想界之倾向与今后革新之机运》。《晨报副镌》，1922年12月3日。
⑨周作人（署名仲密）：《思想界的倾向》，《晨报副镌》，1922年4月23日。
⑩胡适（署名Q.V.）：《读仲密君〈思想界的倾向〉》，《晨报副镌》，1922年4月27日。
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77页。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71、75页。
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再版自序，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收于氏著：《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68—169页。
梁启超的情况比较复杂，他之所以能保持在学界发言的一席之地，也是在研究问题的方法和取向上，开始自觉地向胡适等新派学者看齐的结果。关于梁启超在学术上所受后辈学者的影响，可以参见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收于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再版自序，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
高名凯：《评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大公报》，1936年7月3日。
余英时：《〈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史学革命》，收于氏著：《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蔡元培所作的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关于报纸、杂志等出版物的发行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形成之间的关系。参见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第六章，译林出版社，1999年。
甘蛰仙：《最近四年中国思想界之倾向与今后革新之机运》，《晨报副镌》，1922年12月3日。
当时知识分子对政治的失望，被白鲁恂形象地描述为“共和幻像”（phantomrepublic）。参见LucianW.Pye，theSpiritofChinesePolitics：APsychoculturalStudyoftheAuthorityCrisisinPoliticalDevelopment(Cambridgemass.，M.I.T.Press，1968)。
关于梁济自杀的分析，可以参见林毓生：《论梁巨川先生的自杀：一个道德保守主义含混性的实例》，收于氏著：《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版。对于王国维的心理分析，参见叶嘉莹：《从性格与时代论王国维治学途径之转变》，收于姜义华等编：《港台及海外学者论近代中国文化》，重庆出版社，1987年。
《新月》发刊词，1928年3月10日。
列宁有关帝国主义的笔记，参见《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参见《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参见（美）阿里夫·德里克著、翁贺凯译：《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603页。
胡适、罗隆基编：《中国问题》序言，新月书店，1932年。
早在1929年，胡适就希望仿照“费边社”研究社会问题的方式，由社内同人分工协作完成关于中国各个方面问题的研究。《中国问题》一书就是这些研究的总汇，其中收集的文章包括，潘光旦：《序》；胡适：《我们走那条路》；罗隆基：《我们要什么样的制度》；青松：《怎样解决中国的财政问题》；刘英士译：《关于中国人口问题的一篇外论》；吴景超：《中国农民的生活程度与农场》；陆放翁：《制度与民性》；全增嘏：《宗教与革命》；潘光旦：《性，婚姻，家庭存废问题》；沈有乾：《我的教育》；潘光旦：《优生的出路》等。参见胡适、罗隆基编：《中国问题》，新月书店，1932年。
其中收集文章包括，张君劢、胡石青：《我们所要说的话》；张君劢：《国家民主政治与国家社会主义》；记者（张君劢）：《我们对于“救国”问题的态度》；记者（张君劢）：《我们要什么样的制度》；张君劢：《经济计划与计划经济》；张东荪：《生产计划与生产动员》；记者（张君劢）：《我们与他们》等。在关注的问题以及研究的方式上，《再生》都与《新月》群体有非常一致的地方，似乎都受到“费边社”研究社会问题的影响。参见冯今白编：《中国往那里去》，再生社，1934年。
参见陶希圣编：《中国问题之回顾与展望》编者小引，新生命书局，1930年。
阮毅成：《政治的轨道是什么？》，《时代公论》第92、93期合刊，1934年1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