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秋末的一个星期天，经过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近两年的浴血奋战，朝鲜战局基本趋于稳定。两年的朝鲜战争让新中国刚一诞生就伤了元气，国内面临百废待兴的局面，全国在开展“三反五反”（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材、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的基础上正热火朝天地大搞基础建设、组织支前活动。
北京的大街小巷贴满了像“认真开展三反五反运动！积极投入国家经济建设！大力支援抗美援朝前线！”这样的标语，电线杆子上的广播大喇叭里传出“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为祖国就是保家乡……”嘹亮高亢的志愿军军歌声。机关、团体和街道组织的抗美援朝义务捐款处挤满了社会各界前来捐款的人，景象好不热闹。
此时，就在临近王府井大街捐款处不远的一条小胡同口，有一双满含仇恨的眼睛正死盯着里面的工作人员和来捐款的人群。忽然，一位身着一袭黑衣，围条白纱围巾，始终低着头，叫人看不清面貌的女人拉了拉这个男人的衣角，“当家的，有人来了，快走吧。”两人很快消失在小胡同的尽头。
与此同时，何云正在百货大楼的楼梯口处发愁呢。事情是这样的，就在一个多月前，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是个儿子，起名叫冀平。这本来是个喜事儿，可没想到接踵而来的却是难事儿啦。孩子出了满月才没几天，萧冰燕就吵着要去上班，可家距离北影厂太远，中午根本没法儿给孩子喂奶。何云心里清楚抗美援朝前线和国内各条战线拍摄回来的新闻纪录片数量很大，送到厂里都急等着剪辑和后期制作，人手本就紧得要命，现在已是党员又是厂技术骨干的妻子这才急着要去上班。他和母亲商量着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商量来商量去，办法只有一个——就是狠下心来给孩子断奶。其实，刚开始母亲是坚决反对让才出生一个多月的小孙儿断奶的，只是在何云一大通道理的耐心说服后，母亲才勉强答应了，前提是他必须找到喂孩子的替代品。无奈下，他今天特地来王府井百货大楼购买奶粉，可一问才知道，这种美国进口的柯宁奶粉属于特供，只能出售给军人。看来奶粉是买不成了，还得再想别的办法。
“这不是则成嘛，小鬼，不认识我们啦。”只见一对身着深绿色毛哔叽解放军军装的中年夫妇站在何云面前，刚才开口说话的是那位男军人，而他身旁的女军人正笑眯眯地看着何云。
“呀！是甘主任，还有李大姐，两位首长，怎么这么巧，你们也来买东西啊。”
“是啊，今天我们是临时决定来的。你看连便衣都没来得及换。”
“我说怎么两位首长穿着这身儿就来了，还没带警卫员，这多不安全呀。”
“我俩穿军装穿惯了，穿便衣别扭，再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朗朗乾坤、光天化日的，还能咋着？”甘主任笑着说。
“小心无大差，警惕性还是该有的。现在可不同于以往，你们是全军的首长，举足轻重。为确保首长安全，也避免给下属找事儿，以后可别这样了。”
“听人劝吃饱饭，下不为例，成了吧。哈！你个小鬼，晋绥一别，咱们有好多年没见了，听说你转业去东北了啊，怎么也调来北京工作了？”李大姐有意地转移了话题。
“是啊，去年年初我奉调来的北京，在中国电影发行公司人保科任科长。”
“呦，当年的小八路现在都能独当一面了。你知道吗？前些时候，你南叔叔还向我和老甘打听过你的下落，怎么你不知道他在北京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当行长吗？你这个当小辈的也该去看看他呀，还让人家惦记着你。”
“我知道，只是不愿意去打扰他，他身体可好？”
“看起来还行，就是忙得不得了啊。”
“我知道现在新中国百废待兴，朝鲜战场与其说是在打军事仗，倒不如说是在打经济仗，胜败的因素很大一部分取决于交通运输和物资储备，这些都需要大量的资金。在这重重压力之下，南叔叔的日子料想是极不好过的，所以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我是绝不会去给他添乱的。”
“还是你理解他。好，咱们不说这个了，刚才看你站在这里发呆，是不是有心事啊？说说看。”
“嗨，别提了，我是来给孩子买奶粉的，可这属于特供，人家不卖给咱。”
“什么奶粉？你说清楚一点儿是咋回事儿。”
于是，何云只得将来这里的缘由告诉了两位老首长。李大姐听了没说二话，拉上他就上了二楼，来到买奶粉的柜台前才撒开手站在他身后去掏证件，那个刚才接待何云的女售货员看到他又来了，有些不耐烦地说，“不是告诉你这位同志了嘛，柯宁奶粉只卖军人，你怎么又来了？”
“小同志啊，我们买行吗？”说着，李大姐将从军衣兜里掏出的证件递给她。
看到两位首长模样的中年军人站在柜台前，那位女售货员先是一愣，顿时尊重地换上了一脸笑容，“一看您二位就是解放军首长，不用看证件了。”
“售货员同志，还是看看吧，别让你为难。”李大姐用手轻轻拍着何云的肩头接着说，“不过我还是要说两句，你这样对待这位同志可是够冤枉的，别看他现在不是军人，他可是1937年参军的老兵了，不瞒你说，他曾是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团职干部啊。”
“是啊？他看起来不像，年纪并不大嘛。”女售货员连忙匆匆地瞅了两眼军人证，而后有些不好意思地赶快取了两桶奶粉小心地递到了李大姐手上。何云刚要掏钱，甘主任立刻将早已准备好的钱塞给了售货员，然后拉着他到一旁叮嘱道：“小鬼，这两桶奶粉算是我和你李大姐送给娃儿的满月礼物，你先给孩子吃着，下个月我再让人带你来买，你给我留个电话。”何云用双手接过李大姐递来的奶粉桶，不好意思地说：“这已经解决了我的大难题了，我咋能还麻烦首长呢。”
“呵，这小子还跟咱们客气起来了，你忘了当年你们这群小鬼一到政治部就翻东翻西的找好吃的，尤其是你还偷吃过你李大姐的红枣和花生呢。行了，别废话，电话留下，你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吧，我还要跟你李大姐去逛逛呢。”
望着两位首长离去的背影，何云手捧奶粉感动得热泪盈眶，站在原地好一会儿回不过神来。那位女售货员从柜台里探出头来有些过意不去地对他说了句，“对不起啦，同志。”
何云也回了句，“有啥对不起的，你们按规定办事是认真负责的表现，应该表扬才对。”
接着她又好奇地问：“哎，那两位首长是老红军吧？”
何云忍不住笑了，骄傲地回答道：“你今天可真有眼福，那可是走过长征的一对老红军夫妇，他们才称得上是共和国名将，开国的元勋呢。”
两个星期后的某天下午，何云在市里开完人保工作会议后，因为离单位不远，他准备走着回去。
刚过了马路向前走了一段路，突然一个胡同口探出一张似曾相识的脸，鬼鬼祟祟地向外面张望了一会儿，很快又缩了回去。职业习惯让何云立刻警觉起来。“这人有些面熟，怎么鬼鬼祟祟探头探脑的？”他决定跟上前去看看。
尾随了一段路，何云发现那个人的身影和走路的姿势像极了印象中的一个人，他极力地回忆和思索着。只见那人一米七几的个头，体型偏瘦，一身黑色的旧中山装，头上戴的帽子却不配套，在北京穿这身衣服的中年人多是佩戴解放帽或鸭舌帽，很少有人戴一顶东北人惯常戴的那种两边高中间凹的呢子礼帽。可见他不是当地人，更不像一个训练有素的人。他一边儿走，一边儿还左顾右盼的，从他身边走过的人都能觉察出此人身上带有的一种小心翼翼和惴惴不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