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区作家群中，满族作家那守箴可谓独树一帜。他的作品数量不多，但题材广泛，形式(体裁)多样，尽属上乘之作，集中体现了他对当代社会、人生严肃而又深刻的思考以及对于人性的独到的开掘。在艺术上，他不断追求和探寻新的表现手法，以满足读者不断更新的审美需求，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鲜明的艺术风格。他的部分作品曾先后在全国和自治区文艺创作评奖中获奖，并被收入作品集出版。如短篇小说《大雪歌》在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评奖中获一等奖，并被收入《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获奖作品集》出版；短篇小说《水调歌头》获奖后被收入由阎纲主编的《中国新时期小说鉴赏丛书》，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短篇小说《贺新郎》被收入中国社科院编辑出版的《当代满族作家短篇小说选》中。为了表彰他在创作方面的突出成绩，1983年银川市政府曾给他记一等功一次。
他说：“写文章有感而发，别瞎哼哼，乱哼哼。”
那守箴17岁时就下井挖煤，后来进文工团当演奏员、创作员，现做编辑工作。他和大多数中国人所走的人生之路一样：平凡而又坎坷。由于过早地涉入生活和多次变换工作环境，使他对社会、人生有着较丰富的阅历和体验。他没有学历，是生活这本书教会了他怎样做人；从传统文化中他汲取了丰富的知识和养料。他爱思考，个性倔犟，促使他拿起笔来，把自己对社会人生的理解、追求以及对于国家、民族和普通人的命运的思考诉诸于文字。用他的话说：“作为作家，我还差得远，作家应该是学贯中西的。但既然搞写作了，我想我应该尽量写好一点，力求真实地反映普通人的生活和命运，拿出真正的作品来。”这些肺腑之言，贯穿了他多年来的创作实践。
纵观他的作品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作家始终是以开阔、深沉的艺术视角和笔触来观照社会，思考人生的，他笔下人物的情感、命运是和整个民族的情感、命运、生存状态紧密相连的，因而其作品具有较大的思想深度和厚度。
《大雪歌》以1960年国家遭受自然灾害为背景，生动地描写了一群采煤工人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团结奋战，为国家分忧解难的故事，真实地再现了那个特定时期的社会生活。话剧《在夹缝里》是写文革中煤矿生活的。这个题材不算新，又很容易写成伤痕文学，但作家没有从既定的公式和概念出发，而是紧紧扣住了人物在特定背景中的相互关系和事件的相互关系，将历史、民族、个人的命运交织在一起，从而深刻地再现了那个荒唐年代里极左路线对善良、美好人性的摧残和人性的裂变。故事是这样的：某矿井突然发生事故，将19个工人困在井下，军代表郑宏决定起用被批斗靠边的技术权威、总工程师尤家骏。但是，作为造反派头头的孔卫东和李闯却对尤总和郑宏一再施加压力，以至于置救人于不顾，竞无端怀疑尤总搞阶级报复，并要追查他的阶级根源和后台。最后，尤总用排水办法救出了遇险的工人，但他却仍被打入“冷宫”，而郑宏也被以重用坏人、阶级立场不稳的罪名强令复员。孔卫东和李闯，则将救人的功劳归到自己头上，被结合到新成立的矿革委会去了。多么荒唐可笑，又多么冷峻。这就是那个特殊年代我们国家和整个民族悲剧的缩影。
知识分子在我国是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的生活道路比—般人更加坎坷，其命运变化更富有戏剧性。因此，那守箴对他们的命运和遭寄予了更深切的关注。《在夹缝里》的尤总的遭遇，也可以说是文革时期我国知识分子遭受不公正待遇的缩影，也是对极左路线和非人道主义横行的有力控诉。而《水调歌头》里的章若愚，则是另一种类型的知识分子。他虽然没有被专政，但是他的才能却长期被埋没。表面看来，他安于现状，无所作为，但在他的内心深处，却有着对事业的执著地追求。由于一次偶然的机会，乐队指挥苏克患阑尾炎住院，他才被推荐担任了临时指挥。有趣的是，在他担任了临时指挥后，便马上“暴露”了自己的真面目，恢复了一个真正艺术家的气质和风采。他上台的第一件事就是按自己的设想修改演奏了十几年、被认为已经是天衣无缝、成熟完美的交响乐《河朔令》，他认为这里“存在着结构上的缺陷——不能容忍的缺陷”。此举动，自然而然地激起了团里上上下下，特别是昔日坐在一个乐池里的同行们的嘲弄和抵制。奇怪的是，经过他重新处理后的《河朔令》，象施了魔法一样，给人以全新的美的享受，并获得了观众的热烈鼓掌和中外音乐专家的首肯。连一向专横保守的指挥苏克也不得不承认，是他的“反叛”拯救了他。但是，当院长找他谈，准备晋升他为乐团正式指挥时，他却连连摇手道：“‘饶了我吧。你知……道我在指挥台上想……了什么？我感到自己的确老了，感觉迟……钝。’他懊恼地挥了下手。‘本来可……以好得多，可我力不从从从心。要是十年……前让我指挥，我一定……！’‘……现在？一切都晚了。’”是的，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10年呢？从章若愚富有戏剧性的命运变化和他对事业的苦涩的心理体验中，作家揭示了这样的道理：艺术是需要不断探索创新发展的；同样，艺术人才也是需要及时发现、不断更新的。象章若愚这样有才华、有作为的艺术家，不能再被埋没、耽误了。这里，作家从艺术的特殊规律出发，通过对艺术体制弊端的揭示，深情呼唤改革大潮的早日到来。这，不能不说是具有先见之明的。
多年来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加上社会上各种不正之风的盛行，使我国知识分子队伍不能不受到污染和侵蚀。除了象尤家骏、章若愚这样洁身自好，有抱负、有事业心的知识分子之外，也有象《贺新郎》中的三哥这样被世俗观念俘虏了的知识分子。小说中的三哥是个悲剧性的人物，他从小放羊，是党培养他上了大学。一进校就赶上抓又红又专的典型，实际只红不专。三哥是苦出身，有朴素的阶级感情，不肯动脑子，被人推到台上自己就晕乎了。“为了彻底改造世界观，毕业时他主动要求下基层，当了一名普通干部。二十年后的今天，他变成了一个挺胸凸肚的胖子”，不管让谁来看他都不象个社干(笔者注：公社副书记)，只象个富裕的农民。“实际上也是”。他本来满脑子小农经济观念，却还要回到农民中间去接受再教育，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他的转变是三百六十度，放羊娃还是放羊娃，转而不变。可悲的是，他自己竟浑然不觉，自以为走的路是对的，得到了别人没有得到的好处。我们从他为儿子结婚大操大办和他对社会人生的看法以及后来被提升为行署副专员等可以充分感受到这一点。实际上，他失去的太多了。他失去了自己应有的价值和尊严，把自己由一个对社会、对人民有用的人才变成了一个满脑袋农民意识、精于谋私、庸庸碌碌的人。这里面，固然有个人的原因，但更主要的社会原因，是极左路线和庸俗浑浊的社会空气使他消沉，使他迷失了方向。因此，他的悲剧，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也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悲剧。更可悲的是，今天这样的悲剧仍在重演着。不是么，作品里的隋丽娟三年前曾也是个充满朝气的大学生，幻想要大干一番事业。可是，步入社会两年后，她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与其搞事业不如搞关系来得实惠，并自认为窥到了生活的奥秘。短篇小说《一念之差》中的老果也是。被社会上愈来愈烈的金钱拜物风吹得转了向，失去了心理平衡，终于改变了初衷，由对艺术的痴爱、追求变得讲求实惠、斤斤计较起来。作家通过这些人物的命运、遭际以及对他们人生观变化的揭示，对现实社会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深刻的反思，体现了作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各种各样的农村专业户象雨后春笋般到处涌现，极大地活跃了城乡商品流通领域。同时，也使一部分人尽快富了起来。但是，由于改革打破了千百年来农民固有的生产模式，打破了大锅饭，从而带来了一系列思想观念的变化和新的矛盾。早在1983年，那守箴就以敏锐的艺术眼光，对农村专业户的命运和遭遇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在喜歌剧《王老三养鸡》中，采用荒诞的形式，通过王老三一家在养鸡致富前后的令人啼笑皆非的遭遇，对专业户致富的艰难寄予了深切地同情，并对残存在农民身上的自私、守旧、嫉妒心理以及上面乱摊派、吃大户的不正之风进行了无情的嘲讽。故事是这样的：王老三养的鸡不下蛋，遭到了乡邻亲戚们的冷嘲热讽，且避之不及；但不久，王老三的鸡突然下了一个特大特大的蛋，他们夫妻高兴极了，觉得终于有出头之日了。这时候，乡邻和亲戚们也来了，唯恐巴结不上，都想得点好处。上面各种名目的摊派和各种各样的参观团，取经的、学习的也接踵而至，使王老三—家应接不暇，叫苦不迭。这个故事非常富有喜剧性，看似荒诞不经，实则寓意深刻，发人深思。它的实际意义超出了个体户的“载体”，进入了更广阔的社会生活。
他说：“人是奇妙的生物。也许可以这么说，
今天的人只不过是人类发展阶梯上的中学生。”
那守箴的作品既具有冷峻的现实主义特点，同时，在字里行间，也燃烧着炽烈的情感。他对那些廉价庸俗，胡编乱造，哔众取宠，没有真情实感的作品深感厌恶，认为是对读者的欺骗，对社会的亵渎。他曾淡淡地说：“现在国家纸张很紧，作家应该给国家省点纸，能少写就少写点。”话虽有些尖刻，却不是无的放矢，有着很强的社会责任感。
上海作家俞天白说：“人人都有欲求，从温饱到性爱，这是人的原生要求，也是人的共性。……而人的原生要求，却无时无刻不受到社会政治经济和道德伦理的制约。”作家则应“让自己的笔从人的社会性出发而返身人的自然性，再从人的自然性去加深社会性的理解。或者说，让读者在艺术形象的自然属性中感动，同时也让读者在艺术形象的社会属性面前沉思。”①读那守箴的作品，就能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
《大雪歌》中的一群采煤工人，在吃不饱肚子的情况下，却要肩负对外反修、对内为国分忧的重任，奋战在井底下。他们也有七情六欲，肚子饿了同样发牢骚、说怪话，没有女人也感到很寂寞、无聊，甚至以捉弄人为乐事。表面看来，他们粗鲁、散慢，有时还自私，如谁去领馒头时半路上偷偷揉点渣渣下来留给自己。但在关键时刻，他们却忘掉了自己，为了国家和自己的阶级兄弟，可以舍出自己的生命。如他们得知新工人李四五一家断了粮时，便主动地将自己仅有的一点粮票、钱送给他。听听队长老丘是怎么说的吧；“李四五，确实困难，娘的！咱们，工人阶级，就要发扬，阶级友爱精神。一人有事万人帮，一家有难万人抗。眼下人人困难，都是泥菩萨过河。多了不可能，一人少拿点，咱们给他对付两个。”唯一的党员徐垫路也说：“多少不计，是个人心，不能眼瞅着人往死里饿。”多么朴素的语言，多么珍贵的感情。看到这里，我的眼眶由不住湿润了。后来，当井下出现塌方时，生与死的考验严峻地摆在了他们的面前。这时候，紧张工作了一天的他们已精疲力尽，有限的一点食物也早己转化成了数倍的工作量。是把危险留给别人，当逃兵呢？还是主动地迎上去，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呢？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在抢险中，工人小金子被石头压在了里面。为了救他，不但李四五拼了命，所有的工人都冲上去了，徐垫路心里想的是：“要搭就先把我这个共产党员搭进去吧！”这时，作家满怀激情地写道：“在这里，就在这里，就在这波涛汹涌的煤海上，一个个象乌金那样饱含着光和热的煤矿工人成长起来了。在这里，怯懦的变勇敢，狭隘的变豪迈，自私的变慷慨，刚强的更刚强。”
这就是我们的工人阶级，她之所以伟大，之所以有力量，就是因为她不但无私无畏，而且极富有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篇作品十分深刻地表现了在特殊情况下人性的丧失与恢复，在对生活层面的不断掘进中，努力获得深层的历史意识与人性意识。
既使象《在夹缝里》这样冷峻忧愤的作品中，作家也没有忽视对人性作立体的描述。剧中，一方面是孔卫东、李闯以阶级斗争为纲，对尤总动则批斗，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并借此显示自己的阶级觉悟高，立场坚定，斗争性强，为自己升官发迹铺垫道路；而另一方面，郑宏和秦玉莲则出于人道主义，对尤总给以关心爱护，并热切地希望他坚强地活下去，“即使在苦难中，也不要丧失生活的勇气”。人，作为一个群体，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你争我夺，相互为敌，还是互相关心、理解，也就是说，人应不应该有人性，人与人之间应不应该有爱。从郑宏、秦玉莲与尤总之间的关系和感情中，我们分明听到了作家对人性、人道的深情呼唤；同时，从对孔卫东、李闯的谴责中，感到作家对人性恶的一面的无情鞭笞。
热情讴歌事业的强者，这是那守箴作品又一个侧重点。因为，生活需要强者。只有强者才配有更美好的生活。《大雪歌》中的老丘，就是一个充满乐观、智慧，具有坚强意志，关心同志，热爱采煤事业的好领头人。“这个五十三岁的山东大汉，光井下工龄就有四十二年。这还不说，他身上的‘零件’全都齐整，没叫窑神爷咬去一样”，在劳动创造中，他体会到了作为强者的兴奋和自豪感。作家描写道：
“在铁和石的交响乐中，丘队长悠然自得，顺着倾斜的煤丘优美地滑行着。他根本不理会一直跟在身后的‘工作组’，让他象老牛一样喘粗气去吧。他带着嘲弄的神情轻松地扫视着埋头干活的部下们，干吧，好好地干吧！脱上三层皮算个下窑的，脱上九层皮才够得上采煤工呢。你们这些家伙，看起来都挺能干，可你们身上的煤面子不够份量。我老丘要是抖搂抖搂身子，落下来的煤面子够你们划拉半年的……
“老丘哼着他的沂蒙山小调，漫不经心地戳戳顶板，敲敲支柱。这含有一点硫化氢的煤味闻着那么舒服，这工作面上的各种音响听着那么顺耳，密集的支柱打得真叫牢实，把老天隔了个密不透风，还有什么不得劲呢？他若是羊，这里就是草滩；他若是鱼，这里就是大海；他若是鹰，这里就是天空。人活着就得干点啥，要干就得拣个象样的活，什么叫男子汉？不服的下来溜溜！”
强将手下无弱兵。在他的带领下，采煤队的几十条汉子们个个都是好样的。他们“在工作面上辗转腾跳，大显身手，几十颗心靠得那么近，合成一个巨大的心脏，输出了强有力的血液”，终于战胜了艰险，胜利地完成了任务。作家发自内心地写道：“这已经是永远过去的事情了，但，最硬的钢铁是在人的心里，当那无数的赤裸的手臂一齐举起的时候，当那无数鲜红的心脏一齐跳动的时候，那才是人间真正的钢铁啊！不要忘了他们，怀念他们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