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都是通过塑造典型形象来反映现实生活的。而现实生活是丰富多彩、纷纭复杂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微妙复杂的，现实生活中的人物性格也是复杂的。因此，文学作品对生活艺术的再现，就不应当将作品中人物性格的矛盾简单化，而应当运用对立统一法则深刻地揭示和刻划人物复杂的内在性格，真正写出“这一个”来，以达到反映生活本质的目的。
对立统一法则是我们的祖先早就运用的一种朴素的认识世界、创造艺术的辩证方法。在我国古代的造型艺术中，有无数体现着对立统一规律的作品。如新石器时代的陶罐，即有其使用价值，又有其造型美，使人能从静止状态中觉察出动的感觉来。再如陕西临潼出土的秦始皇兵马俑，虽然都是泥塑的，但是却各有动态，各有性格，一个个如活生生的人一样。从我国历代的绘画、舞蹈、诗词歌赋、戏曲、小说等文艺种类中，都可看出有这个继承渊源关系。可以说，对立统一法则是我国民族创造艺术、反映生活的基本规律之一。
对立统一，即要求人们认识问题要看到两方面。既要看到事物的正面，又要看到事物的反面。对人也是这样。绝不能将事物的矛盾绝对化，把人物的性格简单化。在我国优秀的古典小说中，活生生的、具有复杂性格的艺术形象很多，如《三国演义》里的张飞、诸葛亮、关羽等，之所以在人们的心目中显得那样的真实可信，根本原因就是作者写出了他们各自性格中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小说中张飞的性格主要是勇猛、爽直，但是他又有粗中有细的一面，如他用真假张飞的计谋，欲擒故纵，活捉了蜀中名将严颜。相反，一生谨慎、善用计谋、料事如神的诸葛亮，却在使用马谡上犯了错误，致使街亭失守，给自己造成了很大的被动。小说中的关羽以忠勇双全、所向无敌著称，他曾经有许多壮举，如过五关斩六将，温酒斩华雄，笑谈中刮骨疗毒等，这是为一般人所不敢企及的。可是他又有过败走麦城这样不光彩的历史。作者对他们这样的描写，一点也没有改变人们心目中“猛张飞”、“神诸葛”和“勇关羽”的看法。因为，只有这“粗中有细”、“智者一失”和“骄兵必败”，才更能衬托显示出“粗者”、“智者”和“勇者”之间的区别来，才能塑造出具有复杂多面的、立体性格的人物形象来。
世界上万事万物都存在于矛盾之中，没有了矛盾，事物的运动也就停止了。正如世界上没有绝对相同的两个人。人与人之间的思想性格总归有明显和不明显的、甚至是很细微的区别的。这区别就是不同。人只有不同才有性格。文学作品塑造人就是要写出人物之间的性格差别来，写出他们各自的性格特征来。《水浒传》中描写的梁山泊一百零人个好汉，个个不一般，人人有性格。同是逼上梁山，扯旗造反，可是被逼上山的道路却走得大不一样，有自愿上山的，有拉上山的，有逼上山的，还有……。由子作者准确地把握住了这些人物的性格特点，根据各人的生活经历和性格逻辑安排他们的行动，就写出了他们之间明显的和细微的性格差别来了，在读者脑海中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至于说到《红楼梦》，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1924年）中说：“其要点是敢于如实描写，并无隐晦，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据统计，一部《红楼梦》就写了出场的不出场的人物共九百七十五人，其中主要人物数十人。这些人物，在作者的笔下，都显出自己鲜明的性格特征。这么众多的人物，怎么表现出（她）们之间的性格差别来呢？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作者运用了对立统一的方法，写出了人物性格中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小说中的林黛玉，生性喜散不喜聚，整日郁郁寡欢，见花落泪，对月伤心，但是她有一次听刘姥姥讲故事却“笑岔了气”。贾宝玉在下人的眼里是个很讲民主，“没上没下”的主子，可有一次一脚将丫头踢得吐了血，大骂其“下流东西”，大发少爷脾气。一贯奉行小心没过错的薛宝钗，也有过一次不小心，在贾宝玉面前吃了闭门羹。平儿虽和奶奶王熙风是一个鼻孔出气，可也有过对下人做好事的举动……。诸如此类，举不胜举。“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唐刘知几《史通》）作者正是通过客观地描写了这些人物性格中的矛盾性和复杂性，从而塑造出了众多鲜明的人物形象，为我们展现了一幅清代中叶中国封建社会广阔的生活画面，反映了当时各阶层人物的精神风貌。
周恩来在《对在京的话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1962年2月17日）中指出：“舞台、银幕上出现的应是各种的各样典型人物。……要有主人公，要有矛盾斗争，要有多方面的描写，不要简单化。”还说“性格是各人不同的。如果人人都说一样的话，还有什么听头？……写出性格来就会有不同的人物，不能把活生生的生活写成死气沉沉的。”这里，周恩来同志用对立统一的辩证法阐明了文艺作品塑造典型人物的正确方法。
描写人物性格的多面性和复杂性，是符合人物本身的客观属性的。我们知道，作为一个人，他虽受时代生活的制约，也不能超越时代的局限，但是他总要有自己的思想感受，有自己与众不同的表达思维的方式。“人孰无情”。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人有理智，能约束自己的感情。但是这种约束，也要看具体人，具体事件，具体的时间场合而定。比如同样是英雄人物为革命壮烈牺牲，我们不能够要求他们在临死前一律高呼“共产党万岁”的口号。也许，他们有的在临死前想起了自己的父母妻子，或者想起了自己的情人，甚或表示了对生的渴望和对死的惋惜。这些都是正常的。因为“英雄不是人间的畸形儿，恰恰相反，在他身上更清楚更鲜明地显示出每一个人身上多多少少具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语）鲁迅先生也说过：“其实，战士的日常生活，是并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无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关联，这才是实际上的战士。”这段话，是对我们有大的启发的。其实，在许多优秀的描写革命历史或现实斗争题材的作品中塑造的英雄人物和正面人物，就是既闪耀着共产主义思想光辉的又有着普通人思想情感的艺术形象。如歌剧《刑场上婚礼》有这样一个场面：周文雍把围巾从自己脖子上解下来，围到恋人陈铁军的脖子上，并深情地吻了她一下，然后双双义无反顾地走向刑场……。这里，表现了一对情侣坚定的革命信念和高尚、纯洁、火热的爱情。张贤亮小说《灵与肉》中的许灵均，在他的身上有着强烈地爱国主义思想，有坚定不移的事业心，有顽强的生活毅力……。但是他也有过动摇，在被打成右派，到农场监督改造时，甚至产生过自杀的念头。这样的描写是真实的、可信的，丝毫不影响人物形象的塑造。因为，他毕竟是人，是个普通的人。他也同样有喜怒哀乐的情感需要宣泄释放。因此，他所采取的行动，读者是可以理解的，并且认为是合理的。
文艺作品描写人，就是要写出符合人物思想性格真实的行动来，写出符合人物性格逻辑的矛盾性和复杂性来，这样才能够深化人物的内涵，塑造出活生生的艺术形象来。
（发表于《银南文苑》1984年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