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丹诺之钟》以二战中美军占领的西西里岛为背景，描写占领军少校维克多·约波罗在意大利一个小村镇实行民主制度的故事，实质触及美国最引以自傲的政治文化。表面看约波罗是个英雄人物，他平民出身，靠着自己的奋斗进入了上层，所以由衷信仰民主的力量，想把自由民主也带给从法西斯奴役下解放出来的意大利民众。但其实在美军占领下实施的东西，和西方理论经典所阐述的内容相比，已经变了味，成了军事性的统制和政治性的专制。虽然约波罗少校告诉阿丹诺的百姓们，民主意味着“政府的头头脑脑不再是百姓的主人，他们是人民的仆役”，但实际上他替大家做主，通过强调公众秩序、教育和荣誉的重要性，成功地把自己理解的一套行为规范强加于当地人民之上。他送给阿丹诺的一口新钟（原来的旧钟被法西斯分子毁坏，运去铸枪炮了），就是他带给这地方的巨大影响的象征。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约波罗少校建立的有效的民主体制，恰好成了他顶头上司麻尔温将军横行无忌的工具。后者的一系列命令和措施，严重损害了当地的经济生活和商业收入。约波罗推行的美国式民主制度，和当地传统的文化习俗本来就有矛盾，由此进一步尖锐化，最终因当地一个孩子去捡美国大兵从行驶的军车里扔出来的糖果，惨遭压死达到高潮。在这场看不到一点硝烟的较量中，约波罗既不受老百姓欢迎，也遭到麻尔温的排挤，处在一个不无尴尬的境地。
约波罗少校让读者联想起另两个美国人，一个同是文学形象，即马克·吐温《亚瑟王朝的康涅狄克州美国佬》中的汉克·莫尔甘，一个是二战英雄，即取得对日战争胜利的麦克阿瑟将军。马克·吐温借助于文学幻想，让生在19世纪的莫尔甘来到中世纪的英国王宫，由他见证了现代的民主观念和古老的封建王权的冲突，及双方从中暴露出来的缺陷。而在实际政治生活中，麦克阿瑟将军战后占领日本，也搞了政治体制上的改革，试图将美式的议会民主制移植到日本，结果却不得不同时保留了天皇制。在约波罗少校身上，不难觉察到历史和现实的双重身影，那是在外在参照系的对比下对美国民主的制度文化的审视。换个角度看，这也即美国人能否拿自以为优越的东西去取代别的国家、别的民族拥有的传统遗产的问题。
评论家认为，赫西从自己写作生涯的开端，就在探询美国文化更深层面的动机。这话说得不错，但还可作点补充。从更广阔的范围内，我们会发现，赫西这时期及以后的写作，还延伸到对人类根本处境的关注，即对处在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们相互沟通及不同文化达到融合的可能性的询问。二战期间驻外记者的经历，虽说有点浮光掠影，但毕竟为他提供了机会，能广泛接触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民的生活境遇。对此，他的作品既表现出同情或悲悯，也表现出敬畏，因为在因落后而倍加艰苦卓绝的条件下，人们仍在英勇地坚持正义的斗争。与此同时，他也清醒地看到了，在为着同一目标甚至并肩战斗的人们之间，一样存在着隔膜或误解。对这些情况，赫西怀着一种相当复杂的毋宁说是苦恼的心情。虽然同二战后其他的作家如海勒、梅勒及索尔·贝娄相比，赫西写作的目的性更明确，但并不能简单化地说他属于说教型的作家。
扬子江边的孤石
十年以后，赫西第一部以中国为题材的小说《孤石》（1956），才第一次真正回应他在登陆舰上遇到的问题。一个外国人来到中国，被称为“洋鬼子”，是真正令其烦恼的事，因为他自以为是文明人来到不开化的地方，却反而叫本地的野蛮人扣上了“野蛮人”的帽子（“鬼子”乃蛮夷之蕞尔者也），无论如何百思不得其解。但如果从文化对抗的角度，从文化本位的中心主义着眼，那就一点儿也不难懂了。
《孤石》中，首次凝聚了赫西在天津的童年记忆和战时与战后在长江流域采访的印象和心得。实际上，小说也是他对人类处境和交流的可能性的再度思考和艺术处理。他的艺术审视和得出的答案仍然含混朦胧。
小说描写一位年轻的美国工程师为考察在长江三峡建设水坝的计划，乘坐一条纤拉的古老平底船溯流而上。不同层面的文化的差异在故事一开始就充分绽露出来。从美国来的年轻人志得意满、自命不凡，自以为比一路遇到的中国民众不知道要高明多少倍。他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博览群书，而周围的中国人大字不识几个，只有口头相传的知识；他盯着腕上的金手表，计算着路程消耗的时间，而船主夫妇、厨师、纤夫头和纤夫们根本意识不到时间的消逝。
但逐渐他对这些普通人产生了敬意。他们热爱生活，热爱伟大的母亲河扬子江。一路上，他们具有的知识和智慧显现出来，一点点变得生动而鲜明。船主的妻子淑灵（音译）懂得许多先祖前辈传下来的歌谣和故事，她告诉年轻的美国工程师中国古老的传统，教他玩中国的游戏，甚至教他唱民歌。当为首的纤夫老石头喊起雄壮的号子，协调着纤夫们的步履和动作时，动人的旋律打动了他。他领悟到，他们满是厚研的赤脚熟稔和知道脚底下的每一寸土地。最终他发现，扬子江人也同样瞧不起他，因为他是个异邦的陌生人，从没接触过江水和江边的土地。也许他们并不理解他作为工程师的价值，就像他不理解他们一样。更深层的原因，也许还在他们不懂得为什么要修筑水坝，改造长江，为此他们感觉受到了威胁，反过来美国工程师也不明白他们为何要这样想。
在纷繁凌乱的感受和思绪中，船只穿过了三峡——
好不容易我们冲过了峡口。石灰岩的山形闪了开去，我们映进了一片火成岩的崖区。峡谷之中，有将近一英里的距离，硕大的片麻岩和花岗岩石块，比我们的平底船大得多，或散落在波涛之上，或直插水线上下，充其量只能说那是浅浅的过道，模样奇崛的粗玄岩和班岩的堤坝又从其他石堆里西现出来。这是一片太古的风景，看起来是某种狂怒的力量造就的。看了一眼纤夫们，他们就像渺小而目标明确的蚂蚁，正在粗粝而几乎不可攀援的江岸上举步，我深深受到感动，并察觉到自己的卑微。在这个场景里，我们大家都是无望的虫豸。我身为工程师的事业，在这里看来只是废话。没有用，绝对没有用，在这个遍布巨石的狰狞峡谷里，人的微弱的意志绝对一无所能。
如果说这位美国的年轻工程师和中国的纤夫们找到了什么共同点，那也仅仅是属于人类共同的宿命。以卑微和不屈的意志同大自然抗争，其实除了重复悲剧的命运，并不会有什么积极的成果。何况人们往往各行其是，并不真诚期待合作。所以，他并不因见识了扬子江人独特的智慧和情感而尊重他们，而是觉得和自己的知识和能力一样是无用的东西。这个结论是相当悲观的，包含了对人类文明的进步意义的否决。不难发现，这里依然徘徊着二战时期各国互相残杀、寰宇生灵涂炭的阴影。长江三峡的风光，在赫西的心目中，也只留下了一大片逼压着人类，沉重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的巨石。与其把这看作自然性质的景观，不如说是人文意义的景观。在天地玄黄的洪荒世界的原始蛮力前，人生的价值显得如此渺小和绝望，所有的努力都变得可笑滑稽。这一巨大的反差，由于人类自身难以逾越的不和与隔膜，又加倍突现出来。这种不和与隔膜只会导致人类的自相残杀和自我削弱。
故事将近结束时，老石头不幸落水，被长江浪涛席卷而去。年轻的美国工程师不得不扪心自问：他对老石头之死是否也负有责任？那真是纯粹的事故吗？还是老石头因他的出现而预见到，随着科学技术的人境和大坝的设计与兴建，生活将由此改变，而老纤夫不愿接受母亲河的变化，所以宁可舍身自沉，以表明他对永恒伟大的长江的祭奠和礼赞？土生土长的老石头的捐躯，及其在外来的主人公心头激起的反响，以一种相当曲折含蓄的方式，展现了中国和西方也是传统和现代的冲突的不可避免，及可能达到的激烈程度。
这个冲突，因双方暂时处在对峙和相持中，结局是模棱两可的。小说以年轻工程师的考察报告被束之高阁而戛然终止——
四个月后，我写了一份乐观的甚至过分热情洋溢的报告，论证在黄猫峡修建大坝的可能性，那地方是我在进一步的考察中乘轮船顺流而下发现的，照我看是所有地址中最为合适的。但十分清楚，无论这份报告，还是我自己，都没带来任何结果。事实上，我的伟大的事业开始于这一大摞纸页，也结束于这一大摞纸页。它们被忽略了，而我成了体面人士们攻击的靶子，说我不切实际。攻击继续延续着，大坝则一直有待于修建。不过我有把握，总有那么一天的。
这个略带卡夫卡色彩的结尾，对在古老的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规划的努力提出了质疑。大坝的修建，既能带来经济发展的重大效益，也有科学技术上的可行证明，应该是没有疑问的，但却遭到了“不切实际”的攻击。这个“实际”是什么？那就是如同盘踞在扬子江畔的三峡巨石一样扎根于中国大地的悠久传统。这个传统通过一代接一代传下来的歌谣、故事、习俗和游戏，牢牢占据着民众的心灵。他们习惯了弓着背脊拉着沉重的纤绳，把脚掌的鲜血滴洒在江岸的砺石尖和蒺藜刺上。要是没有外人的干预，他们愿意一辈子这样走下去，也让自己的儿孙后辈一直走下去。而对冲破江流，如履平地般疾驰的小火轮，则因为是洋人发明的玩意儿，往往投以猜疑和不屑的一瞥。然而，现代化的进程毕竟难以阻遏，因为它首先意味着更富裕更便捷的生活方式，人们难以抵挡它的诱惑。纵然将经历种种抵牾、摩擦、拉锯和阵痛，纵然状态有何等迟缓、胶着和凝滞，该发生的还是发生了。小说发表后过了38年，1994年长江三峡大水坝终于开工兴建，美国工程师的预言在中国变成了现实。而这项巨大工程对三峡地区和整个长江流域的影响，不论是正面的或负面的，还刚刚显露。
小说题为《孤石》（A Single Pebble），具有多重含义。“孤石”原是个村名（根据音译，当地原名“单支石”镇），位于重庆以东的长江岸。水坝建成后长江水位升高，就将威胁到它和它的名胜景点——江岸边的弥勒佛完的存在。“孤石”也是喻象，一片孤单的卵石，无论身处在三峡嵯峨鬼磊的巨石堆里，或回旋咆哮的江流波涛中，都是那样渺小而不足道，那岂非人类孤弱的写照？但它又是修建水坝的原材料，截断长江的巨大坝身，就是由无数块小卵石，同黄沙、水泥、钢筋等一道捣铸而成的。它象征着那个年轻的美国工程师吗？难道他的考察工作不正是为几十年后水坝的正式动工设放的第一块铺路石？它也可能是纤夫老石头（Old Pebble）的化身，那它就来自滔滔江水，又归于滔滔江水……
《孤石》于1957年荣获全美独立学校联合会奖，今天仍是美国青年学生喜爱的一本书。一位大学生发表读后感说，他来中国留过学，但并不懂得中国，读过《孤石》，才懂了。关键在于，《孤石》描写的不是那种静态的、有待外国人做案头研究的中国，而是一个在和外来者的接触中，对其行为作出种种反应的活的中国。
从虚拟世界到历史轨迹
赫西另一部中国题材的小说《白莲》出版于1965年，它的写作更多受到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国内黑人民权运动高涨的形势的影响。虽然赫西并没直接以创作投入运动第一线，就像他在短篇集《立足点》（1963）的《前言》中声明的“我不能说本书的故事涵盖了人们争取生存权的前沿”，但民权问题和贯串于赫西全部创作的中心主题即人类的生存意志问题，是息息相关的。在表现这方面的内容时，赫西顺应了美国文学20世纪60年代的发展趋势，对种族问题采取了新视角，上升到人的存在状况的高度来反思种族歧视现象。这一趋势可以两部作品为代表，一是约翰格里芬的《像我一样黑》，二是梅勒的《白种黑人》。格里芬小说的主人公原是个白人，通过整容变成黑人，然后亲身在南部一些州的白人社会和黑人社会体验了一个异己者（即使对于黑人社会，他也是个不受欢迎的陌生人）的一系列遭遇，从而切身体会到黑人作家艾里森《看不见的人》中那个无名的主人公的感触。梅勒提出的“白种黑人”的概念，指的是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嬉皮士”。和通常将嬉皮士定位为20世纪50年代“垮掉的一代”的后继人、少年罪犯、标新立异者不同，梅勒将他们视为二战后压力日益增重的美国社会的必然产物，这个社会把他们排挤在合法的地位之外，迫使他们在隔离状态中艰难度日。这正是黑人终生都在经受的。嬉皮士和黑人都注定不可能接受白人中产阶级的生活准则，他们生活在中产阶级社会之外并彻底否定其意义也就是必然的。无疑梅勒是从生存状态为正在风起云涌的青年嬉皮士和黑人民权运动提供合理性根据。
赫西读过艾里森的小说《看不见的人》，并颇为赞赏。他也意识到，不能再单纯地从同情、震惊甚或羞耻感的角度来描写种族主题。困扰他的是这样一些疑问：如果有人一旦成为被征服的种族的一员，那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在这种情况下生存的意志如何表现自己？为了存活，究竟什么才算得上英勇、诡诈、胆怯或卑鄙？在如此思考的过程中，遥远的中国再一次发生了作用。结果就是《白莲》这样一部带有幻想性质的小说。它写的是“黄色帝国”在无法确定的岁月征服美国后，美国的白种人被当成奴隶贩卖到中国的故事，一定程度上重复了黑奴从非洲被贩卖到美国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