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补》所辑各家为我等力所能得之资料。其未能见收者，尚所在多有，如有人相告，季豫师有批校本、王伯祥先生有批校本，但经向家属探询，均未获结果。又如贵州吕幼樵先生所着《书目答问校补》已于二四年六月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问世，篇幅亦较大，难以收入。读者可自求其书。《汇补》仅在张新民先生同意下，将其尊翁张振佩先生批校、张新民先生辑补之《书目答问斠记》（见吕着《附录》）收入《汇补》，专列一家。又在《图书馆》杂志二四年第一期读到刘采隼先生撰《古籍目录史上的丰碑》一文中，言及其尊人刘德刚先生曾有《书目答问订补》之手稿，憾未获读，亦以有五十万字之巨不易融入《汇补》。其它散见各处之片言只语批注，力所不及，无法求全，祈读者见谅！
全书篇帙较大，涉及书名、人名、版刻等较多。为读者翻检方便，由常虹女士于全书之末，编制一综合索引，则按图索骥，可坐收利便于几席之间。
《汇补》自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创意，六十年代着手，至本世纪初成书，时兴时辍，先后历六十余年而成书。固我与韦力、李国庆二君契洽合作之产物，而究其能顺利成书者，端赖有关单位及各方友好之支持、关注与协助。我们应向这些对《汇补》给予帮助的单位与友好，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首先应该感谢的是中华书局的学者编辑崔文印先生。文印先生是富有文史学识根底的文献学家，与我有近三十年的交往，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与我谈及我的《书目答问》过录本时，就鼓励我一定要完成一部《书目答问》有关批校与资料的《汇补》本，坚定了我默默地进行这项工作的信心。尤其令人感动的是，二二年六月十二日，他在不知会我的情况下，自作主张写了向书局领导推荐《汇补》的报告。这份报告推荐了我的《汇补》和何兹全先生的文集，现将推荐《汇补》的那段文字记录如次：
宝志（编辑二室主任冯宝志）请转李岩等领导：
有两部书稿不知可否组稿？
（一）来新夏先生汇补《书目答问》。这部书作者经营了五十多年，汇录了有关笺补《书目答问》一书的十多种重要着作，如江人度《书目答问笺补》等，都是极为罕见的书。此书可以说是有关笺补《书目答问》一书的集成之作，具有重要研究和实用价值。此书本为自用，故集录内容极为丰富，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二）何兹全先生史论集（从略）
崔文印
二二年六月十二日
这份报告我事先一无所知，直至二四年文印先生始将其复印件寄我，作为《汇补》完稿后交付中华书局出版的意向凭证。这份报告很快得到中华书局领导人的同意。六月十七日李岩先生即批示：“崔先生所提两个选题均很有价值，均是名家名着……建议接受。”同日熊国桢先生即批称：“同意李岩同志意见，把笺补《书目答问》的成果汇总集成，将是一部实用指导性非常强的目录工具书，有较长远的市场销售前景。”二十八日宋一夫先生写了决定性意见说：“来先生和何先生均为一流学者，可以考虑出版。但稿费如何支付，要将来再说。”
这份报告和批语为《汇补》的出版问世铺平了道路。我也不得不赞誉中华书局领导层的学术眼光和胸怀。文印先生不仅推荐和玉成《汇补》的出版，而且在成书后又以近古稀之年承担《汇补》的责编重任。由于文印先生重听，因此有许多有关编务的斡旋周章，多承我的启（功）门师弟柴剑虹先生自愿代办。我在此也表示我的谢意。
其次，我感谢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安平秋、杨忠和曹亦水等领导和评审委员会的朋友们所给予的支持与资助，他们批准了我的项目申请。拨付一定的项目资助，解决了各处调查和借阅批注本的费用，为《汇补》的最后完成注入了活力。
再次，我应当感谢在《汇补》成书过程中曾经多次打扰过的有关图书馆。为了观看《书目答问》的各种版本和搜集批注资料，我们走访过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天津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南开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等。同时也烦劳了各馆的有关人士，如国家馆的苏品红、董馥荣，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沈乃文和丁士良、吴晓云，清华大学的刘蔷，上海图书馆的王世伟和陈先行、郭立暄，复旦大学图书馆的吴格和杨光辉，天津图书馆的常虹和白莉蓉，南京图书馆的徐忆农，南京大学图书馆的史梅和南开大学图书馆的江晓敏等诸位先生和女士，我也在此统致谢意。
《书目答问汇补》是一部近百万字的书，虽然，我和韦力、李国庆二君都尽心竭力做好，以裨各方学人使用；但终以成书历程断续，篇幅较大，难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尤其是未能“竭泽而渔”，留下了一些遗憾。韦力与李国庆二君，正当盛年有为，为《汇补》贡献了多年的精力，消耗了他们的可贵年华，而值得庆幸的是在成书全过程中，我们一直坦诚相见，和谐共处，成就了“正其谊不谋其利”的共识。至于书中的疏漏不当之处，当由承担统稿责任的我负责，至祈各方学人有以教我，不胜忻悦之至。
（二七年初夏写于南开大学邃谷，时八十五岁生辰）
2、《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增订本）序言
一
我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以“为人之学”为宗旨，历时十年，亲自检读清人年谱七百余种，一千余卷。每读一谱，辄加叙录，终于在一九六四年撰成《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六卷，共五十余万字。清稿誊正，谋付剞劂，艰难困惑，形诸梦寐。不久，“文革”祸起，图书存稿，或被一炬，或遭抄没，斋中所剩，不过零简断笺，《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自在劫中。忆往日焚膏继晷之辛劳，不禁欷嘘随之。
一九七年初夏，我以“待罪”之身，放之远郊穷乡，一心务农，“躬耕”郊野，束书不读，意兴阑珊，毫无着述兴趣。时隔半年，饬令认领查抄物资，珍物尽失，惟领回缺帙残卷及普通衣物。不意从中发现《知见录》及《林则徐年谱》等书稿之零篇残页，土炕孤灯，重理笔墨，每至中夜，不以为苦。年余，《近三百年人物知见录》再成一稿，不禁拊掌自喜，颇有谈孺木重纂《国榷》之得意。一九七四年秋，由远郊赐还放归，“革命勇士”仍在与人斗其乐无穷，而我则逍遥闲适，无所事事，于是对《近三百年人物知见录》再次整理补订。又经年余，终成定稿，而出版问世，尚属渺茫。八十年代初，各项事业，渐入正轨，挚友汤纲多方奔走，承上海人民出版社慨然接受，刘伯涵、顾孟武二先生分任责编，终于在一九八三年出版问世。历尽二十余年沧桑劫难，一旦绝处逢生，得不雀跃！
二
《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出版问世，海内外多有庋藏。学友亦时予佳评，窃喜数十年辛勤，得遂初衷，时生飘然之感。兴奋之余，避居寒斋，平心静气，循读再三，多有伤病，深悔未遵亭林先生不急于付梓之遗训，匆匆问世，而各方读者、知者，无论识与不识，间致简札，纠谬正误，或拾遗补阙，其真情挚意，充盈字里行间。而我于读书之际，亦时有新谱之知见，乃随手札录，贮之囊箧。日积月累，积稿寸余，于是定意增订。惟以事务纷扰，公私猬集，岁月迁延，迄未着手。直至世纪之末，离休归隐，方期董理旧稿，不意天不佑我，老妻病瘫七年，更无暇顾及。乃多方物色能承续其事者，而实有才难之憾。洎年逾八秩，精力日衰，深惧所存书目及资料线索等散失。二三年春经多方比量，拟将增订诸事交付江晓敏女士承担。晓敏为我早期学生，任南开大学图书馆古籍部主任有年，深谙旧籍，笔墨亦勤，或能顾念师生旧谊，接受嘱托。孰知晓敏久缠二竖，身体虚弱，勉力完成本职，已属支撑，曷忍再以业余工作相责，自当另作图谋。
值一时尚难得适当人选之际，我自恃尚有微力，乃将积存的各方意见及历年所写多篇叙录整理删定，成《〈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补正》一文，于二四年六月《中华文化论丛》第七十六期先行刊发，向读者补过。《补正》一文分两部分，一为《增补》，记原《知见录》未收而今得见之谱，写成叙录，为原录增补，其中凡友人写寄者，于文末注明。如复旦大学图书馆沈达伟女士为补《淄川蒲明经年征》、《齐巨山先生年谱》、《谨庭老人自定年谱》、《养福斋自撰年谱稿》、《马锦门龙标年谱》……二为《订正》，记各方对已刊《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叙录内容有所正误与补充，均记其资料来源，以明他山之助。如山西省图书馆赵冬先生见告：《（先大父）泗州府君事辑》“谱主姓名应为张佩芳，误为张佩芬”、《先文靖公年谱》“编者应为孙慧惇，误为孙慧恺”……《补正》一文各条，现均已入增订本。惟助编人才一时难得其选。
早在二年夏，山东夏津县方志办主任潘君友林函请为其历经十年完成的《夏津旧县志校注》一书作序。未几，潘君携稿来舍。我与潘君素昧平生，接谈之下，固谦谦好学之士，修志多年，旧学颇具根底。读其《校注》，益见其深谙古籍整理之道。其默默耕耘，不计功利之精神，令人感动，乃循读其书而为之写序。十月间，潘君来舍取序，得进一步接触。其后，潘君又以整理德州七志及《聊城县志》，时来商榷。数年交往，相知益深，我曾于言谈间略述增订《知见录》之意，潘君自陈愿鼎力相助。于是我即着手准备，整理书源，拟定编纂体例及撰写要求，规划进度，拟以三年之期，增订内容一倍，以便学人参检。遂于二五年十一月定议。自是以后，每数月，潘君不避寒暑，必来舍商谈进程及有关问题，坦诚研究，切磋共识。潘君年近花甲，犹负书携稿，往返津鲁，备着辛劳，不以为苦。历时近三年，增订大体完成，经我统阅删定，又加修改，于二八年六月下旬，潘君以整理稿送津，编序一以原书为依归，内容充实，稿面整洁，文字通顺，基本符合原定体例与规划。我摒除诸务，细加审读，整齐体例，统一文字，完善附件，于二八年秋终成定稿。嘻！数十年愿望，一旦实现，得不欢欣愉悦？
三
增订《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颇得众多友好相助，参与撰写者有十余人（名单另见卷首）。三易寒暑，备经辛劳，粗成定稿。详读全稿，两相比照，设言所得，约为五端。
其一，扩展内容。增订本在字数及收录内容上都较原书大有扩展，原书共收叙录七百七十八篇，新增八百零三篇，现全书共有叙录一千五百八十一篇。原书收谱主六百八十人，新增五百七十二人，现全书收谱主一千二百五十二人。原书五十六万字，新增五十余万字，现共一百一十余万字。原书本附有谱主、谱名、编者及谱主别名字号索引共四种，后两种在出版时为出版社所删略，今除全面增补外，又恢复后两种旧观，共设索引四种。另增设卷首卷尾。卷首收增订本序言、撰写人名单和“凡例”。卷尾收原印本“代序”与“后记”及“有关评论辑要”。
其二，增录版本。在版本着录上，新增版本着录多家，如谢巍《中国历代人物年谱考录》、黄秀文《中国年谱词典》、王德毅《中国历代名人年谱总目》（增订版）、洪焕椿《浙江历代名贤年谱综录》及孙殿起《贩书偶记》等多种。遇有小误，辄加订正。于各家目录着录外，设目见其他版本，亦即补入，如《杨园张先生年谱》（张履祥）在上海图书馆藏有清道光十四年崔德华手抄本两册，即加补录。类此稿抄本多注其藏者，以便用者求书。
其三，重分卷次。在编纂体例上原书分六卷，按顺治至宣统各朝顺序分卷，增订本除增设卷首与卷尾收录与本书有关文献外，将原六卷分为十卷。前三卷依旧，第四卷以原分量过多，增补亦多为此时期人物，与各卷分量显不平衡，现分为四卷，均以谱主生年分属各朝为序，即卷四为生于嘉庆时期人物，卷五为生于道光时期人物，卷六为生于咸丰、同治时期人物，卷七为生于光绪元年至二十年前人物。卷八为生于光绪二十年后人物，即原卷五生于清而卒于辛亥以后人物。卷九为知而未见录，卷十为四种索引。
其四，增补订正。此次增订，几近一倍。其主要书源有三：一是新编新出清人年谱；二是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的《年谱丛刊》；三是上海图书馆秦翰才的稿抄本；四是散在某些高校和公共图书馆所庋藏的稿抄本与油印本。至于订正有一般名字籍贯，如《慎独斋七十年谱》误谱主字家瑞为家端。又如《潜庵先生年谱》据年谱着录汤斌为安徽来安人，但漏着汤先世由来安迁河南睢州而滋误会。有些则为较重要订正，如《雪桥自订年谱》谱主杨宗羲，据其自谱记其与清室及伪满关系亲近，并任伪职、得伪谥等情事。后其亲属多次要求改订，增订时再详核其自谱。只能以遗老立场定论，史笔固不能曲。
其五，指引史料。《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的一大功能为节他人之劳，于叙录中往往注明史料价值，甚有引录全文入录以备参考者。如宋之绳自记《紫雪年谱》记明末饥荒灾难，农民军攻陷京师，皇宫惊慌失措，王公大臣之遭遇等甚详。叶士倬的《健庵自订年谱》所记乾隆五十五岁寿辰的铺张情状是：由西华门至宫门“夹道陈设西湖各景并牌坊戏台，缀以绻彩，杂剧歌舞，竞为奇巧，用银以百万”，从颐和园入城，“一路楼台歌舞，四十里中，目不暇给，极视听之娱，天上人间，真不可复辨矣！”晚清王锡彤的《抑斋自述》七种，多记清末时事，习俗世风，山川风光，逸闻掌故，无不详述，不啻为晚清社会之小写照，其中记“州县衙门之门丁，为有清二百余年不可解之大纰政。其名目之为人称道者，曰稿案、曰稿签、曰钱粮、曰车马、曰杂物、曰执帖。州县官之由贫士起家者，到省后辄由此辈来为奔走，礼节如何，夤缘如何，皆熟径也。”具体生动的记述为他书所少见。类此指引，具载录中，或可备用者参考。
据此五点，读者可得增订本之大要。
四
《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的增订工作，数易寒暑，终于告一段落。当增订之始，我即因书海无涯，又屡见新着，加以年事日高，已近望九之年，若不立一标尺，则无成稿之日。乃定位一旦增补成倍时，即作一阶段，先行问世，以便读者早日使用。而今预定目标虽已完成，但未能竭泽而渔，仍然感到遗憾。其遗留未收部分，有待后来学人。
在增订过程中，曾得到各方友好的关注，如天津图书馆李国庆先生，他是我多年旧友，长期的学术搭档。他无私地向我提供主要书源，有时甚而亲自送书来舍，又毫无条件地提供珍善本书影，为本书增色。上海图书馆的王世伟教授为我邀请馆内人员，助我编写叙录，并为到馆查阅有关图书提供方便。在当今用书难、借书难已呈时风之际，我非常感谢他们的慷慨好义。其他尚有高校与公共图书馆的一些朋友，为免我跋涉奔波之苦，为我编写叙录初稿。不计篇数多寡而友情可贵，我已在扉页一一列名，以致谢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