拂晓，天空还挂着繁星，大地仍然沉睡，只有东方微微泛起银白色的光芒。姜文旗拾粪回来，见一个小伙子在上庄子转来转去，朝姜岚家瞪着揉眼睛，他走近才认出是李久红。
李久红是在县甄别办公室当副主任时犯的错误。姜万华在隔离审查期间自杀了。那天，他来到小东方，为姜万华甄别调查，宁朔堡的青年突击队队长强兵说他“衣锦还乡”，在家里支酒场，招待他吃喝。强兵把他灌醉了，他一个人睡在他家的老房子里。谁知深夜姜万华的婆姨曹秀兰钻进他的被窝。事完后他才知道这个女人是自杀右派的婆姨。这桩“桃色新闻”传出后人都议论纷纷，有人说是女的“强奸”了男的，是阶级敌人的“美人计”，有人说他意志不坚强，“棉花见了火就着”。
县审干办公室说他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家属通奸，开除了他的党籍、公职。
李丢子旧社会丢来丢去，新社会跑来跑去，最后还是回到了小东方。他永远不忘在姜岚家度过的童年时光，觉得一辈子都对不起姜岚父子。
姜文旗一句话也没说。他知道李久红不愿再回宁朔堡，他攥住李久红的手，两人默默来到大队部。
李久红进了屋，叫了声“五哥！”就放声哭诉起来：“他们咋处理我都没意见，把党籍给我开除了，我心里难受得很啊！五哥，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我认准了你，我就随上你干，哪里也不走了！”
姜文旗望着他，想起第一次在陶家庄见到他时的情景。那时他还是个孩子，他被陶家兄弟过路挤到渠里，为拾路上一枚麻钱，被马踢伤，半边脸肿的倭瓜似的。
为了朝粪堆顶上爬，头上、脖子里全是粪沫。他和母亲跪在陶大脚下磕头，叫人终生难忘。“镇反”时，姜岚给许耀东营长交文书卡册，李久红端着一面锣，上面放着马灯跟在姜岚后头。许耀东还以为他是姜岚的儿子，姜文旗给许耀东说了，许耀东就把他一把拉了过来。他从村里直干到乡里、区里、县里，是全县最年轻的科级干部，人都说他根红苗正前途无量。他太幼稚了、太老实了、太年轻了。
这些年来小东方的工作组多，犯错误在小东方被隔离审查、劳动改造的人也多，一个个像走马灯似的。工作组就不说了，上面派下来的嘛，有短期的，有长期的，也有来转一圈就走的。他们来了姜文旗就叫油坊里的黄麻子先给他们做一顿油漉漉香喷喷的饭吃了，多是有肉的。大队的羊场、渔场、猪场经常给供销社送肉，拣几条鱼刮了煎上，抽一支羊羔肉剁了炖上，割一条猪肉焓得红红的，反正他们吃一回每人交两毛钱、半斤粮票，又不是白吃。走的时候还能买点鱼啦、肉啦、香油啦什么的，反正他们出钱，在县城有钱也买不到，都凭票供应呢。县上朝下派工作组，小东方那么偏远，连不会骑自行车的干部都争着去。姜文旗见他们来了，就叫会计把新毡给铺上，被褥都是自己带，一盘扯炉子小炕，门外有炭随便烧。晚上还能看到小学校里的篮球比赛、业余剧团排练的节目。
犯错误的人来了一眼就能瞧出来，有的撅着嘴，有的耷拉着脑袋，刚被批斗过的痕迹还在身上挂着。他们多是公安人员、治保人员或是单位领导送来的。来了，姜文旗就给安排吃住，不但不另眼看待，还对他们特殊照顾。这些年犯这个那个错误的人越来越多，姜文旗从不问他们犯了啥错误，许多社员还把他们当成工作组朝他们反映情况呢。后来他们又都一个个高高兴兴地走了，这个说问题落实了，是某某某告的假状，经常用黑笔头子剜人；那个说是领导犯了官僚主义，经常偏听偏信。
他们又都眼泪一把鼻涕一把地说，往后就是走到哪里，永远不会忘记小东方。
姜文旗把李久红安置在大队部件下来，叫他在临近的猪场劳动。他发现李久红渐渐瘦了，颧骨突起，眼窝深陷。问他有啥病，他说没病。姜文旗见他每天洗晒裤头，暗自查看，原来他自从那件事发生后，受了惊吓，得了遗精症。姜文旗叫他病他不，说这都够丢人臊毛了，还能再出去张扬。姜文旗到城里给他抓了几副中药，还买了个熬药锅子，每天熬给他吃。后来李久红的病好了，脸上又渐渐红润起来。
这天，公社梁喜来送通知，原来各大队实行“定产、定购、定销”。本来上面的会多是朱守业参加，姜文旗说“三定”事关重大，他要亲自参加。他还是骑着那辆车子，车后还是挂着个粪背，吱扭吱扭来到公社。
会议室里烟雾弥漫。杨遇春刚开始讲话，不知主席台上哪位领导放了个屁，台下的人都捂着嘴偷笑。接着台下不知哪位大队书记也放了个屁，杨遇春朝台下瞪了一眼，咳嗽两声，以示警告。谁知他嘴上咳嗽，尻子夹不紧，也放了一个屁。台上的几位领导都脸贴在桌面上偷笑。杨遇春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他又咳嗽了两声，正要再讲话，台下又放了几个屁。台上台下，顿时哄笑起来。
杨遇春朝下摆摆手，他要讲话怕人再放屁，就指着公社农技干部杨宝说：“你们搞科研的，也不研究研究，为啥人吃了大麦豌豆屁多？”
杨宝说：“大麦豌豆，本来是给牲口留的畜料。现在高征购，都把粮食征走了，逼得人吃畜料……”
杨遇春听他说话走了岔，急忙又咳嗽两声，不叫他说了。因为种畜料不征购，各生产队无限制地扩大种畜料面积，以备用畜料顶口粮，这已是全县公开的秘密了。人都说这是“人吃驴粮”，为了堵说话的咽喉子，勒了不会说话的咽喉子。
张新海问：“牲口吃了，为啥不放屁？”
杨宝说：“牲口的内分泌消化系统和人的不一样！”
任何事情的悲剧往往是知道不该这么做，还要这么做。“三定”的关键是定产。
各大队书记、大队长先听报告，听完后就报产量。杨遇春见各大队来的领导都低着头，他挤挤眼，笑嘻嘻地朝姜文旗说：“姜书记，大家都瞪你呢！”
各大队书记都说：“对，对，对，先叫姜书记说，他是搞农业的老行家！他要是到各队算产量，就算到骨头里了，你连一斤都瞒不下！”
姜文旗每年收割前都要到田里估产，选三种不同类型的田，分别测算每平方米有多少麦穗，每个麦穗平均有多少籽粒，每一千颗粒又有多少重量。他严格的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使农科所的技术人员都惊叹不已。多年来，谁见过坐在屋里估产、报产的？
姜文旗很明白杨遇春的意思，他心里觉得可笑：叫我说，我就说嘛！话说到前面比说到后面好！于是，他就说：去年，文艹扬了几遍，“连柴柴艹文都抖了、全大队才亩产418斤，今年尻子挣翻，顶多打500斤！”
各大队书记都说：“姜书记他们大队地力足，我们大队地力乏，就这都要小鸡鸡下蛋———紧尻尻努呢！”
杨遇春耷拉着眼皮子，赤眉带笑的，他瞥了张桐一眼，“哎”了一声，说：“太少了！太少了！你们小东方荒地多，不在册面积大，闯田又不少，有补头呢！”
姜文旗说：“就这418斤，都是在册的、不在册的平均亩产。要是总产量除实种面积，平均亩产连218斤都不到。”
公社社长张桐大发雷霆。会前张新海对他说，小东方定亩产一千斤没问题。
张桐想，书记和副书记报的数字如此悬殊，毛病在谁？他指着姜文旗训道：“你一天的报告白听了？都照你这种思想作风，何日实现共产主义？”
姜文旗说：“我能不想一亩打10万斤粮食？我能不盼早日实现共产主义？粮食又不是山上的沙子，要多少有多少！”
“你要解决思想认识问题！”
“你叫我说实话，还是说虚话？”
张桐干咳嗽两声，嗓子都气扁了，他深知和姜文旗辩论下去自己掉架，他“哼”
了一声就宣布了给各大队定的产量，宣布完后，他指着台下问：“你们有啥意见，从实说来！”
台下的人都低着头一言不发。他们心里都很清楚，这些年上面一刮风，下面就起浪，都是看风头，随大流，人云亦云，反正习惯成自然，就像“一平二调”，你说好我就“平调”，你说不好我就退赔，谁也不愿朝风头上撞。
姜文旗心里很凄惨。后人都只习惯于清算历史，把个人的不幸都归于无法抗争的历史，却很少扪心自问，自己对历史又做了些什么。因此，不但说历史往往是一笔糊涂账，更重要的是，历史的荒诞，仍然会在现实中重演。
张桐见下面没人发言，就宣布说：“没人发言就证明没意见，就这么定了！不信就看，不通就辩，不服就比嘛！”他把各大队报的产量提起笔来成倍成倍改了，都增加到他定的杠子———800斤以上，还宣布说往后开会要服从命令听指挥，对上级要绝对服从，不能打个人的小算盘，更不准嘻嘻哈哈的，说完拿着本子走了。
杨遇春见张桐一个人坐在屋里生闷气，进来搭讪道：“他就是那么个人，心眼好，是个直杠子！”
张桐说：“我一见他来开会，就头疼。该选的你不选，退下去的人，你咋又弄到台上？都照他这样抗上，我们往后，还咋开展工作？”
杨遇春说：“你刚来，不了解他。我和他书记、乡长干了多少年，最是个好搭档！
再说，小东方离不开他嘛！”他见张桐脸上变颜变色的，朝他瞪着疑惑的目光，急忙不说了。
姜文旗已经预料到张桐把“三定”定的这么高，将会引起什么后果。他回到大队只简单传达了会议精神，重点安排了几项工作。一是加强了大队副业队，提出“若要富靠铁路”；二是扩大了种蔬菜的面积，以备缺了粮“瓜菜代”；三是决定畜料田再不能扩种了，今年县上肯定要下来查；四是每个生产队都要派人到城里掏大粪，到西山拉羊粪；最后决定把张化燃从饲养场调到防沙林，以防“低标准”有人吃树。姜文旗叫李久红当副业队长，领人到山上铁路沿线搞副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