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燕鑫丨方志金石文献对集部著作整理的价值

书目文献2024-02-15 08:08:160阅

注：本文发表于《燕赵文化研究》第八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此为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马燕鑫老师授权发布！

方志金石文献对集部著作整理的价值*

马燕鑫

内容摘要：方志中收录了丰富的集部文献，尤其是金石文献，因其流传不广的原因，在古代未能普遍地进入学者的视野，导致总集和别集的编纂有所遗漏，因此是辑佚的重要渊薮。同时方志金石文献还有助于史传记载、文人生平的研究。在校勘上，方志金石文献是时代较早的版本，具有纸本文献不可替代的作用。另外，通过文本比堪，方志金石文献对古代文章学也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值得充分的注意和利用。关键词：方志总集别集辑佚校勘

丰富的文献是深入研究的基础，准确的文本是求真索隐的前提。方志是一类数量庞大，而利用尚不充分的文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所收达8200余种，《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则收8577种，当然其中所收并非存世的所有方志，可见方志文献资源的丰富。面对汗牛充栋的方志文献，目前对它的利用还远不够，尽管学界对其已有较多的注意，但其中的价值仍待发掘。本文以方志金石文献为例，说明它在集部著作整理中的功用和意义。

一、方志金石文献与总集

古代搜罗一代著作的总集，其编纂总会存在各种各样的遗漏，其中一种较常见的情况为忽略或遗漏金石文献。总集编纂者限于条件，虽然尽可能地将传世的文本文献进行爬梳，但散见于全国各地的金石碑版文献，则无法以一己之力全部搜罗。不少方志中汇辑收录了当地的此类文献，编为《金石志》。在古代书籍的传播中，方志的流通范围无疑要比其他典籍文献小，故往往没有进入总集编纂者的视野；即便注意到方志，也因厚古薄今的态度，对时代较后的方志文献置若罔闻。今以时代较早的文献为例，说明方志对总集编纂的裨益。

北齐魏收《彭城寺碑》[1]是为彭城寺重修竣工而作，因其重修为彭城王高浟捐金助成其事，故乃建此碑以赞颂之，碑文出自当时名笔魏收之手。魏收是被誉为“北地三才”中的一位，他以撰写《魏书》而著名，颇具史才和史识。《魏书》中的《释老志》是一篇重要的宗教史文献[2]，对于佛教史，《释老志》在客观记述史实的同时，“进一步从史鉴的高度总结北魏佛教发展的历史，指出佛教猥滥发展的社会政治原因及其弊端”[3]。尽管如此，其中“传达的是一般民众的佛教信仰和一般阶层的佛教知识”[4]，也就是说《释老志》反映的是普通信众对佛教的认识，而非精英阶层的观念。而《彭城寺碑》一文则是以精英身份，从更具个人色彩的角度，记述了佛教的精深义理及其对世俗政治的作用。文云：“资父事君，奉囗遗己，宣兹愿力，上奉皇家，世祀共圆囗周久，隆基与方地齐固。”又云：“磬此誓愿，皇道重明。囗鼓恒韵，神鼎不轻。”其对佛教的认识，超越了一般民众祈求一己福报的狭隘目的观，上升到了佛教对巩固现实政权的意义。《释老志》记述了民众为避徭役，依附佛教，对国家经济产生了深巨的侵害，其积重难返的流弊，令有识者为之叹息。这个认识也是从史家的立场出发。在《彭城寺碑》中，则表现出另一种论调，对于奢华的寺庙建筑，赞誉为“龙王愧巧，天地惭工”“思极神造，妙穷化术”，能令尘世之人“归生生之福，出死死之苦。永消烦恼，毕竟清凉”，同样体现的是个人角度的宗教态度。因此，《彭城寺碑》一文，对于研究魏收的佛教思想有不可代替的文献价值，对于考察其佛教活动的参与行为也极有意义。可惜，正如县志编者所说的，“高浟为北齐名王，魏收为词林巨子，竟不见于各家著录，亦异事也”[5]，严可均在编《全北齐文》时，不知魏收此碑文的存在，因此漏收。对于研究北齐文学来说，如果忽视这篇碑文，无疑是一个缺陷。今人《全北齐北周文补遗》有录[6]，可补严书之阙。但其录文仍有疏误，如“作城维城”，拓本“作城”作“作牧”；“花浮如盖”，拓本“如”作“成”；“魔梵相催”，拓本“催”作“摧”；“琉璃作纳”，拓本“纳”作“

”，即“网”字；文末碑主“刘永长名叟”，拓本“叟”作“旻”。以上数例，志书皆与拓本同。又志书详记碑文列数及所缺字数，据此犹可知碑刻原貌。《补遗》一书不标行列，漫漶处仅云“上阙”“下阙”，其体例不如志书完善。

北齐佚名《标异乡义慈惠石柱颂》[7]，是为“标异”（旌表）兴立义坊、掩骼施食者而立。该文四千余字，详细记述了东魏、北齐之际的兵乱，以及施行义葬、设立义食的具体经过和细节。此文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沈曾植有长跋加以考证，称文中所记诸义举之事“几与齐一代终始，故颂文所载多与本纪大事相关”[8]。唐长孺、刘淑芬、佐川英治相继进行了历史方面的研究[9]。从文学方面而言，此文为多用骈俪之语，如“桑干为虏马之池，燕赵成乱兵之地”“形骸曝露，相看聚作丘山；流血如河，远近翻为丹地”“穷智惠于德义场，追散花于慈悲室”“宝塔连云，共落照以争辉；甍宇接汉，将危峰以郁迾”“荆山之侧，白玉应生；丽水之滨，黄金自出”，对仗多数工整，于平仄也较用心。该文最突出之处是“文质相彰”，其所记载的义举，兼有人性的仁善和宗教的虔诚，从事者数十年坚持不辍，在时局动荡中，泽被贫苦之民，惠及泉下枯骨，事件本身即具有深厚的感人力量。因此虽出之以骈偶形式，但无浮华虚滥、文过其质之病，这正属于刘勰所说的“为情而造文”[10]。该颂的作者不详，从文笔来看，绝非平庸之辈，大概其下笔之时，无意为文而自成文采，不能不说它是北齐的一篇佳作。可惜限于见闻，严可均《全北齐文》失收，《全北齐北周文补遗》虽有载[11]，但其录文尚有讹脱，如“气度闲润”，拓本“润”作“闰”；“泻不知竭”，拓本“泻”作“写”；“每以此意”，拓本“意”作“义”；“亲踰梁郑”，拓本“郑”作“邓”；“芳猷之不固”，拓本“猷”作“徽”；“目石柱高伟”，拓本“目”作“㠯（以）”。又如“式标囗囗囗囗年”，据拓本“式”上脱“依”字。以上数处，志书均与拓本同。

隋寇文约《修孔子庙碑》[12]，为仁寿元年（601）四月，北平县新造孔子庙而作。作者寇文约，时为县令，生平不可考。该碑高四尺六寸，宽二尺八寸，八分书，碑文基本完好，仅泐数字。寇氏此碑为颂德之作，与后世庙碑记事之文不同，因此碑中未言及造庙的缘起、经过，而是敷扬孔子生平德业。因其旨在颂美，故文情浮华，叙述家世乃至远溯成汤，列叙商周，描写相貌则好奇征异，杂及谶纬。铭词亦肤廓冗滥，令人生厌。但碑文述孔子生平事迹，将《论语》《礼记》《史记》诸书记载之语贯串排比，有伦有序，较为可观。全文以骈偶成篇，文气贯通流畅，出语自然妥帖，尚不失为典丽之作。其中如“告朔则爱礼不爱羊，厩焚则问人不问马。束帛以赠程子，脱骖而哀旧馆。伤伯牛之有疾，叹冶长之非罪。钓而不纲，弋不射宿，曰仁与义，咸在兹乎”，再如“陈恒逆乱，故沐浴而请讨；莱夷阻兵，敷礼义而式遏。非殉举关之力，自怀圣人之勇”，又如“时临杏坛之上，或游舞雩之下。虽有乐于山水，不同群于鸟兽。飞轩历聘，是曰东西南北；干谒世主，诚求除害安民”，均清雅可诵。可惜严可均编《全隋文》时未见此碑文，今人《全隋文补遗》亦失收，当据方志补录。又鲁迅《日记》1916年2月9日载所买碑拓有《寇文约修孔子庙碑》，或称其“未详”[13]，实则该碑尚存于方志中，可据以考证。

另外，再如《七帝寺碑》一文[14]，亦均可补严氏《全隋文》及今人《全隋文补遗》之未备。至于元明清时期方志中所载录的各篇诗文作品，其数量尤不胜数，更是相关总集编纂所当重视的。

二、方志金石文献与别集

别集是四部文献中数量极多的一类，其价值也是多方面的，不只限于文学。别集的编纂情况也十分复杂，作者生前自编文集时，出于多种考虑，会对之前的文本进行删汰改订，因此从数量上来说，文集所录并非作者的全部作品。从文本上来说，改订后作品与此前流传于世的同篇作品必然有异。如果是作者的门生子孙为其编纂文集，同样也因搜罗不广而导致遗漏。在传抄刊刻中，又会产生不同程度的讹误。总之，对于别集的佚文和异文，方志文献有不容忽视的文献价值。兹亦举较为典型的例子，加以说明。

欧阳玄《建儒学碑记》[15]，不见于《圭斋文集》（十五卷，附录一卷）。据宋濂序转述欧阳玄之孙语，欧阳玄的文章自擢第以后所作，多达一百余册，均毁于兵火。此次编纂的文集“则在燕所录自辛卯至丁酉七年之间作尔，间有见于金石者随附入之”[16]。“辛卯至丁酉”为元惠宗至正十一年（1351）至十七年（1357），次年欧阳玄去世。可见《圭斋文集》所录为其晚年之作。据其孙所述“间有见于金石者随附入之”，说明在编纂文集时，曾四处搜罗。但其搜罗并未完备，《建儒学碑记》便是一篇失收的佚文。碑记中载完县县学落成于“十三年癸巳二月”，落款撰写时间为“癸巳年三月”，即至正十三年（1353），则该文所撰时间正在“辛卯至丁酉”之间。之所以未收入《圭斋文集》，原因是编纂该集时，欧阳玄已去世二十四年（语见宋濂序），碑记原稿当已亡佚，而其孙居于南方，完县又远在北境，自然无法获见该碑，故而失收。今人李修生《全元文》收入卷一〇九六[17]，汤锐点校《欧阳玄全集》收入“补编”卷之三[18]，可补旧集之缺憾。

李东阳《李翔凤墓表》[19]，不见于《怀麓堂集》。该文原题《明故荆州府同知李公墓表》，题衔“赐进士出身翰林院侍讲经筵官兼修国史长沙李东阳撰文”。据墓表，李翔凤卒于成化庚寅（1470），作墓表时李氏卒已八年，则墓表作于成化十四年（1478）。正德十一年（1516）熊桂刻《怀麓堂稿》，前有杨一清序，称该本所据为李东阳“自辑”本，“凡九十卷，总名之曰《怀麓堂稿》。诗稿二十卷，文稿三十卷，在翰林时作。诗后稿十卷，文后稿三十卷，在内阁时作。外有《南行稿》《北上录》以及《经筵讲读》、《东祀》、《集句》、《哭子》、《求退》诸录，则附于全稿之末”[20]。康熙二十年（1681），廖方达又据杨一清序本重刻。其版本源流，传承有序，其篇目应即出于李东阳自订。若然则《李翔凤墓表》不见于《怀麓堂集》，李东阳在自辑其诗文时，便未收此篇。何以未收此文，是底稿遗失？还是有意删除？大概前者的可能性更大。李东阳自辑文稿，时在晚年，其编成翰林时期诗文的时间在正德初年，不迟于正德五年（1510）[21]，此时距写《李翔凤墓表》已三十余年，手稿容有遗失。幸而该文当时刻石，流传后世，又载录于方志，得以复见于今日。而岳麓书社1997年版《李东阳续集》及2008年湖湘文库版《李东阳集》均失收，故仍可为文集之补遗。

赵南星是晚明的名臣，其文集流传不广，集外佚文散见者亦不少。今人对其诗词曲的关注较多，而不太注意其他文体。作为明季德业兼耀的重要人物，其文章与时政有莫大关系，如果能够完备地汇集其文章，无疑是极有意义的工作。今检方志，尚能见到几篇未被提及的作品。如《邑侯于公生祠碑记》《铁如意铭》《东方未明砚铭》以及《重修龙王庙碑记》[22]，这四篇作品，清初重刊《赵忠毅公全集》本《梦白先生集》、清光绪畿辅丛书本《味檗斋文集》均未收。《邑侯于公生祠碑记》作于万历丁亥（1587），时守母丧家居。《铁如意铭》“钩而无锁，廉而不刿。以歌以舞，以弗若是，折为君子之器也”。该铭作于天启四年（1624），上年大计京官，赵南星痛恨积弊，锐意澄清，不避权贵，从铭文中可见其骨鲠严正之概。《东方未明砚铭》“残月辉辉，疏星闪闪。鸡三唱，更五点，此时草书讥大奄。成则同汝功，败则同汝贬”，亦作于天启四年，为杨涟草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疏而作，生动地传达出忠臣死谏的决心。《重修龙王庙碑记》当作于万历十九年（1591），时作者罢官乡居。万历十八年高邑重修龙王庙，庙成之日，南星作为邑人，恰居于家，于是应邀而写此碑记。以上四篇作品，均有助于丰富对赵南星生平和人格的认识。

另外，方志中还载录有天启三年十一月初八日立《诰封吏部尚书赵南星及其夫人冯氏诏旨碑》、崇祯二年闰四月十六日立《诏䘏吏部尚书赵南星诏旨碑》、崇祯二年九月十四日《谕祭吏部尚书赵南星碑志》、崇祯二年十月二十三日《赠赵南星荣禄大夫太子太保诰命碑》等四篇诏旨、诰命[23]，同样是研究赵南星的重要史料，可补史传之不及。

类似的例子在方志中并不鲜见，如史可法《维新寺记》，作于崇祯壬午（1642），题衔“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史可法撰”[24]，上海古籍出版社《史可法集》未收。又如魏象枢《重修儒学碑》[25]，据碑记，庙学落成于康熙二十四年乙丑（1685）十二月，而魏氏卒于康熙二十五年，则该文作于二十五年之初。此文中华书局《寒松堂全集》未收。再如杜越《文庙重辟甬道碑》[26]，文作于康熙十六年丁巳（1677）。今存十四卷本《紫峰集》为康熙十三年刻，此后所作诗文未及刊刻，此文可资《紫峰集》之补遗。又如高步瀛《马象环墓志铭》[27]，为高氏交游的珍贵资料，可补今人《高步瀛著作辑刊》之未备。

三、方志金石文献的校勘价值

纸本文献在钞刻流传中，其文本会辗转产生诸多异文，相对而言，金石文献的文本则要稳定得多。方志中的金石文献，因地域相近的缘故，方志编纂者便于目验，故能基本保存文献原貌。尽管会在刻石和转录过程产生讹误，但其程度要低。因此，从版本的角度而言，金石文献与纸本文献因其“异源”性质，具备了互资校勘的条件。在校勘中，不仅可据金石文献来探究纸本文献沿袭已久的讹脱错乱，也可据纸本文献说明其与金石文献产生异文的原因。同时，也可在比较二者差异的基础上，进一步从文章学的角度，说明文本生产过程中的细节问题。兹举三例，以阐其说。

第一例为上举魏收《彭城寺碑》。该碑文对《北齐书·魏收传》的记载堪资校正。据本传载，魏收于“河清二年，兼右仆射”[28]，《武成纪》载其事在“河清二年正月”[29]。但是碑文落款“太宁二年岁次壬午二月”，已题为“仆射魏收造文”。据《武成纪》，太宁二年（562）四月改元河清元年，也就是说魏收兼任右仆射在河清元年，史传所谓“河清二年”之“二”实为“元”之残字[30]。另外，魏收妻妹崔氏之子李公统参与高归彦谋反，魏收徇私，崔氏得免罪。随之被彭城王高浟揭发，魏收以罪除名[31]。高归彦谋反，已于河清元年七月被杀[32]，而朝廷对叛党的处理必然刻不容缓，魏收既然宽纵高氏党羽，如何还能在次年任右仆射？可见《北齐书》记载有误。再者《魏收传》在其除名后，“其年又以托附陈使封孝琰”，令其门客同行[33]。考《武成纪》，封孝琰使陈在河清元年十一月[34]，由此亦可证魏收任右仆射并被除名，与封孝琰使陈，两事同在河清元年。《北齐书》因将“河清元年”误为“河清二年”，致使魏收仕履事迹有所抵牾不通，今据《彭城寺碑》所署年月及职衔，便能解决《北齐书》之误。

第二例为《木兰辞》。该作品是一篇流传极广的乐府古辞，今存最早的文本为北宋初年《文苑英华》所录，其次为北宋中期郭茂倩的《乐府诗集》，还有《古文苑》，其时代在南宋绍兴年间[35]。这三个版本外，方志中还存有一个北宋中期的版本，亦即河北完县木兰祠宋代卧碑所刻本[36]。此碑为钱景初录辞而托郭寅立石，时在熙宁辛亥（1071），较郭茂倩编《乐府诗集》略早。木兰祠卧碑所录文本有几处重要异文，不见于他本，值得注意。今以《乐府诗集》卷二五所录《木兰辞》为本，参校以各本，并比较其优劣。

“唧唧复唧唧”，《乐府诗集》注“一作促织何唧唧”，《古文苑》卷十作“促织何唧唧”，《文苑英华》卷三三三作“唧唧何力力”，宋碑作“即足何历历”。案：《乐府诗集》所录为通行文本，所注异文与《古文苑》同。《文苑英华》所录文意勉强能通，唯有宋碑差异最大，又最费解。实则宋碑此句更接近原貌。“即足”为拟声词，《广雅·释鸟》“（凤皇）雄鸣曰即即，雌鸣曰足足”[37]，凡鸟雀之声亦可泛谓为“即即足足”，简言之则为“即足”。“历历”为清楚分明之意。“即足何历历”，其艺术手法属于《诗经》的“兴”，借鸟鸣之声以引起木兰代父从军之事。后世在传钞中，因“足”字草书作“

”，与重文符号相似，遂讹作“即即”，后加“口”旁作“唧唧”。又涉下文“唯闻女叹息”而误解“唧唧”为叹息声，不仅失去文本原貌，而且使诗歌韵味大减。

“愿驰千里足”，《乐府诗集》《古文苑》同，《文苑英华》作“愿得鸣驼千里足”，注“得鸣”一作“借明”，又本句一作“愿驰千里足”，宋碑作“愿借千里足”。案：作五字句为是。唐代驿站置有“明驼使”，《文苑英华》“明驼”（讹作鸣驼）二字疑为唐人所加。又木兰不愿受赏，唯思早归故乡，故愿可汗能“借”与千里足。若作“驰”字，文意固然可通，但从辞令上看，则不够稳惬。

“出郭相扶将”，《乐府诗集》《文苑英华》《古文苑》并同，宋碑作“出迎相扶将”。案：作“迎”字是，当从碑本。“迎”字之“卬”与“郭”草书形近，又脱去“辶”，遂讹作“郭”。木兰爷娘听闻女儿归来，出门相迎。若作“出郭”，从礼制上来说，父母远迎女儿，不合尊卑之礼。且木兰骤然归家，门前下马，事出望外，故其爷娘相扶出迎，阿妹理妆，小弟备馔，尽显一片匆遽热闹之状，文笔十分生动。若“出郭”相迎，诗歌情景便失于缓滞。

“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乐府诗集》《古文苑》《文苑英华》并同，宋碑作“小妹闻姊来，对镜理红妆”。案：上句“姊”“妹”二字互倒，文意俱可通，无以定其是非。下句当以“对镜”为是，若作“当户”，则细节描写不够鲜明准确。赵匡胤祖父名敬，宋人避嫌讳“镜”字，“当户”二字疑因避讳而改。

此外，宋碑所存异文还有数例，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宋碑无“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二句。“着我旧时裳”，宋碑作“着我旧衣裳”。“同行十二年”，宋碑作“相随十二年”。对于理解诗意，均有裨益。该碑所录《木兰辞》的版本价值颇高，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梁诗》卷二九收《木兰诗》，未能据宋碑加以校勘，殊为憾事。

第三例是韩琦守定州时所写的《重修儒学记》[38]，篇首阐释学校对于教化人民的功效，说到：

天与人性不一，圣人欲率焉而一之于善，非学不能也。三代之兴也，自国家以达乎乡党必有学，以教其民人，导其性使一之于善，以明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之道，然后安其分而享国长久。

此文又见《安阳集》卷二一，题作《定州新建州学记》。但比勘二者，发现其文本最大的差异是，在“非学不能也”句下，《安阳集》尚多103字，即：

夫子之言性有三，曰上智，曰下愚，曰中人。谓智愚则不移矣，然而中人之可以上下者，由学与不学乎！昌黎文公曰：上之性就学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夫智者之欲益明，愚者使知其可畏，又必在乎学而已矣。呜呼！文公之言性，可谓能广圣人之道，而所劝多矣。故……

碑文之所以比本集少百余字，显然不是漏刻，因为韩琦身为一州最高长官，他为州学所撰之文，石工于情于理不应疏漏，更何况百余字之多。同时也不是方志编纂者过录碑文时漏抄，因为漏抄一二字，容有其事，而漏抄百余字，且还是文意完整的一段话，明显不合常理。最合理的原因是，碑文为韩琦所作初稿，待日后收入文集时又有所增订，故而致使两本文字颇有互异。

从该文的文理上而言，“天与人性不一，圣人欲率焉而一之于善，非学不能也”是全文的核心论点，“三代之兴也”以下是论据。但是人的禀性愚智不齐，利钝不一，何以“学”能够导民向善？如果“学”对不同人的教化效果不一样明显，那么三代又如何能郅治升平而“兴”呢？碑文在逻辑上明显不够严密，阐述也有欠充分。待收入文集时，作者补充孔子及韩愈的话作为依据，说明“学”对于教化不同的人，均各有其重要性，能使智愚之人各得其宜，正因为如此，所以三代社会才能兴盛。有了新补的这段话，文章的论述便缜密得多了。方志载录的碑文有助于更细致深入地认识韩琦该篇文本的形成过程，同时从文章学的角度，它对我们了解古人的写作方法及如何修改，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实例。

类似的例子在方志中还很多，如杨士奇《赠资善大夫北京行部尚书李公人义神道碑》一文[39]，又见《东里续集》卷二六，题作《李氏先茔之碑》。其中异文同样文集较碑文为优，从比勘中可体会到作者修改时的用意。例如“惟二圣大德如天，靡不徧覆”，下四字《续集》作“有以施及”，语言更为平实准确，不似碑文之浮夸。“暨先人所以留遗我者”句之“留遗”二字，《续集》作“敷遗”，语出《尚书·康王之诰》，用词典雅贴切。“其所及人益厚”，《续集》下多“平居睦族乐宾，笃子姓于善而已”十三字，描写人物行事更加完备，形象也更丰满。再有《工部尚书李公神道碑》一文[40]，又见《东里续集》卷二七，也可以方志所录为校勘之资，体察其为文之用心所在。

方志金石文献散布四处，或名都大邑，或僻壤深山，数量之富，出人意表。但限于文献的载体形式，其流传不广，在编纂总集别集时又囿于见闻，不免有遗珠之恨。若能结合朝代的疆域、文士的行踪等线索，从相关方志中寻检佚作散篇，必能披沙拣金，有所收获。总之，方志金石文献对集部著作的辑佚、校勘作用甚大，对文章学也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值得我们充分利用，庶能发挥其所具的功效。

注释：

* 本文为河北大学燕赵文化高等研究院重点项目“京津冀方志文学史料辑考”（2020D26）阶段性成果。

[1] 《民国定县志》卷十八，《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35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637—638页。

[2] 关于《释老志》的史料价值，研究者归纳为三个方面，（1）它所记载的元魏僧官制度对于研究中国佛教制度的重要性;（2）它是北魏政治与佛教微妙关系的重要资料来源;（3）它所记载的资料对于研究佛教寺院经济的重要性。见葛兆光《魏书·释老志与初期中国佛教史的研究方法》，《世界宗教研究》2009年第1期，第34页。

[3] 向燕南：《魏书·释老志的史学价值》，《史学史研究》1993年第2期，第60页。

[4] 《魏书·释老志与初期中国佛教史的研究方法》，第35页。

[5] 《民国定县志》，第639页。

[6] 韩理洲：《全北齐北周文补遗》，三秦出版社，2008年，第15—16页。

[7] 《光绪定兴县志》卷十六，《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32册，第412—420页。

[8] 沈曾植跋文见该颂后所附。

[9] 唐长孺：《北齐标异乡义慈惠石柱颂所见的课田与

田》，《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4期。刘淑芬：《北齐标异乡义慈惠石柱——中古佛教社会救济的个案研究》，《新史学》1994年第5卷第4期，第1—50页。[日]佐川英治：《北齐标异乡义慈惠石柱所见的乡义与国家的关系》，见牟发松《社会与国家关系视野下的汉唐历史变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48—260页。

[10] 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卷七《情采》，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538页。

[11] 《全北齐北周文补遗》，第41—47页。

[12] 《民国完县新志》卷九，《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40册，第358—359页。

[13] 强英良：《鲁迅藏碑拓研究（三）》，《鲁迅研究月刊》2007年第10期，第56页。

[14] 《民国定县志》卷十八，《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35册，第640—641页。

[15] 《民国完县新志》卷九，第361—362页。又见《光绪保定府志》卷二九“完县学·文庙”条，《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31册，第471页。《保定府志》所录偶有脱文。

[16] 欧阳玄：《圭斋文集》卷首宋濂序，明成化七年（1471）刘釪刻本。

[17] 李修生：《全元文》卷一〇九六，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34册，第515页。

[18] 欧阳玄著，汤锐点校：《欧阳玄全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90页。

[19] 《光绪定兴县志》卷十七，《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32册，第443—444页。

[20] 此序转引自廖方达刻《怀麓堂集》书首。

[21] 钱振民：《怀麓堂稿探考》，《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第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