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出版了两种从“戏剧美学”的角度对中西戏剧进行比较研究的书。一种是彭修银的《中西戏剧美学思想比较研究》（武汉出版社），一种是牛国玲的《中外戏剧美学比较简论》（中国戏剧出版社）。两书对“戏剧美学”理解得相当宽泛，并非只是对中外戏剧的哲学、美学的观照与审美问题，它们涉及了中西戏剧的几乎所有方面。彭修银的书广泛论及中西戏剧美学的理论形态、中西戏剧的审美理想、审美本质及其范畴系统、演剧体系、悲剧、喜剧、大团圆问题，乃至与戏剧问题并不甚紧密的中西美学范畴系统的“崇高”概念、“丑”的概念等，都有专节论及。
但读后给人的印象，就像是普及性的教科书的写法，其基本材料和观点前人大都已讲到。如说中国戏曲理论与西方比还不够“理论”；说中国古代戏剧追求和谐之美，西方古代戏剧也追求和谐美，发展到近代追求崇高美；说中国戏曲是表现与再现的统一，统一中偏重于表现，属于写意的艺术；说西方戏剧偏重于再现，形成了写实的艺术；说中国戏曲中的“大团圆”结局是一种“积极”的情感等等，这些说法此前似乎均有人谈到。牛国玲的《中外戏剧美学比较简论》原本就是在大学课堂用的教科书。
该书所谓的“中外”的“外”，主要是指西方，实际上全书所论述的也主要是中国戏剧与西方戏剧的比较。但在最后一章，简略地谈了日本戏曲与中国戏曲的关系。作者长期在大学教授中西戏剧比较的课程，虽然在总体上大多借鉴了已有的学术成果，但在具体问题的表述，具体材料的运用和消化上，还是有着自己的心得。总之，以上两书对于中西戏剧比较研究的普及，对于一般读者获取相关知识，还都是有益的。
1997年，在戏剧美学比较研究方面又有两种书问世。一本是孟昭毅的《东方戏剧美学》（“东方文化集成丛书”之一，经济日报出版社）。该书的特点是将中国与东方其他国家——主要是印度、日本、朝鲜及东南亚各国——的戏剧美学作为一个整体加以比较研究。这种角度的研究在我国还是第一次。该书所说的“戏剧美学”，不单是指关于戏剧的理论形态的东西，更是指对东方戏剧的美学层面上的比较研究。作者从东方戏剧的本体之美，到面具、角色、观众、剧本、表演、色彩与化妆，再到悲剧、喜剧、现实主义戏剧等不同的戏剧形态，都分章展开论述，并总结了东方戏剧不同于西方戏剧的特点，即由文化意蕴积淀所形成的民族性、集各种艺术之大成的综合性、对形式美的提炼所形成的规定性。这样一来，中国戏剧与东方其他民族戏剧的共通性、与西方戏剧的总体上的差异性，就容易被揭示出来。
另一本书是姚文放的《中国戏剧美学的文化阐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这本书的书名虽然没有“比较”字样，但上中下三篇中的下篇（约十万字）是“中西方戏剧美学比较”，作者在全书“引言”中说：“该篇的论述又有这样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以问题比较为主而不以人头比较为主，比较所涉及的人一般代表着中西方在一定戏剧美学问题上的重要意见，因此人名的出现（特别是西方）并不严格按照其在历史上出现的前后顺序而排列，然而所胪列的都是戏剧美学的大关节目。”
作者以中国明清时期与西方现代戏剧史上的若干重要的戏剧理论家为比较的对象，其中包括李贽与莱辛的戏剧本质论比较，晚明时代的潘之横与狄德罗的戏剧表演理论的比较，王骥德与狄德罗的戏剧艺术真实论的比较，徐复祚与卡斯忒尔维屈罗的戏剧功用论比较，吕田成与莱辛的戏剧批评之比较，李渔与歌德关于戏剧舞台性的论述之比较，李渔与黑格尔的戏剧结构论之比较，王国维与雨果的戏剧史研究之比较等。其中的大部分比较研究的对象都是作者首次确立的。通过这样的比较，中国传统戏剧美学的若干基本范畴和理论命题都被置于国际戏剧理论的大背景下，突显了它的世界共通性与民族特性。
李万钧在中西戏剧比较研究中也有成绩，他曾发表过数篇有关的论文，他在这方面的主要成果集中体现在《中西文学类型比较史》（海峡文艺出版社1995年）一书中。该书的第三部分是《中西戏剧类型》，近二十万字，在不少问题上提出了自己新的见解，对中西戏剧的某些基本规律性现象的总结，也颇为精炼。如，他说：“西方的爱情剧震撼人心的写法是悲—欢—离—亡，和中国的‘合’差了一个字。”又说：“西方戏剧的正面男角，是更为典型的性格，是剧中的灵魂，是时代精神的主要体现者。
中国戏曲恰恰相反，最著名的性格，不是男性，而是女性。窦娥、赵盼儿、王昭君、张倩女、李千金、崔莺莺、赵五娘、杜丽娘、杨贵妃、李香君才是这些剧本的灵魂。剧本的思想价值和审美价值，也主要体现在她们身上。”1997年，李万钧又出版《中国古今戏剧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上卷中卷为中国戏剧史的纵向描述；下卷为中西戏剧的比较研究，在内容上与《中西文学类型比较史》有所重叠。
专门从舞台艺术方面对中西戏剧进行比较的著作，是卢昂先生的《东西方戏剧的比较与融合——从舞台假定性的创造看民族戏剧的构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本书以艺术的本质属性——假定性为切入点，对东西方戏剧的舞台艺术，包括表演艺术、舞台设计、剧场艺术等加以比较研究。作者是一位年轻有为的导演，书中除借鉴和阐发中西的有关理论成果外，也融入了自己的编导经验。由于该书重心不在戏剧文学，在此只是提到为止。
除了上述严格意义上的中外戏剧比较研究的成果之外，还有若干从戏剧史的角度撰写的有着一定的比较戏剧因素的著作，如余秋雨的《戏剧理论史稿》（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乔德文的《东西方戏剧文化历史通道》（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刘彦君的《东西方戏剧进程》（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等，都以比较文学的视野，对东西方戏剧理论和戏剧文学做了综合的整体描述。徐振贵的《中国戏曲统论》（齐鲁书社1997年）中也有中西戏剧比较的专章。
总之，80—90年代的中西传统戏剧的比较研究，与20世纪上半期比较起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如果说，1920—30年代的中西戏剧的比较，其立足点是借西方文化来批判和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借西方戏剧来否定中国的戏曲，那么，1880—90年代的中西戏剧的比较研究，其立足点则是弘扬、阐发中国传统戏曲及戏曲文化的价值。
二、对中西现代戏剧的比较研究
中外传统戏剧是在各自相对独立的文化环境中平行发展起来的，因此，上述的中外传统戏剧的比较研究，基本上属于比较文学中的平行研究。而中国现代戏剧——主要是指现代话剧——则是所谓“舶来品”，它是在西方话剧的直接影响下生成和发展起来的，因此，对中外现代戏剧的比较研究，主要是影响与接受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比较文学研究和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展开和深化，中外现代戏剧的比较研究也出现了若干研究成果。其中集大成的成果，是田本相主编的《中国现代比较戏剧史》（文化艺术出版社1993年）。
据田本相在该书《后记》中说，《中国现代比较戏剧史》从萌动、酝酿、拟纲、写作、修改到定稿，大约经历了十年的历程。1985年，田本相在中国话剧研究会第一届年会上发表了《关于〈中外比较话剧文学史〉的构想》（《天津社会科学》1986年第2期）一文，系统地阐释了本书的写作构想。接着该课题被列入了国家教育部“七五”文科研究规划项目，使该书写作班子得以由田本相所在的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扩大到南京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大学的有关研究人员及相关专业的硕士和博士，其中包括胡星亮、胡志毅、袁国兴、焦尚志、刘珏、葛聪敏、夏骏、汤恒、周靖波、宋宝珍、吴卫民、朱华等，组成了一支年轻有为的写作队伍，从而保证了该书写作的成功。该书所说的“现代”，指的是20世纪上半期，按照中国话剧史的发展演进线索，将全书分为“文明戏时代”、“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共分四编加以论述。
在这个意义上，该书是用世界文学、世界戏剧的视野和比较文学的方法写成的中国现代话剧史。它的最大的特色是比较文学观念与方法的自觉的运用。关于这一点，田本相在“绪论”中做了充分的阐述。他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说，一部中国话剧发生发展的历史，即是一部接受外国戏剧理论思潮、流派和创作影响的历史，也是把话剧这个‘舶来品’创造性地转化为中国现代的民族话剧的历史。”
鉴于此，他认为，中国现代比较戏剧史，应主要研究中国话剧（重点是话剧创作）同外国戏剧理论思潮、流派和创作，以及外国表演、导演体系的关系史。他把《中国现代比较戏剧史》的任务归纳为三点：第一，从中国话剧同外国戏剧运动、理论思潮和创作的关系来阐明中国话剧诞生、形成和演变的历史；第二，阐明外国戏剧理论思潮和创作对于中国话剧理论和创作的影响，并对这些影响做出历史的具体的科学的分析和估价，同时还应该研究这些影响的复杂的呈现形态和转换方式，探讨形成这些影响的原因和条件；第三，阐明中国话剧在世界戏剧中的地位和影响。从全书各编、各章的内容来看，主编的这些试图和目标显然得到了较好的体现。
第一编《文明戏时代》，由袁国兴执笔。这一部分内容研究的是中国话剧的创始期与外国戏剧的复杂关系。长期以来，无论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还是在中国现代话剧史研究中，对清末民初到五四运动之间的这一阶段（所谓“近代”）的研究都很不重视，研究相对也很薄弱，甚至连这一阶段的大量丰富的史料都没有被很好地清理和利用。在这一编中，作者分章论述了晚清戏曲改良与外来话剧的关系，早期话剧与日本近代戏剧的关系，早期话剧与西方浪漫派戏剧的关系，早期话剧艺术形态的演进等。从传统戏曲、日本戏剧与西方戏剧等三个侧面清理了早期话剧的孕育与生成。作者指出，从中国移植西方话剧存在着两条输入途径，一是直接从西方输入，二是间接从日本输入。由于地理条件和人员交往等方面的原因，早期中国话剧的创始者大多数是留学日本的，却几乎没有留学欧美的，早期中国话剧及舞台表演各方面受日本新派剧的影响也就更大些。
第二编所论述的20年代的中国戏剧，也是中国话剧全面接受外来影响并进入初步成熟阶段的历史时期。作者指出，20年代，中国剧坛对西方文艺思潮、戏剧思潮的介绍达到了与其发展同步的程度。不但西方由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主潮的更迭在中国得到了广泛介绍，就连西方当时最新的“新浪漫主义”思潮及其各流派都在中国剧坛掀起了或大或小的波澜。
这一编分章论述了易卜生的现实主义戏剧在中国现实主义戏剧发展中的作用，特别是《玩偶之家》在当时的巨大反响，分析了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精神对五四诸种戏剧类型的渗透，分析了在“新浪漫主义”影响之下的中国现代派戏剧的试验，评述了王尔德的唯美主义特别是戏剧《莎乐美》在中国的翻译、演出及其影响的情况，介绍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风行欧美的具有革新精神的“小剧场运动”对中国话剧的理论建设、创作与演出实践影响的来龙去脉，评述了宋春舫、沈雁冰译介外国戏剧的贡献，评述了余上沅、赵太侔等人发起的试图融合中西戏剧文化、改良中国传统戏剧的“国剧运动”的历史功绩和失败原因。
在第三编中，作者认为30年代的中国戏剧的外来影响主要表现为世界左翼文学思潮对中国左翼戏剧的影响，其中包括“普罗”戏剧的提倡、“左翼剧联”的成立、“民众戏剧”及“戏剧的大众化”运动、“国防戏剧”运动的展开，都有世界性左翼思潮的背景。在左翼思潮的影响和在日益强化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中，中国话剧形成了它的战斗性传统。同时，30年代中国剧坛对外国戏剧理论的译介、对外国作家作品的认识和吸收也大大深化了，在更广泛地接受外来影响的前提下，融合了中国传统戏剧的美学精华，出现了夏衍和曹禺两位作家，创作出了标志着中国话剧艺术成熟状态的具有经典性的作品。作者还分析了萌发于20年代的中国现代派戏剧，如何在30年代时代大潮的冲击下向现实主义转化并走向衰微的原因。作者还专辟两章，评述了美国戏剧家奥尼尔、英国戏剧家莎士比亚在中国的译介、传播与影响的情况。
40年代中国话剧与外国戏剧的关系比较复杂。作者在概述了我国对俄苏、西欧、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戏剧的译介和影响情况后，又按当时特有的国内历史地理，分头评述了共产党的“解放区”、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接受外来戏剧影响的情况。又分专章分别评述了俄国剧作家契诃夫的诗意抒情剧、果戈理的讽刺喜剧、英法风俗喜剧对中国话剧的影响，还评述了我国对外国戏剧的改编情况，介绍了中国话剧在日本、南洋和欧美的译介、演出与反响。
总体看来，《中国现代比较戏剧史》是一部资料丰富、信息量大、文风朴实严谨、学术观点中肯的学术著作，填补了中外戏剧关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空白。作为一部多人联合撰写的书，全书能够做到脉络畅通如一，是不容易的。即使是在该书出版十几年后的今天，仍没有其他的著作可以替代，足见其学术生命力是经得住时间考验的。
在中国现代戏剧家与外国戏剧家的比较研究中，曹禺与外国戏剧的关系研究很受重视，80—90年代出现了几十篇相关的文章，作者主要有朱栋霖、潘克明、王文英、刘珏、焦尚志等，具体地探讨了曹禺与奥尼尔、与契诃夫、与易卜生、与莎士比亚及与古希腊悲剧的关系。1990年，焦尚志的《金线与衣裳——曹禺与外国戏剧》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这是80—90年代的曹禺与外国戏剧的比较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在这本书中，作者分专章论述了曹禺与古希腊悲剧，与莎士比亚、易卜生、契诃夫、奥尼尔，与19世纪欧美浪漫主义情节剧（“佳构剧”）的关系。作者吸收了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又突破了此前单篇论文个别问题个别分析的局限，对曹禺与西方古典戏剧及现代戏剧的关系，做了全面系统的评述与比较分析，从中外戏剧文化融合的角度，总结了曹禺创作成功的基本经验。随着中外比较话剧研究的深入化，这种以专著的形式对中国剧作家——如老舍、郭沫若、夏衍等——与外国戏剧关系的系统全面的研究，似乎应该成为今后研究的努力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