姻缘，在正常的人类文明社会中，应该是毫无血缘关系的两个男女结婚而形成的缘分。表面上看起来是让一男一女组成一个家庭，相互配合着生育和生活、生产，甚至主要是为男女二人提供性生活的方便；但是实际上，婚姻是在限制着人们性生活的范围，因为只允许结了婚的两个人有性生活，不能与其他人发生关系了。这样，结婚以后性生活的目的不是满足人的本能需要，不是提供快乐，因为如果仅仅是为了这个目的就没必要结婚，随意地过性生活更符合人的动物本能；之所以要通过结婚来限制性生活的范围，显然是要把“性生活—生育—抚养”搞成一个保障体系，即两个人生的孩子血缘关系清楚，责任权利明确，孩子得到正常的抚养，长大后为家庭家族传延香火，整个社会也就能够有序地新陈代谢了。结婚是一种仪式，一种社会行为，性生活是人的本能。本来，生儿育女有性生活就可以完成，不一定需要结婚的仪式，最初的人类社会就没有婚姻。但是没有结婚这样一个仪式，建立不起稳定的姻缘关系，儿女就只知其母而不知其父，或者说儿女没有固定的确指的父亲。有的社会学家把结婚当成了抚养儿女的手段，认为结婚是为了在儿女出生以前为其先组织一个“抚养团体”，这个说法还没抓住最根本的东西。因为最初的人类社会中虽然只知其母，母亲照样可以在男人们的帮助下抚养孩子，让孩子长大后再生育孩子；之所以要通过结婚的方式为孩子确定一个父亲，主要是因为家庭要传延，要传宗接代，而这些又是按男系来计算的，这就要求为每一个孩子确认一个父亲，更准确地说，是为每个男人确认一个继替者。为了让儿子们接自己的班，为自己传宗接代，自己才承担起了抚育他们的责任和义务。父亲与子女特别是儿子也就连在一起了。
母亲是容易确认的，结婚的仪式也给未来的母亲一层限制，她只能为一个男人生孩子了；一般情况下，她不敢公开承认和抚养婚姻之外所生的孩子，否则母子都要受歧视。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后就开始限制婚外性生活，特别是限制女人的婚外性生活。我国古代伦理学家讲的贞节，其实就是为了保证一个女人至少在一个时期内只给一个男人（家庭）生孩子，让这个男人以丈夫的身份放心地当孩子的真正的父亲。
孩子的成长需要父母双方的共同抚育，这就要求男女二人在生儿育女之后还要继续保持婚姻关系，不能达到了生儿育女的目的就散伙，因此就要讲究夫妻感情，直到没有了生儿育女的任务，没有了性生活，仍然有夫妻感情，并且把这种关系和感情称为一种特有的缘分，一种不可言喻、不可替代的情感。很多书上都提到宋代名士们有“惧内”之风，其实这是历代常见的现象，这是基于对女性的呵护、喜爱而产生的，是这种特有缘分的表达方式之一。还有，历代社会的主流声音都反对离婚，希望夫妻和睦、白头偕老，要保持这种缘分。可以说，一个家庭的建立始于结婚所形成的姻缘，一个家庭的解体则以老年夫妇一方去世，只剩下一个残缺的“空巢”的时候，这个时候虽然还可以勉强维持一个家庭，但已经不完整了，已经没有了姻缘这种特有的缘分了。
血缘，是通过生育而连接起来的缘分，并且通过一代代的“父母子女”关系，形成直系、旁系交叉重叠的血缘关系，但我们通常讲家庭史涉及的主要是直系血缘关系，即两代人（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血缘关系与姻缘关系的一个根本的不同，在于血缘关系是先天的，不可更改的；姻缘关系是后天操作成的，可以改变。用司马光的话说，父子血缘关系是“天合”，夫妇姻缘关系是“义合”。血缘关系是最具非选择性特点的关系，一个人是谁的子女，对这个人来说是在他出生以前就已经决定了；包括他的父母、兄弟、姐妹等人的关系，他在这个家庭和家族中的位置，也都是在他出生之前就已经决定了的。再进一步来看，他在他出生的这个家庭的感情结构中的位置，也是在他出生之前就已经决定了的。
我们说血缘关系有先天性、非选择性特点，只是从生物性方面来说的；从社会性方面来看，出于某种社会性需要可以改变和干扰这种自然形成的关系。改变，主要是在一个家庭中没有亲生儿子的时候，把另一家的儿子（通常是亲兄弟的儿子，详下篇）过继过来，当作自己的儿子，把旁系血缘关系改变成直系血缘关系；有时候还可以选择亲姐妹或女儿的儿子，一般情况下不能选择毫无血缘关系之人。社会干扰血缘关系主要指两种情况：一是对女儿的态度，本来女儿与儿子一样，与父母有相同的血缘关系，应该同等对待；由于传宗接代、继立门户的社会性需要，往往只认定父子关系才是严格意义上的直系血缘关系，家庭财产和家庭门户表现为父传子继，排除了与女性有关的母子关系、父女关系和母女关系，特别是在继承家产和门户的场合，实际上把女儿排斥在直系血缘关系之外了。二是嫡庶的差别，在一妻多妾家庭中，正妻生的儿子为嫡生子，地位高；妾婢生的儿子为庶生子，地位低。虽然在唐代以后的家产继承的场合已经不再严格区别嫡庶，在一些身份性继承的场合如家长和族长身份，恩荫继承官爵，则只能是嫡生子，庶生子无权参与。这种差别的产生，并不是由于父亲的关系，因为无论嫡庶都是同一个父亲的亲儿子，都是“直系”血缘关系，差别是由母亲的身份产生的，通常认定血缘关系不考虑母亲，只是在区分嫡庶的时候才从母亲的角度判别，实际上是把母亲地位的差别“遗传”给儿子们了，由对婢妾的社会性歧视而降低了她们的儿子的地位。除了这两个社会性的原因，还时常有父母对儿女们厚此薄彼的情况，也在干扰着既定的家庭感情结构，有时候这种干扰还可以彻底破坏这种感情结构，即常见的父子反目、兄弟争斗的情形。但干扰和破坏的只是彼此的感情，改变不了既定的血缘关系，即使父子兄弟关系僵得形同路人，或者通过某种方式声明脱离父子关系，从生物性的角度看他们仍然是直系血缘关系。
附带说一下，姻缘关系和血缘关系构成了家庭中感情结构的基础，古今都是这样，这也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切身体会的习以为常的事情。但是细究起来，我们只能从社会性的角度去理解一些习惯和现象，对其中自然形成的一些特征，我们却很难真正理解，譬如为什么男女之间有异性吸引力、为什么两个人结婚后就会有特殊的亲密情感？为什么血缘关系能产生特殊的亲情？为什么两性关系与姻缘情感、与生儿育女连在了一起，而人们对这一系列行为有一种不可遏止的欲望？这些已经超出了本书的讨论范围，有的甚至已经是“天人之际”的玄奥问题了。
2.理学影响下的家庭伦理关系
家庭关系的核心是家长的权力和地位问题，是家长与其他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宋代家庭关系的时代特点之一，是由于理学的影响，在父子关系、夫妻关系以及贞节观念各方面都有一些新的观念。
从战国开始，随着个体小家庭的普遍建立，就形成了家长制。家庭作为最基本的人群、社会组织形式，同样需要有一个头目、主人。家长是家庭中的男性长辈，在三代家庭中，如果是包括兄弟子侄在内的有旁系血缘关系的家庭，通常以祖父为家长；如果只有父母子女直系血缘关系，即祖父母处于被子女赡养的地位，则以第二代（父亲）为家长。无论是祖父还是父亲当家长，都习惯称为父权家长制。父家长在家中处于至尊地位，“家无二主”如同天无二日一样，是家庭中的专制领导者。我们通常注意的主要是贵族官僚家庭中的父家长的权威，其实，普通的个体小家庭也是如此，比如灾荒年、家境破落的时候常有穷人家“典妻鬻子”的记录，卖主便是家长，典卖老婆孩子不典卖自己，用典卖老婆孩子的办法来保这个家庭，也包括保自己，显然也是父家长专制权威的一种体现。
在普通的个体小家庭中，所有的人都必须听命于家长，都是家长的附属，也就是所谓的“家属”。《仪礼·丧服传》说父亲是家中的“至尊”，任何人都不能违抗，全面掌控着家庭的权力。首先是家中的经济权，而且被视为（甚至他自己也认为）是全体家属的供养者；作为家属，则要把自己的全部能力贡献出来，所有的收入都应当交给家长，不能有自己的财产。需要使用的时候先请示家长，得到允许后再使用。劳作（主要是农耕）在家长的率领下进行，收获物的分配和消费也由家长统一管理。其次，在比较讲究宗法秩序的先秦秦汉时期家长有主祭权，到宋代主要是上层大家族特别是东南地区的大家族，将主祭权作为家长的一种权威的象征，而且把家长和族长的身份融合在一起。名义上是祭祀祖先，实际作用是演示给活着的家属们看，是通过祭祀祖先对全体家属进行孝道教育。第三，更重要的，是家长要求家属们从行为到观念自觉地全方位地服从自己。用孔子的话说就是“无违”，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违抗，必须以家长的意志为意志，以家长的好恶为好恶，以家长的是非为是非，不能有个人的东西。按照儒家的要求，作为子女，对父家长要察颜观色，“色不忘于目，声不绝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善于揣摩家长的心事，不等家长开口就循着其意愿去做。至于家长讲出来的话都是绝对正确的，必须照办，即使错了，作为家属也不能抗辩，至多是用非常恭敬温和的语言与家长协商，家长接受固然好，不接受则要继续按家长的意图去做，丝毫不能打折扣。家长在世的时候有终身的权威，死后在一个时期内仍然是这个家庭的“精神家长”，孔子讲孝的一个标准，是父亲死后三年不改其安排的一切，而且“三年”的确切含义可能是“长期”的意思。这些固然有儒家学说过于规范化、理想化的成分，实际生活中的家庭关系一开始就不可能如此简单干脆，整齐划一，但这些说教毕竟代表着一种“主流声音”，不只是在先秦时期，直到后来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都是这样希望和要求的。而且如果作为家属子弟不服从家长，与家长的权威叫阵，家长有直接的惩治权，可以训斥、打骂甚至处死，相伴的还有宗族的干预和国法的制裁。
在魏晋隋唐时期，由于出现了很多宗主豪门大家庭，尽管实际生活中仍然是“三代五口”式的小家庭，但这些小家庭都依附在一个豪门大户之内，成了大户的“客”、“隐户”，家长的权力也因此发生了一些变化。豪门大户的户主是最高的家长，连小家庭的家长也是其“家属”，个体小家庭家长的权威减弱了，原来作为族长的权力这时候直接表现为大家庭家长的权力了。大家庭家长的权力范围很大，不仅有子孙及其妻子作为其家属，连奴婢之类也视为家属了；因为旁系血缘关系多了，有的已经相当疏远，所以有时候连本家族的穷人也可以成为自己的奴婢，有的奴婢尽管与这个大家庭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也“合并同类项”式地与那些有血缘关系的奴婢一同对待了。这个时期大家庭的家长对子弟家属的亲情、照料减少了，统治因素相对增加了。
从宋代开始，随着政治型的门阀士族家族制度转变为血缘型的家族制度，传统的家长制进一步礼制化、系统化了。理学家们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张载从天地一源、万物一气说起，从“乾坤父母”入手，论证伦理纲常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归结出“事亲则事天”的结论。他在《正蒙·乾称》中说：
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貌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吾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无告者也。于时保之，子之翼也；乐且不忧，纯乎孝者也。
这段话的核心意思，是说从一个小家庭来看，父母是这家的儿女的父母，从整个社会（天下）来看，天地是全天下人的父母。家庭与天下是相通的，甚至可以视为一回事，“事亲”也就是“事天”了。反之，不孝敬父母，就是对天的不恭敬了。所有的人都是天地所生，所有的人也就都应当如同亲兄弟，应当天下一家亲了。
二程兄弟讲，仁义礼智信“五常”不仅是天理的具体化，而且是万物之性；这种万物之性不只是人才有，连豺狼鹰犬也有，人们奉行“五常”的方式在表现为对祖先的祭祀的同时，更表现为对父母在世时候的孝敬。但是，“大抵有人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与道难一”，这种自私的念头可能会妨碍对父母的孝敬，所以二程又主张克服人的自私心理，顺从天理，不能让“人欲肆而天理灭”。所谓“存天理，去人欲，”也有针对家庭关系的意思。朱熹集宋代理学之大成，讲思辨的内容很多，却也是首先从“振纲纪”讲起，所谓“纲纪”就是三纲五常，认为这些都是“天之所以命我而不能不然”之事，否则就是违背天意。特别是家庭关系中的孝悌，“亲者，我之所自出；兄者，同出而先我。故事亲而孝，从兄而悌，乃爱之先见，而尤切人”，是完全应该的。朱熹在白鹿洞书院讲学的时候，亲自制定了《白鹿洞书院揭示》，把人伦教育作为首要内容，“立教之目，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一再强调这是天理决定的人的本性。
尽管理学家们论证了孝悌亲情是天理，在实质性的内容上并没有多少创新，仍然是孔子早就规范了的伦理纲常。这不只是因为此时的主要使命是规范家族制度，也是因为家庭制度、家庭人际关系在孔子那个时候已经规范得相当细致，把能想到的都想到了，没有必要改动了。至于给伦理纲常加上“天理”的解释，无非是为了增强人们落实伦理纲常时的自觉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