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宝华，中国企业管理协会会长。同他的谈话是从一个老问题开始的。
记者：从目前的情况看，1989年的主要任务大概不会离开治理二字了。许多企业负责人反映，在治理整顿中，不少地方开始往回收企业的权。结果，10年前企业改革刚刚开始时，曾引起过巨大震动并在以后得到基本解决的企业收权放权的问题，如今似乎又成了企业面临的一个矛盾。
袁：关键是要弄清楚治理整顿的目的。从建国以来的几次治理、调整来看，应该说效果都是比较好的。但在改革以后搞治理整顿，最令人担心的就是旧制复归。旧制复归，遗患无穷。治过热，必须保证经济发展；整秩序，一定要保证企业活力。不但不能损害企业活力，还要增强企业的活力。我看，对企业还是要坚持一个“放”字。对企业和企业家也要提倡理解，现在社会上对他们的误解实在是太多了。
在治理整顿中，要实事求是，区别对待，有收有放，不能一刀切。收，主要是把放到行政部门的一些权收回来。改革以来，许多上级部门的权确实放了，但没有真正放到企业，被中间的行政部门截留了一大块。这部分权要坚决收回来。但对企业，还是要放权，不应收企业的权。当然，企业有些权在治理整顿时期也要适当控制一下，比如基建投资规模要给个限额，等等。
总之，在政策上要严格按生产力标准来办事，价格上有管有活，金融上有保有压，权力调整上有收有放。只有如此，才能达到调整结构，提高效益的目的。
记者：为了解决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等难题，中央强调要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这对企业来说将意味着什么呢？
袁：要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企业自然不能例外。现在流通混乱，生产也混乱，企业连成本都无法计算，管理的落后也被流通的混乱掩盖了。改善对企业的宏观控制已是刻不容缓的事情了。
记者：改善对企业的宏观控制，除了要解决您刚才所说的给企业放权与收权的矛盾之外，还有哪些内容呢？
袁：要有政策上的相对稳定。现在人们常常指责企业的短期行为，殊不知企业的短期行为绝大部分是由于企业主管部门的政策多变造成的，主管部门一日三变的不合理要求逼着企业搞短期行为。当然，政府有政府的难处，财政上分灶吃饭也在那里逼着它呢！这里也有一个宏观控制的问题。
再有就是企业自身内部机制的改革和外部条件的改善。外部条件自然是指主管部门，指政府的管理、调控方法。企业内部机制的改革同样也有一个政府干预或者说是宏观控制问题。国务院领导同志提出要把乡镇企业机制引入大中型企业，我认为这不只是对那些大中型企业讲的，也是对控制着这些大中型企业的政府讲的，要这些政府不要去随意干预企业的经营。不是引入乡镇企业的低素质、盲目性等，而是引入其不受政府干预这一条。乡镇企业也有干预，乡长就干预。但乡长只管拿钱，别的一概不管，不像大中型企业那样，政府连给谁调工资都要插上一手。引进乡镇企业这一条，对企业相对容易些，对政府的首长们就不那么容易了。这也属于宏观控制要改善的方面。所以我看，加强和改善宏观控制的核心，在于发挥经济杠杆的作用。
记者：加强和改善宏观控制，其中包括解决固定资产投资失控、消费基金失控、信贷失控、进出口失控等诸多问题，还要解决经济杠杆失控和流通领域混乱等问题，会不会又应了“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再放”那句话，走上“团团转”的老路？
袁：不能说没有这个可能。加强和改善宏观控制首先是产业政策问题。要通过治理和整顿，调整产业结构、企业结构、产品结构。这是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好，那可真没准走上你说的“团团转”老路。
记者：作为老资格的政府官员和企业改革方面的专家，请您从搞活企业的角度，再具体谈一下治理整顿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袁：为了解决流通领域里的混乱，目前对一些紧缺物资采取了专营等措施。专营和放开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因此，许多专营只能是权宜之计，钢材和许多紧缺的生产资料最后还是要放开。专营而不能太宽，太宽了就与逐步形成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市场的要求相违背。解决宏观控制问题，一些老办法现在还不能不用点。对于流通环节中的非法经营，就应把行政手段切实用上，严刑峻法，动真格的。但要清醒地看到，用老办法的时间不宜长，否则就要把改革的成果都冲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