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头的话我在长篇小说《最后一个匈奴》中，曾经以当时延安地区的三位领导黑振东、郝延寿、帝靠山为原型，塑造过一个叫“黑寿山”的领导干部形象。我取了黑振东早年投身革命队伍的经历，郝延寿在榆林领导群众治沙的经历，帝靠山在延安领导群众大搞农田基建、发展生态农业的经历。
黑寿山之外，我在这本书中还塑造了另一位新型领导干部“白雪青”的形象。这个人物，则是以当时的延安地委书记、现在的青海省委书记白恩培为原型的。书中，毛泽东东征期间，在淸涧袁家沟白家的小炕桌上，写出《沁园春雪一事，是一件真实的史实。
在塑造这些人物时，其实延安地区当时还有一个重要人物，进人我的视野。他叫张志淸，时任延安地区行署专员。我也一直想把这个人物变成艺术形象，但是因为过于熟悉的缘故，反而不知如何去写。不过我当时对自己说，作为一个文化人，我一定要找一个机会，写一写这位叫人尊敬的老领导的。
这几年西部大开发成为中国人的一件大事。由于为中央台的一个电视片担任总撰稿，我在中国的西部地区年年都要兜几个大圈子。在我的风一样的行走中，我接触到各地许多朴实、真诚，为一地一域的经济发展付出毕生精力的好官。每当这时，我就有一种冲动，想写写他们，或者说想找一个实例，像解剖麻雀一样，通过对一个人的深入描写，以个例反映全部，将他们的奇事告诉给世界。
现在机会终于来了。张志淸专员在延安地改市以后，又担任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他在这个任上又已经干了五年了，今年年届64岁，行将离休。最近，不断地有延安的朋友们打来电话说，要我把小说创作停了，抽出一段时间，写一写这位群众爱戴的老领导。于是我放下手头的事情，在2001年春天一个沙尘暴的日子里，来到延安。
二走进延安延安，这座光荣的革命城，中国民主革命的圣地，这些年来，在建设者们的努力下，已经成为一座颇具经济规模的工业城市。其农业人口已基本脱贫。工业以石油《包括有名的延安炼油厂》、卷烟、煤炭为龙头，已经形成持久的经济增长热点。延安的经济发展实力已位居陕西各地市的前列。杏子河流域治理、延河流域治理，成为联合国树立的一个样板，亦成为我国山川秀美工程的一个典范之作。城区内西沟和市场沟的打通，令这座群山包围中的城市，仿佛大西南的重庆市一样，形成一个以凤凰山为圆心的环状城市结构。
张志淸就坐在对面，我们侃侃而谈。这位老县委书记、老专员，较我在延安时，已经苍老了许多了。他显然心里装着许多的事，因此显得很沉郁。而最大的一件事是，目前延安的市长位置空缺，省上希望能够广取民意，在几位候选人中，选出一位政绩卓着、廉洁公正、老百姓最为拥护的市长来。据说，省委组织部长刚刚找他谈过话，因此，张志淸深感责任重大，压力臣大，这样，他的沉郁就能理解了。
我说，谈谈你自己吧，将你一生中最忘不7的事情拿出来谈一谈，那些感动过你的事情也一定会感动读者的，这是创作的一条秘诀。
我还说，我前些天听电视台的人讲话，他们开口闭口，总提“二老”这两个字，并且说，只要二老满意了，就证明我们的片子拍好了。一个人说，我还没有注意，后来好几人都提到这两个字，这引起了我的好奇。我问他们：“二老”是什么？电视台的人说，这二老：一是指老干部，一是指老百姓。
我的话把张主任逗笑了，他好像轻松了一些。停了一会儿，他斩断别的思维，进人到了他的回忆。
“我出生在黄龙县白马滩一个祖祖辈辈不识字的普通农民家里！”张主任说。
三两条祖训第一，你要记住你永远是农民的儿子；第二，你不能贪钱，一拿公家的钱，自己就变得不值钱了！
白马滩是一个有名的地方。黄河在这里结束了它在高原上的行程，而进入平原地带：或者换言之，这里是陕北高原与关中平原的接壤池带。
64年前，农民的儿子张志清，就出生在这里。
张志清是一个独子。或者用农民的话说，叫“十亩地里一棵苗”。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里，全家老少守着这个孩子，为他的未来祝福。
张志淸的祖父是一个能人，明白事理的人。他虽然大字不识一个，但会给小孩看病，给牲畜看病。他要全家勒紧裤带，省吃俭用，供给这个孩子上学。他说：孩子将来长大干什么，那是他的事，至于现在，我们一定要叫孩子上学。
7岁那年，祖父领着他，一瓶酒，一碟菜，先拜孔圣人庙，再拜关公庙，完了，再拜老师。三拜之后，张志清上学了。
这所学校是一所有名的学校，1935年刘志丹将军率部进人黄龙山，曾短促地占领过白马滩这地方，并亲自将这所小学命名为“列宁小学。它现在叫白马滩小学。
当谈到上学这件事时，张志淸至今还对他的祖父怀着感激之情。他说那时候无论家里再忙，上学的事不能耽搁一天。
他还说，祖父这样训诫：咱们祖辈没文化，现在有点文化了，文化要给老百姓用。
遵从祖父的训诫，张志淸从岁、上小学四年级开始，就担负起过年给全村人写对子的事。这一写就写了四十多年，后来出外工作后，每年春节回去，带上纸，给村上人写。一直写到1991年母亲去世，春节不回家了，这事才结束。
上完小学，又在象山中学上了两年初中，张志淸辍学了。对那时候的一个农村孩子来说，能上这些年的学，能有这么大的文化，已经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了。
辍学后，祖父托到张志淸在白马滩小学的启蒙老师，这样，14岁的他便在学校当了教员。他的启蒙老师曾是位地下党员。
对于一个农民家庭来说，能让孩子当上一个教员，恐怕就是最高的梦想了。记得我在《最后一个匈奴》中，曾说到杨干大找到杨作新的启蒙老师杜先生，安排杨作新当小学教员的事。记得，那杜先生也是地下党员。行文至此时，我真有些吃惊。虚构和现实竟然如此接近。
当教员是1952年初的事。他教的是小学二年级。那时候政府贯彻婚姻法，扫盲，因此，教的学生年龄都比他大，而且，大婆姨大女子居多。张主任谈到这里，笑着说，这些大婆姨大女子有的要找对象，有的家里有事，他一个小先生根本管不下她们。有时候他说上她们两句，她们就跑到他家去告状。都是一个家族或邻村的人，谁也拿她们没办法。气得他跑回家去哭鼻子，对祖父说这教员当不下去了。
促使他离开的还有一个原因。家里自小为他订了一个娃娃亲，那姑娘也来这学校上学，吃住就在他家里。在学校里，姑娘一出现，大婆姨大女子们就喊：“张老师，你媳妇来了！”闹他一个大红脸。况且当时，双方家长都通着他赶快完婚。为了避开这事，他也得赶快走。
这一年，建国之初，百废待兴，百业待举，黄龙县招收税务干部，于是张志淸瞒着家人，伦伦跑来报考。考试的内容有两个：一是会打算盘，二是会写毛笔字。这两样当小学教员的张志淸都是长项，因此，轻轻易易就考上了。
张主任叹息一声，对我说回到家以后，祖父没有骂我，只说，你成了公家人以后，一是要对老百姓好，二是当官不能贪钱，要知道，你拿了公家的钱，你的人就不值钱祖父的这两条训诫，这一辈子一直跟着我，须臾不敢忘记！”
四鸿雁于飞萧萧其羽张志淸最初当税务干部的地方，是黄龙县的三岔乡，那是个土匪占山为王、克山病肆意流行的地方。和张志清一起工作的还有我父亲。我父亲年长张志淸9岁，当时是税务所的。
我父亲在世时，常说到我们两家有很深的渊源。现在经张主任这么一说，我才知道这份感情是从半个世纪以前开始的。这是私话，这里不说。
张志淸在这段税务员工作中，有一件事情他的印象很深。那是一个雨雾蒙蒙的日子，烂柯山逢会，张志淸去收税。他看天气不好，便整理好税票和现金，提前收了摊。途经牛毛崾蛛，这是土匪经常出没的地方，他不由地加快了步子。路边打了一堆火，有儿个人围在那里烤火，他也不去理会，依旧跑步往前赶路。那天傍晚，有两个牲口贩子在牛毛崾蛛被土匪打死，抢走了钱财。这伙土匪被抓获后交待，他们还盯上了收税娃，他们瞅着收税娃连蹦带跳地跑了过去，因为天色还早，未敢下手。
后来1958年，黄龙县与宜川县合并，工作成绩优异的张志淸，来到宜川的秋林公社担任副书记。1961年分县后又回到黄龙，做团县委书记。他在任期间，黄龙团县委、白马滩公社团委，被省上树立为典型。1964年初，他参加了共青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结束后，即上调延安团地委。接下来的工作是调任村权、批斗、戴高帽子，下放“五七”行斗批改延安县团委书记。继而，到中央团校学习，毕业后从学校就到宜君县搞社教。接着经历文革，靠边站，文革结朿后，调回延安地区，革委会组织组审干办负责人，后任延安地区文革结束后的第一任团地委书记。
上面这些是流水账。但这个流水账十分重要和必要，他记录了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农家孩子，成长和成熟的过程。《诗经》里说：鸿雁于飞，萧萧其羽。正是依靠他的勤勤恳恳的工作，他的过人的才华，再加上有一点文化，张志淸慢慢从基层中脱颖而出。写到这里，不由得也让我们感动共和国年轻时候那种“唯德是举，唯才是举”的用人制度。
在担任团地委书记期间，他的宽厚令他拥有许多朋友，而很多明友是北京知青。现在的许多在事业上取得成功的国内国外的北京知青，回延安时都一定要看看他，他们还记得这位老大哥当年对他们的呵护和帮助。
记得1994年的秋天，几个北京女青年回村子里去，张专员工作忙，要我去陪她们。几个姑娘…进沟，望见村子，就哭成一团，那份感情，令陪同的我也落了泪。
有一对移居香港、家资几十亿的北京知青，男的当年正是团地委树立的典型。张志清设法将男的调到地委办公室工作，又将女的调到地区文化馆。他们时时念起张志淸的好处，不敢忘记这个在困难时期给过帮助的人。最近，他们出资1800万元，在插队的地方为延安建立了一所中学。
五宜川岁月从1974年到1979年，张志清在宜川县工作，担任县革委会主任。
宜川是黄河边上的一个县，隔黄河壶口瀑布与山西吉县相望。相传，早年宜川县城和吉县县城都在黄河边上，那时这边的县老爷一拍惊堂木，那边的衙役们就升堂了。两县相扰，后来官司打到皇上那里，皇上说，各退90里，设县。这是流传在这一带的一段历史掌故。
文革中宜川县是一个重灾区，武斗十分厉害，派性严重，后来由“三支两军”的军代表任县革委会主任。军代表不懂地方工作，闹得矛盾激化，因此，上级急阔工作经验丰富的牟玲生同志前往宜川任县委书记，三十岁出头，既有魄力，又善于团结同志，熟悉基层工作的张志淸同志任县革委会主任。
“我一生都是去干难的事，宜川是这样，志丹是这样，黄陵也是这样！”每当回首往事，张主任常常这样叹息。
叫人钦佩的是，那些复杂纷乱的局面，只要他一去就能迎刃而解。而矛盾化解之后，接着就是发展，这个县的经济很快就上去了，这就叫水平吧！而这，也就是为什么上级总要将那些困难的工作交给他的原因。
张志淸在宜川干了三件事。
第一件，淸理极左思潮影响。
第二件，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修筑穿越壶口瀑布的兰州宜川公路。
第三件，解决老百姓的吃水问题。宜川县境内有着许多块零碎的旱原，这些旱原上的老百姓，祖祖辈辈靠吃下雨囤积起来的窖水生活，或者用毛驴到山下去驮水。“你要为老百姓做好事！”张志淸看到宜川农民的苦焦，想起祖父当年说过的话，他发誓在他手里，要解决老百姓的吃水问题。自此，在宜川县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大原面搞中高抽，小原面搞小高抽”的引水上山工程。截止张志淸离开宜川时，中高抽共搞了10多处，小高抽共搞了50多处，此举基本上解决了群众的吃水问题。
六辉煌在志丹一志丹县是刘志丹将军的故乡，又曾经是长征结束后，中共中央的临时居住地，史称“红都”。志丹原名保安，俗称“山保安”，境内山大沟深，荒凉空旷，人民吃苦耐劳，好勇仗义。
1978年志丹县在农业学大寨中搞强迫命令。当时有两个在该县插队的北京知青，将状子告到李先念那里，李先念动了真怒，遂派夫人林佳楣下来调査这事。一时节志丹县境内人心惶惶，省、地工作组进驻后，县领导班子靠边站，全县被挂起来的干部包括农村基层干部竟达3300多人，还有10人被关了禁闭。志丹问题当时在全国都成了一个焦点。
组织这时候记起了张志淸，于是急调他交代一下宜川的工作，赶往志丹去救火。先担任县革委会主任，一年后任县委书记。
“一触即发”是尘集志丹的中央、省、地新闻记者对当时情况的说法。我那时候已经在延安日报工作，志丹的情况多少也听说了一些。
组织上没有看走眼，张志淸确实是处理这类难缠事的最合适人选。
面对这一团乱麻，真让人有“老虎吃天，没处下爪”的感觉。张志淸一番调查研究以后，自告奋勇，由他牵头，从最难的一件事抓起。这件事就是落实干部政策。他认为，凡事都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而在当时，这件事是主要矛盾，只要这件事抓好了，别的事就会迎刃而解。
一共挂起来了3000多名干部，还有10个被关在监狱里。这些干部大部分都是农业学大寨、大搞农田基建中的积极分子，骨干力量，乡村一级领导。只是农田基建中作风粗暴，强迫命令，才在整顿中被挂起来了。
“这些干部都是当地的人物，用好了，会拼命地干工作，用不好，会成为你工作的对立面。你要在志丹工作，离开了他们还真不行！”张志清说。
这是一拨人。还有一拨人，是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所谓“保守派”，因为反对农业学大寨的一些做法，被视为有右倾思想错误，而被处理的人，这两拨人原来就是对立面，现在则同样地都被挂起来了。
宽厚的张志淸经过调査研究以后，认为这些干部其实都是好干部，他们即便有错误，也是人民内部矛盾。
去志丹不到一年，也就是说到1979年年底，在张志淸的主持下，3000多名被挂起来的干部，平反得只剩下13个人，10个坐禁闭的只剩下一个人。
给这些干部平反以后，张志清觉得工作还没有做完。他深知农村基层干部艰难，觉得不光要他们工作，还要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于是亲自到地区和省跑动，要回来100个农转非指标，50个招千指标，为这些基层干部解决实际困难。
接下来的一步就是大胆地起用这些干部了。例如有个县委副书记叫周万龙，工作有魄力，为农田基建出过大力，因为有捆绑群众的事情，被免去职务，留党察看。在落实政策中，在张志淸的主持下，为这位同志提前恢复了党籍，并在那年秋天，因为他工作突出，被评为劳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