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昆昊丨朱启钤刊印《黔南丛书别集》考辨

注：本文发表于《贵州文史丛刊》2023年第1期，此为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牟昆昊老师授权发布！

朱启钤刊印《黔南丛书别集》考辨

牟昆昊 摘 要：《黔南丛书》是民国时期编纂的一套重要涉黔文献，而其中《黔南丛书别集》的情况至今仍有混淆和讹误之处，于是本文就以朱启钤先生刊印的别集为研究对象，首先辨析清楚别集中非朱刊文献，其次搜集并分析诸多书目文献之中对朱刊别集的著录错误，最后系统梳理朱刊别集所收文献的种类、时间、缘由、内容以及价值。由此得出以下结论，朱氏刊印别集合计十二种，时间跨度达二十五年；刊印过程中邢端深度参与，起到了合作者的作用；朱刊别集所收文献是极为罕见的涉黔古籍，朱氏保存贵州文献的贡献应进一步为学界认知。关键词：著录；梳理；黔南丛书别集民国时期，贵州组织了一次规模较大，影响深远的省志编修工程，这就是任可澄、杨恩元主持编写的《续修贵州通志》。在编修过程中，撰修人员采集到了相当数量的贵州重要文献，于是续修贵州通志局（后改名贵州文献征辑馆）计划对这批珍贵文献进行编辑出版，这就是《黔南丛书》的出版缘起。从史料可以看出原计划较为宏大，但是过程中受多方面的制约，最终该丛书共印行六集174卷，另有别集若干。而其中的《黔南丛书别集》（下简称别集）情况较为复杂，许多史料对于该书的记录较为混乱，表述内容多不清晰，甚至不少书目对于别集的著录有抵牾错讹之处，盖因此别集非一时一地一人计划主持，造成了目前的状况。本文就拟从朱启钤刊印的别集部分入手，以期订正目录，理顺脉络，掌握真实情况。

一、《黔南丛书别集》贵州刊印部分

依据《中国古籍总目·丛部》记录，《黔南丛书》收书61种，其中别集收书13种。《黔南丛书》正集的刊印地为贵州贵阳，由文通书局铅印出版，而别集则不止于此。通过审读资料可知，别集的主持者、刊印地、刊印机构、刊印方式等皆有不同。分析可知，别集中一部分为曹经沅[1]在贵州主持推动，一部分为朱启钤[2]于北京主持刊印。下面就先厘清贵州刻印的别集情况。

贵州刊印别集的缘起，在民国丙子年（1936）曹经沅《黔南丛书别集》序中解释较详细：

黔中明清以来，钜师鸿彦辈出。……此编印丛书之举所宜亟也。余于乙亥孟夏观政来黔，即与邦人君子商讨及此计，先后印成黔南丛书三四两集。兹又有别集之刊，其取材与正集初无大异，惟以正集皆铅印，此则锓版，故以别集名之。书凡三种，曰《唐说文木部笺异》……曰《汗简笺正》……曰《古音类表》……刊板经始已久，中更世变时有作辍，又手民讹夺亦待刊补。余请省府拨库帑补助重付剞劂，遂克观成。诸君子谓余不可无一言也，辄志其颠末如此。[3]

其中《唐说文木部笺异》为莫友芝的文献整理著作，《汗简笺正》为郑珍文字学著作，《古音类表》为傅寿彤音韵学著作。从序言中可归纳如下信息：一、别集的刊印自始至终都有曹经沅的筹划与推动；二、别集刊印的经费也是经曹氏筹措；三、曹氏主持刊印的别集合计三种18卷，刊印地点在贵阳，刊印方式为雕版印刷。由此可知虽然任可澄[4]为《黔南丛书》的总负责，但是别集的出版曹氏出力甚多，称其主持亦不为过。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黔南丛书》正集都是铅活字排印，为何只有这三种书选用花费更多的雕版印刷并列入别集呢。实际上在别集《汗简笺正》书后跋中，杨恩元[5]就已说明清楚：

以郑徵君《汗简笺正》[6]、傅廉使《古音类表》、莫徵君《说文木部笺异》合为此集。惟因古字太多，铅印字丁向无篆隶，决议定为木刻较为适宜。历年变乱频仍……此三种板片庋置高阁久已无意印刷。去冬偶与民政厅长曹君纕蘅谈及，以为书手刻工虽皆拙劣，而本书价值不能因而灭损。若弃去弗顾，终觉可惜，再三商酌，拟不入丛书正集，作为别集仍照原板刷印多部，以公同好，借广流传。[7]

由此可知，盖因此三种著作篆隶等特殊字体较多，使用铅印困难，于是改用雕版印刷。综上，曹经沅作为别集的筹划参与者与资金支持者，称其为主持当无异议，同时在贵阳印刷的别集古籍只有上述三种，除此之外别集刊印的文献，就应该是朱启钤所为了。

二、朱启钤刊印《黔南丛书别集》著录情况

与曹经沅刊印的别集书目信息极为准确不同，朱启钤刊印的别集，不同书籍著录不一，甚至还有讹误的情况，下面就将具有代表性的著录信息整理其下[8]：

（一）《存素草堂入藏图书黔籍之部目录》[9]之著录

黔南丛书别集 紫江朱启钤（桂辛）辑 排印本河干问答一卷附事状 清安平陈法著河工书牍一卷 清安平陈法著塞外纪程一卷 清安平陈法著训真书屋遗集诗存二卷文存一卷 贵筑黄国瑾著刘贵阳遗集四卷 献县刘书年著铁岭于钟岳别传四卷 贵阳邢端编永城纪略一卷 贵阳马士英著清代黔人馆选录一卷 贵阳邢端编

（二）《贵州古旧文献提要目录》[10]之著录

别集 民国25年（1936）刊河干问答一卷∕（清）陈法撰定斋河工书牍一卷∕（清）陈法撰塞外纪程一卷∕（清）陈法撰刘贵阳遗稿∕（清）刘书年撰 含黔乱纪实一卷、涤滥轩诗钞一卷、黔行日记一卷、归程日记一卷永城纪略一卷∕（明）马士英撰 民国31年（1942）排印永牍一卷∕（明）马士英撰训真书屋诗存一卷，文存一卷∕（清）黄国瑾撰 民国32年（1943）排印西笑山房诗钞∕（清）于钟岳撰 民国32年（1943）排印 含黔南集一卷、正安集一卷、集外诗（一名西笑山房诗钞搜逸）一卷于钟岳别传一卷∕邢端撰 民国32年（1943）排印伯英遗稿三卷∕（清）于钟岳撰

（三）《中国古籍总目·丛部》[11]之著录

别集 民国二十五年刻河干问答一卷 清陈法撰定斋河工书牍一卷 清陈法撰塞外纪程一卷 清陈法撰刘贵阳遗稿四种四卷 清刘书年撰 含黔乱纪实一卷、涤滥轩诗钞一卷、黔行日记一卷、归程日记一卷永城纪略一卷 明马士英撰 民国三十一年铅印永牍一卷 明马士英撰训真书屋诗存一卷文存一卷 清黄国瑾撰 民国三十二年铅印西笑山房诗钞三种 清于钟岳撰 民国三十二年铅印 含黔南集一卷、正安集一卷、集外诗（西笑山房诗钞搜逸）一卷于钟岳别传一卷 邢端撰 民国三十二年铅印伯英遗稿三卷 清于钟岳撰

（四）《贵州省古籍联合目录》[12]之著录

别集：4.河干问答一卷∕（清）陈法撰；5.定斋河工书牍一卷∕（清）陈法撰；6.塞外纪程一卷∕（清）陈法撰；7.刘贵阳遗稿∕（清）刘书年撰（黔乱纪实一卷、涤滥轩诗钞一卷、黔行日记一卷、归程日记一卷）；8.永城纪略一卷∕（明）马士英撰；9.永牍一卷∕（明）马士英撰；10.训真书屋诗存一卷，文存一卷∕（清）黄国瑾撰；11.西笑山房诗钞∕（清）于钟岳撰；12.黔南集一卷；13.正安集一卷；14.集外诗（一名西笑山房诗钞搜逸）一卷；15.于钟岳别传一卷∕邢端撰；16.伯英遗稿三卷∕（清）于钟岳撰。[13]

比较可知，《存素草堂入藏图书黔籍之部目录》乃是朱启钤自藏书籍目录，收录别集八种15卷，其中《训真书屋遗集诗存》2卷不确，应为1卷；《贵州古旧文献提要目录》与《中国古籍总目·丛部》所著录信息一致，合计收录十种18卷，亦不全；《贵州省古籍联合目录》合计收录十三种18卷，但是其中12至14所著录书名错误，这些书不是独立著作，而是《西笑山房诗钞》中三卷的卷名。综上，《存素草堂入藏图书黔籍之部目录》较后三种书目多《清代黔人馆选录》一种而失收若干，由于其是实藏书目，也可理解；而后三种书目也存在一些著录错误。除此之外，最新出版的《朱启钤著作集》[14]收录《黔南丛书别集》八种，实际收十种[15]，其目录明确著录别集“一九二二年至一九四三年贵阳文通书局铅印本”，对比原书可知朱启钤最早的别集刊印于1935年，出版的地点也不是贵阳。

由此可见，朱氏主持刊印的别集在后世著录以及出版方面，还存在着一些讹误失收的情况，下面就针对此问题依托原书以及其他相关材料，对朱刊别集的种类和内容做一系统梳理。

三、朱启钤刊印《黔南丛书别集》梳理

朱启钤刊别集的时间跨度较大，书籍种类较多，又由于是在北京编印出版，与贵阳《黔南丛书》并未合并发行，所以导致信息不畅，著录不全。针对这一情况，下文拟依朱氏出版别集的时间顺序，依次探讨缘起，分析内容，辨明版本，以证学界。

（一）《河干问答》、《定斋河工书牍》、《塞外纪程》

此文献顺序依单行本而列，三种书籍的作者皆为陈法[16]。细考序跋等资料，实际上这些书籍最先编辑完成的是《塞外纪程》，大约时间应该是民国二十二年（1933）。《塞外纪程》为陈法革职发配新疆及回籍的纪行文字，前有《陈法传》一篇取自《清史稿·儒林传》，之后有贵阳凌惕安[17]的《序》，较为详细地说明整理缘起：

生平著作皆经梓行，《易笺》一种《四库全书》且搜采及之。惟此编未刻，原稿尚存先生故里白云山庄，百八十年来历劫不磨，弥足矜异，亦以见子孙护持之贤矣。余既迹而得之，念为先生大节所系，虽字墨无多，其可珍视有在乎寻常文字之外者，因付剞劂以广流传。[18]

由此可知，凌惕安在陈法后人陈楷处得原稿，由是编撰此书。但是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凌惕安作为《黔南丛书》编辑，为何此书未收入正集[19]，反而改由朱启钤在北京刊印呢。这个问题可以从《河干问答》前凌惕安1935年所作《重刊序》得到线索：

余既感于安平陈定斋先生之风义，为刻《塞外纪程》一书，复涉想及于《河干答问》。顾黔中久经变乱，图籍灰劫几经层累曲折，始于江都莫君经农[20]许得其先德郘亭先生手勘写本，继于《陈氏谱牒》中见其孙若畴初刊序文。知此书曾于道光八年刻于京师……适紫江朱桂辛丈自北平录示其《存素堂入藏图书河渠之部目录》，且曰《河干问答》在平狂求不得，故乡想可踪迹。余因以莫氏写本影钞寄去，已而复书曰：定斋所著《河干问答》北方竟无传本……第二书又曰：《河干问答》承补寄其孙若畴《始刊序文》，属为印行。已付梓人仿《黔南丛书》格式排印，并将《塞外纪程》附入。此间索钞此书者不少，愈坚我传步之志。……吾子于定斋《塞外纪程》前曾作序，而于《河干问答》搜索传写大费气力，请即酌采前证作一序言弁之简端。第三书曰：《定斋全集》友人尹石公家庋有一部，曾借校莫氏钞本，得订正十数字，又见《犹存集》中有论河工书牍数篇……兹仰承桂辛丈之督饬，因序次其三次来书以见重刊本书之始末。[21]

由此可知以下信息，首先，《河干问答》乃是凌惕安取自莫友芝手抄本，另找到道光八年初刻序文；其次，朱启钤搜集该书而得凌惕安影钞寄赠，在凌氏建议下，朱启钤决定刊印《河干问答》一书，并请凌氏作序；最后，朱氏又觅得《定斋全集》，不仅用于校勘《河干》及《塞外》二书，还从其中《犹存集》中辑出陈法关于治河工程的书信，题为《定斋河工书牍》一并出版。其中《河干问答》一卷除了凌惕安《重刊序》，还有道光八年陈若畴《原刊序》，另有《事状》一篇，全书分为11篇，皆为陈法历年治水心得；《定斋河工书牍》一卷收书信11篇，则是陈法讨论治水书信的汇总；《塞外纪程》一卷前有《陈法传》以及凌氏《序》，记录了陈氏自乾隆十二年（1747）十二月十三日至乾隆十三年（1748）二月三日赴疆，及其之后乾隆十四年（1749）八月十二日开始奉文回籍的行程记录和诗作，最后有其后世子孙陈楷的《跋》。

那么由此又引申出两个问题：朱氏为何要出版这三种书籍，以及为何以《黔南丛书别集》名之。针对第一个问题，实际上可以从朱启钤在之前的人生经历找寻线索。朱氏在从政生涯中历任民国交通及内政部长，1928年又创办中国营造学社，他对中国的古代建筑设计、工程建造、工艺技术极为醉心，又由于陈法乃是其桑梓先贤，这就决定了朱氏对此类治水工程文献极感兴趣，故向凌惕安寄函三次以示决心。第二个问题，这三种文献能以别集总之，估计其中还有凌惕安的穿针引线推动之功。或可推测，凌氏整理的《塞外纪程》本意要列入《黔南丛书》，恰有朱启钤向其求《河干问答》之事，凌氏感于朱氏热爱乡邦文献之拳拳，向其建议改由朱氏一并出版三书，以全陈法稀见著作。又由于凌惕安贵州文献征辑馆编辑的身份，估计在与任可澄总编等协商后，同意朱启钤使用《黔南丛书别集》之名刊印此书，这也为朱启钤之后刊印涉黔文献提供了条件。于是1935年，三种文献在北京铅印出版，这是朱氏第一次以别集之名刊印贵州文献。

（二）《永城纪略》（附《永牍》）

如果说朱氏刊印陈法著三种文献，是因自身喜好及友人推动，那么刊印《永城记略》及《永牍》[22]则是其主动搜集保存贵州相关文献的成果。此二种书作者为马士英[23]，永城乃今河南永城市，1642年归永总兵刘超据永城叛乱，《永城记略》及《永牍》就是马士英平定永城之叛的记录和书信。此书朱氏出版于1941年，该书之所以能够刊印，实际与另外两人关系密切。其一乃姚大荣[24]，姚氏也是在京的黔籍学者，与朱氏多有交往，其著作《马阁老洗冤录》就是为马士英翻案之作，这一观点应该直接影响到了朱氏。其二为邢端[25]，《马阁老洗冤录》即是邢氏在民国二十三年（1934）校印出版的，其在该书序言里极为赞同姚大荣的观点，认为马士英“报其孤忠以图明社一线之延，乃见罪于强藩，受制于同列，东林党人复从而诋毁之。易代之后，且据稗官之流传，而著之彤史，盖棺而无定论”。

更为重要的是，邢端在日据北京时期，从东方文化图书馆中发现明抄本《永城纪略》与《永牍》[26]，经过“展转假得，录副以寄黔中”[27]。但是可以推测，邢氏应该至少录有两个副本，一者寄回黔中，后存贵阳文通书局，一者提供给朱启钤，列入别集刊印。由上述资料可知，自姚大荣《马阁老洗冤录》出版，朱、邢皆认可姚氏观点，之后邢端又发现明钞《永城记略》，于是作为为马士英翻案的佐证列于别集之中。其中，《永城记略》前有邢端序言，《永牍》收二十七件当时马氏平叛来往书信和文书告示。

另外，1942年朱氏还出版过《马阁老洗冤录》、《永城记略》（附《永牍》）二书合一的单行本，此本《永城记略》及《永牍》与别集本内容一致，只是书口处无“黔南丛书”字样，出版目的亦是结集为马氏翻案。在此之后，朱氏于1942、1943年前后集中出版了相当数量的别集。

（三）《刘贵阳遗稿》

该书作者为刘书年[28]，道光年间宦黔，任贵阳知府，造福百姓，有名于当世。其作品世罕流传，朱启钤获刘氏涉黔文献，辑为《刘贵阳遗稿》四卷，乃是《黔乱纪实》（一卷）、《涤滥轩诗钞》（一卷）、《黔行日记》（一卷）、《归程日记》（一卷）之总名，于1942年铅印出版。该书有邢端《序言》以及张之洞《贵阳知府刘君墓碑》，其中《黔乱纪实》为刘氏记录其在黔任上发生的多民族人民起义情形，涉及桐梓、仁怀、普安、安南、岩门、都江、丹江、抬拱、古州等地，颇具史料价值，书后还有朱启钤的《跋》；《涤滥轩诗钞》又名《黔游草》，收诗多与贵州有关，天头偶有批校；《黔行日记》乃刘氏咸丰三年（1853）七月十五日至十月十六日赴黔路上的记录与诗文创作；《归程日记》则是刘氏咸丰十年（1860）十一月三日至咸丰十一年（1861）二月十三日由黔归家的行程记录，书后有刘修鑑《跋》一篇以及唐炯之子唐益公的《题辞》。

至于朱氏如何得此稀见文献，邢端《刘贵阳遗稿序》中记录较详：

先生著述世鲜流播，向读《广雅堂》及《滂喜斋》两家丛书，仅存《经说》数十条。……往年宁津李响翁[29]见过，忽示以先生手写日记及黔游诗稿数册，始读《黔行日记》字皆庄楷，佩其精整，至《归程日记》则饱更忧患之余，流离兵火而仓皇……吾乡朱丈桂辛自谢政后，即以网罗文献，导扬学术为职。志比虽年登大耋而蒐访之博，勘校之勤，乃绝侪辈。刘公所著《黔乱纪实》丈已先自他所迻录。予因以日记诗稿进，丈慨然为付手民，且躬任校雠之责。[30]

而《黔乱纪实》朱氏自何处抄得，实际上在书后朱跋就有记录：

右刘仙石太守《黔乱纪实》一卷，予初自北平图书馆写本迻录。吾黔凌惕安编《咸同军事史》亦采及之。……邢冕之太史走商响翁，先用活字版印行，附入《黔南丛书》以备乡里文献之征，其诗钞日记亦次第分印，以饷其邦人君子。[31]

由上述材料可知，《黔乱纪实》为朱启钤过录自北平图书馆藏抄本，其余三种文献是邢端从刘书年手稿中辑出，二者合并列入别集。还应看到，在日伪占领时期，朱启钤已将注意力集中到了涉黔古籍的搜集和出版方面，同时邢端作为合作者，为朱氏刻书提供诸多支持。

（四）《训真书屋遗稿》

该书作者为贵筑黄国瑾[32]，朱氏于1943年夏刊印出版，书前有朱氏《序》以及《国史孝友本传》，该书分为《诗存》一卷及《文存》一卷，其中《诗存》收诗一百一十首，《文存》收文四十二篇，书后有瞿宣颖[33]《跋》以及《诗存原序》。至于朱氏刊印该书的缘起，在其所作《序》中讲述较为清楚：

先是遗孤尝辑刊《训真书屋诗存》二卷于长沙，刊成未及印行而遭多难世。无知者访求历岁，始于燕市购得一本，验其校改笔迹知出其女夫苏厚龛邮部手，又末叶有增补一首，其孤本甫孝廉所录也。……去年上海叶君揆初[34]书来，忽以收得《训真书屋杂稿》四册见告，为之狂喜，急属其录副见示。见眉端有识语似出缪艺风[35]手，询其踪迹所自，则常熟瞿君所藏也。……乃属表弟瞿君兑之任校勘之役，稍去其枝蔓而疑者阙焉，与《诗存》合为一编，署曰《训真书屋遗稿》。[36]

由此可知，朱启钤分别从北京书市与叶景葵处得到《诗存》与《文存》，之后委托瞿宣颖校勘成书。

（五）《西笑山房诗钞》、《伯英遗稿》、《于钟岳别传》

此三种书中《西笑山房诗钞》三卷与《伯英遗稿》三卷为于钟岳[37]所著，朱启钤辑，邢端整理编次，《于钟岳别传》为邢端编写的于氏个人传记。首先，《西笑山房诗钞》书前邢端《序》讲明《诗钞》成书缘起：

于公伯英以从龙华胄，世笃忠贞，弱冠从军，中年膺难，其生平行谊著述，曩紫江朱桂辛丈既已发诸尘箧，命为厘比，近复自蠹余中得军中诗稿一卷。……爰就其手稿所遗，暨《黔南》、《正安》两集中之有关黔事黔人者，觕加甄采，钞为一帙。[38]

由此可知，该诗集为朱氏搜集各种文献，辑出与贵州相关者而成文，其中《黔南集》迻录古近体诗九十七首，《正安集》迻录古近体诗一百零七首，《蒐逸》（又名《集外诗》）收集古近体诗十九首，书后还附录《郑柴翁赠于伯英诗》一首。而《伯英遗稿》的成书缘由，可据朱启钤《跋》得知：

（朱氏）六十年蛰居旧京，蓄意蒐採乡邦文献。初得于公钟岳《西笑山房诗钞》刊本，继再探索，肆人又捆载其生前手稿及家世事悉归于我。[39]

之后邢端也在朱氏委托下，据此手稿编辑完成《伯英遗稿》三卷，其中卷一收碑记两篇，传记三篇，笔记十五则；卷二收公牍十五篇；卷三收家乘资料若干。

由于这两种于钟岳珍贵资料的收集整理完成，朱氏又委托“邢君以残稿不足以尽其生平，黔中方志所载《本传》又多絓漏，乃夷考《平黔纪略》备叙战绩”，补缀“爰辑成《别传》一卷”[40]。这就是《于钟岳别传》的成书过程，《别传》由序论、传略、家世、战绩、文艺、政声、遗闻组成，详细勾勒了于氏生平，尤其是其在黔作战的情况。《西笑山房诗钞》、《伯英遗稿》、《于钟岳别传》三书于1943年冬在京刊印完成，合计七卷。

（六）《清代黔人馆选题名》

此书作者为邢端，这是一部记录所有入翰林黔籍人士的科举文献，从顺治三年（1646）丙戌科至光绪三十年（1904）甲辰科，涉及110余科150余人。邢氏在序言中也简述的编写的具体情况：

黔地僻左，设县始汉，洎明中叶初置行省，虽郡县立学同于中土，而举贤者辄附试于滇蜀湖广无定，雍乾而后命官选士乃与他省相埒。然以去京辽远，来宾上国者人数较稀，自清初顺治三年丙戌迄光绪三十年甲辰凡百十有余科，黔人之入翰林者凡百五十余人。[41]

全书体量不大，止十四页，正文记录科举年份顶格编排，后为当科黔人入翰林者姓名，随附小字个人传略。需要注意的是，该书有见与《于钟岳别传》、《伯英遗稿》合并出版者，当是1943年铅印出版。惟此书多被人忽视，《存素草堂入藏图书黔籍之部目录》有著录，《贵州古旧文献提要目录》著录[42]但是未列入《别集》条目之中。

（七）《陶楼诗钞》

该书题为“贵筑黄子寿[43]先生遗稿”，作者黃彭年，由朱启钤编次，于1960年1月油印出版，书牌明确写明为“黔南丛书之一”。至于该书刊印缘起，朱启钤《识语》中有所涉及：

甲午（1954年）仲春中央文史馆濮绍勘君过访，告余曰最近发现贵州黄子寿先生手写日记四十余册，为其文孙襄成字君伟所保藏秘本。……昔年余校勘再同丈《训真书屋遗稿》杀青既竟，遍赠乡人，曾向君伟询问其先世遗著可否汇入《黔南丛书别集》，彼仅以章式之[44]集资刊行之《陶楼文钞》相示，并谓尽在是矣。……邢冕之太史亲诣其家访求琴坞先生及寿老、再同丈三世影像，竟严词峻拒不与，且诟及同乡谋夺家珍。……余不忍坐视，乃与章行岩兄协商，属濮君致以慰问，……濮君果賫原书以来呈，……此稿留我家月余，又送冕之参阅。冕之为录出目次一卷。……（后）冕之云濮君斋中留有君伟手抄《陶楼诗集》四册，据其自记全从日记中录出，其《别集》则从秦生丈所存卷册钞附若干首，并未分卷。……日记全部卖与书贾……兹就抄存《陶楼诗钞》四卷《外集》二卷，倩吾表弟瞿蜕园为之审订。[45]

由此可知，《陶楼诗钞》出版颇费周折，先是日记手稿主人黄襄成秘而不宣，其殁后手稿被家人贱卖不得踪迹，难得的是朱氏又找寻黄襄成从日记中所辑之《诗钞》而成书，此时已是1959年，朱启钤当时家资不丰而只能以较为低廉的油印方式刊印出版。该书前有瞿宣颖《序》及朱启钤《识语》，正文前有黄襄成《记》，全书《诗钞》四卷，附《诗钞外集》不分卷，书后有邢端《后记》以及邢端手记《黄子寿先生日记目》，最后则附有王树枏[46]《黄子寿师陶楼文集序》。据瞿宣颖序言可知，朱启钤刊印完《训真书屋遗稿》后，就想编印《黃彭年日记》，并编写《年谱》，皆归入《黔南丛书别集》之中，然事与愿违，只能以《诗钞》归入别集之中。这也是朱氏刊印的最后一种《黔南丛书别集》文献。该书著录也不广，惟《贵州古旧文献提要目录》著录[47]但也未列入《别集》条目之中。幸运的是当时朱氏心心念念的《日记》今日尚存，虽不知递传情况，但是该书最后被国家图书馆庋藏，2020年12月已经整理点校出版，也算告慰先贤，可与朱刊《陶楼诗钞》对校而观。

（八）未刊《别集》

朱启钤收集的贵州文献，今日只能通过《存素草堂入藏图书黔籍之部目录》遥想全貌，但实际上1949年编印的书目也只能一定程度上说明朱氏收集贵州文献的情况。同时，朱启钤刊印《别集》的计划也应该不仅仅止于上述所列举已出版的书籍。在邢端《蛰庐丛稿》收有《书蔺霑纪略·水西纪略合钞后》一文，其中有涉及刊印《别集》的情况：

贵阳赵慰苍同年劬学好古，官京曹时，留意蒐辑乡邦文献。尝于厂肆得《水西纪略》写本，后附传证，不署作者姓名。君病其疏略，乃参稽史乘，成《蔺霑纪略》及《水西纪略补遗》、《水西纪略附录》各一卷，用力甚勤。君逝后遗书不守。适紫江朱丈桂辛方辑印《黔南丛书》，余为作缘，以《水西纪略》归之，其《蔺霑纪略》稿本归他人者，复展转假钞，俾成完璧。丈耄学不倦，于《赐砚堂丛书》中获《水西纪略》刻本，知为皖人李珍字竹溪之作。继又获明督师朱襄毅燮元《家传》，复取陈卧子、谷赓虞诸公著书有关黔事者，钞成《补证》一卷。凡奢安事变之始末，与战伐抚绥之绩烈，灿然具备。[48]

上述文字应指明末水西宣慰同知安邦彦与四川永宁宣抚使奢崇明叛乱史事。朱启钤从赵慰苍处得到《水西纪略》的写本，并汇集多种资料加以补证，之后不知何种原因并未作为《别集》一种刊印。但至少证明，朱刊《别集》的原本计划应不止目前出版的十余种。

四、结 语

首先，经过上文梳理，可知朱启钤刊印《黔南丛书别集》始自1935年，一共刊印了《河干问答》一卷（1935年）、《定斋河工书牍》一卷（1935年）、《塞外纪程》一卷（1935年）、《永城记略》一卷（附《永牍》一卷）（1941年）、《刘贵阳遗稿》四卷（1942年）、《训真书屋遗稿》二卷（1943年初夏）、《西笑山房诗钞》三卷（1943年冬）、《伯英遗稿》三卷（1943年冬）、《于钟岳别传》一卷（1943年冬）、《清代黔人馆选题名》一卷（1943年冬）、《陶楼诗钞》四卷（1960年），共十一种附一种，合计23卷[49]，时间跨度自1935年至1960年，刊印方式除《陶楼诗钞》为油印，其余皆为铅印，版式与《黔南丛书》正集一致。另外，上述朱刊别集既有单行本，又合集发行过丛书本，其中单行本有线装而书封包背者，书封题书名与“紫江朱启钤署检”字样，翻到内页有“黔南丛书别集之一”等有关信息，末有版权页记录印刷时间，以及北京国立华北编译馆和上海合众图书馆等经售机构；丛书本有为线装者，书封题“黔南丛书别集”文字，又于书封右上印一方框，其中写明具体书名，书前有目录两页，题为“黔南丛书别集二”，收《河干问答》、《定斋河工书牍》、《塞外纪程》、《刘贵阳遗稿》、《永城记略》（附《永牍》）、《训真书屋遗稿》、《西笑山房诗钞》、《于钟岳别传》、《伯英遗稿》十种，目录书口有“贵阳文通书局代印”字样，当指目录二页为文通书局印刷，其余内部版式与单行本一致。朱氏选取刊印的别集文献，并不是以多取胜，而是多取自稀见稿本、过录本，可以说诸多涉黔罕见文献实有赖于朱氏的出版才保存下来；同时邢端撰写的《于钟岳别传》、《清代黔人馆选题名》等皆是建立在一手材料基础上，也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此两方面也决定别集的整体文献价值较高。

其次，通过前文分析，朱启钤先生主持《黔南丛书别集》的刊印，还有赖于邢端、任可澄、瞿宣颖诸位君子支持。尤其是邢端先生，别集各种文献的出版，皆有邢氏深度参与，其要么协助找寻文献（如《永城记略》），要么编辑整理文献（如《伯英遗稿》），要么独立创作（如《于钟岳别传》、《清代黔人馆选题名》），可以说别集的顺利出版离不开邢氏的参与，称其为朱氏刊印别集的合作者亦不为过。

最后，《黔南丛书别集》的刊印也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朱启钤先生整理乡邦文献的面貌。依据朱氏生平，其65岁之前主要文化兴趣在古代建筑工程、古代工艺技术方面，即使刊印乡贤陈法著三种文献，本质仍是保存古代治水著作。期间虽有《澹勤室诗》（1927年刊印）与《杨剑潭先生遗诗》（1928年刊印）等文献刻印出版，但却是从保存家族和世交文献的目的而推动的。真正让朱启钤先生系统搜集、刊印贵州相关文献，应该源于1937年日本侵华。在日据时期，朱启钤经受多方面的压力和苦闷，营造学社也基本停滞。为排挤烦愁，于是朱氏转而开始着力收集和整理出版贵州相关文献，并逐渐引为己任，不辞辛劳。这些工作的成果集中体现在1941——1943年别集文献的刊印出版。对此他的好友邢端总结较为精确：“紫江桂辛朱丈殚心述作丙丁，以还感国势之沦胥，文献之凋丧，遂乃博采穷蒐，凡关于黔人黔事者咸网罗无遗焉。”[50]

朱启钤先生一生未曾涉足黔省，但是其拳拳桑梓之情，于国难时保存出版诸多涉黔文献之举，其后与邢端先生将所藏文献捐于贵州省图书馆、博物馆之慷慨，可谓家邦先贤遗福祉于贵州也。本文有感于不少书目对《黔南丛书别集》的著录多有缺失，同时又感于朱启钤、邢端二先生保存刊印贵州文献的真正功绩罕有人整理，特梳理此文以广传播，告慰朱邢二先生。

参考文献：1. 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贵州古旧文献提要，黔新省（96）内图资准字第85号内部发行本，1996年7月。2. 朱启钤整理：黔南丛书别集，贵州文献征辑馆，1935—1960年。3. 朱启钤原稿，顾廷龙整理：存素草堂入藏图书黔籍之部目录，合众图书馆1949年10月印行。4. 中国古籍总目编纂委员会联合编写：中国古籍总目·丛部，中华书局，2009年10月。5. 陈琳主编：贵州省古籍联合目录，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6. 朱启钤：朱启钤著作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5月。7. 谢国桢：晚明史籍考，华东师范大学，2011年5月。8. （明）马士英：永城纪略，贵州人民出版社，2019年1月。9. 李华年：朱启钤先生年表简编，贵州文史丛刊，2004年第四期。10. 卢洞德：邢端《清代黔人馆选题名》与《黔南丛书》关系考，今古文创，2020年38期。

注释：

[1] 曹经沅（1891—1946），原字宝融，后字纕蘅，四川绵竹人。[2] 朱启钤（1872—1964），字桂辛、桂莘，号蠖公、蠖园，祖籍贵州开州。[3] 《黔南丛书别集》，贵州文献征辑馆，1937年。[4] 任可澄（1878—1946），贵州普定人。《黔南丛书》负责人。[5] 杨恩元（1875—1952），贵州安顺人，进士，曾协助任可澄编纂《贵州通志》。

[6] 《汗简笺正》一书的版片，后来也用在了民国29年吴鼎昌组织的《巢经巢全集》本《汗简笺正》之中。

[7] 《黔南丛书别集》，贵州文献征辑馆，1937年。

[8] 以下信息皆排除曹经沅贵阳刊印部分。

[9] 《存素草堂入藏图书黔籍之部目录》，朱启钤原稿，顾廷龙整理，合众图书馆1949年10月印行。

[10] 《贵州古旧文献提要目录》，黔新省（96）内图资准字第85号内部发行本，1996年7月。第220页。

[11] 《中国古籍总目·丛部》，中国古籍总目编纂委员会联合编写，中华书局，2009年10月。第991页。

[12] 《贵州省古籍联合目录》，陈琳主编，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066页。

[13] 除此之外，《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丛书部》也有《黔南丛书》信息，但其只著录第一集、第二集，别集未涉及。

[14] 《朱启钤著作集》，朱启钤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5月。卷十五、卷十六。

[15] 《朱启钤著作集》所收《别集》分别为《河干问答》、《定斋河工书牍》、《塞外纪程》、《刘贵阳遗稿》、《永城纪略》、《永牍》、《训真书屋遗稿》、《西笑山房诗钞》、《于钟岳别传》、《伯英遗稿》十种，其中《于钟岳别传》和《伯英遗稿》被误放入《西笑山房诗稿》目下，且《西笑山房诗钞》卷一为《黔南集》，目录误写成《西笑山房诗钞》。

[16] 陈法（1692—1766），字世垂，一字圣泉，晚号定斋，清朝贵州安平（今平坝县）人。清代乾隆年间著名学者、治水专家。所著《易笺》是贵州唯一入选《四库全书》的学术专著。

[17] 凌惕安（1890—1950），名钟枢，字惕安，号笋香室主，贵州贵阳人。贵州文献编辑馆编辑，著有《咸同贵州军事史》等。

[18] 《黔南丛书别集·塞外纪程》，陈法著，1935年。

[19] 例如《黔南丛书》第二集就有《黔游日记》、《黔轺纪行集》等纪行文献收入。

[20] 莫经农，莫友芝之孙。

[21] 《黔南丛书别集·河干问答》，陈法著，1935年。

[22] 参照丛书本《黔南丛书别集》目录，其将《永牍》作为附录列于《永城纪略》之下，故本文不将《永牍》单列成书。

[23] 马士英（约1591—1646），字瑶草，贵州贵阳人。《明史》列入《奸臣传》中。

[24] 姚大荣，号芷澧，贵州普定（今安顺）人。生年不详，卒于1939年，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进士。

[25] 邢端（1883—1959），字冕之，号蜇人，贵州贵阳人。遗有《蛰庐丛稿》。

[26] 谢国桢《晚明史籍考》（华东师范大学，2011年5月。第321页。）记载《永城记略》有传抄本和秘册丛说本存世。

[27] 邢端《永城记略序》。

[28] 刘书年（1801—1861），字仙石，河北献县人。清朝经学家。

[29] 李响泉（1868—1953），字浚之，号响泉，平生嗜古，精鉴赏，工诗书画文，山东宁津人，祖籍山东即墨。

[30] 《黔南丛书别集·刘贵阳遗稿》，刘书年著，1942年。

[31] 《黔南丛书别集·刘贵阳遗稿》，刘书年著，1942年。

[32] 黄国瑾（1849—1891），字再同。清湖南醴陵人，迁居贵州贵筑，系名宦黄辅辰之孙，湖北布政使黄彭年之子。

[33] 瞿宣颖（1893—1973），字兑之，号蜕园，瞿鸿机第三子。

[34] 叶景葵（1874—1949），字揆初，号卷盦，别署存晦居士，浙江杭州人，近代著名银行家、藏书家。

[35] 缪荃孙（1844—1919），字炎之，又字筱珊，晚号艺风老人，江苏江阴人。中国近代藏书家。

[36] 《黔南丛书别集·训真书屋遗稿》，黄国瑾著，1943年。

[37] 于钟岳（1830—1865），字伯英。官历遵义知县、正安知州等，同治四年（1865）与起义军激战阵亡，年仅35岁。

[38] 《黔南丛书别集·西笑山房诗钞》，于钟岳著，1943年。

[39] 《黔南丛书别集·伯英遗稿》，于钟岳著，1943年。

[40] 详见《伯英遗稿跋》。

[41] 《黔南丛书别集·清代黔人馆选题名》，邢端著，1943年。

[42] 著录详见《贵州古旧文献提要目录》，黔新省（96）内图资准字第85号内部发行本，1996年7月。第47页。

[43] 黄彭年（1824—1890）字子寿，号陶楼，晚号更生，贵州贵筑县（今贵阳市）人，黄辅辰之子，清代官吏、学者。

[44] 章式之即章珏，黃彭年学生。

[45] 《黔南丛书别集·陶楼诗钞》，黄彭年著，1960年。

[46] 王树枏 (1851—1936)，字晋卿，直隶小兴州人。

[47] 著录详见《贵州古旧文献提要目录》，黔新省（96）内图资准字第85号内部发行本，1996年7月。第185页。

[48] 《蛰庐丛稿》，邢端著，1960年排印本。《文存》第8页。

[49] 相关资料记载邢端编纂还有《平回纪要》一种，遍查文献并无名此书者，另有名《平回纪略》者，也未入《黔南丛书别集》之中。

[50] 详见邢端《于钟岳别传序论》。

【作者简介】

牟昆昊（1985— ），山东济南人，博士，贵州民族大学教师。研究方向为古典文献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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