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敏秋丨刘献廷《离骚经讲录》考论

注：本文发表于《贵州文史丛刊》2023年第3期，此为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周敏秋博士授权发布！

刘献廷《离骚经讲录》考论

周敏秋摘要:《离骚经讲录》是清初学者刘献廷的楚辞研究专著，由门人黄宗夏整理讲课笔记而成。康熙后期，汪士鋐为之抄录后，写本辗转流经吴骞、唐翰题、吴重憙、王雨诸藏书家之手，最终为燕京大学图书馆购藏。《离骚经讲录》虽早被公私记载所著录，且为楚辞学界所熟知，但因其以抄本形式流传，又是未竟之书，故颇不为学人所重视。因此，不仅抄本的传藏情况未明，而且由于唐翰题所题跋语含糊其辞，从而引发著作权争议，以至有冠名方楘如著者。屈赋研究大家游国恩、姜亮夫二人，廓清方、刘二著混同之说，并对两书有所评骘。游氏抑方扬刘，姜氏则抑刘扬方，评价态度截然相反。文章先叙《离骚经讲录》的抄藏情况，再论其对《离骚》的字词训释、章节划分与诗旨分析，以见刘献廷的屈赋研究，返本求真，既注重训诂，考辨词章，又强调义理。刘献廷在继承汉唐宋明训诂成果的基础上，提倡训释字词当以《说文》为正，并从意、言、文三者的逻辑关系进行论述，阐释屈子思想，从而与顾炎武等人一起，开启了由小学而通训诂、由训诂而通义理的乾嘉学术之路，在清初的学术思想史上，无疑具有着方法论的自觉意识和导夫先路的开创之功。关键词:刘献廷 《离骚经讲录》 训诂 章节结构 清代学术

清初大儒刘献廷（1648-1695，字君贤，号继庄）著思宏富，因其以明遗民自居，生平行事隐蔽，鲜为人知；其所著作，可考者凡二十种，亦多所亡佚，全祖望广为搜求，所见仅一杂乱无序的《广阳杂记》而已。后人想要了解刘献廷的生平与思想，无不感到资料的枯窘与匮乏。幸赖王源《刘处士墓表》与全祖望《刘继庄传》二文，其人其学方才不至湮没无闻。迨至清季，社会风气发生转变，经世思潮勃勃然兴起，刘献廷之著述始再见重于世。清末切音运动异军突起，梁启超为之撰文表彰，将刘献廷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元并称为“清初五先生”，刘献廷遂以所著《新韵谱》之提倡语言统一、方言调查而著名。未几，国粹学社刊印《广阳杂记》单行本，学界对刘献廷的生平经历与学术思想渐有研究与讨论。民国初年，国语运动与方言调查运动愈益高涨，国语运动健将钱玄同（1887-1939字，字德潜）、罗常培（1899-1958，字莘田）等人相继撰文，表彰刘献廷以《新韵谱》为中国语言统一、全国方言调查的设想，尊其为国语运动和方言调查运动的先驱，钱玄同更是倡议，以刘献廷的生年作为国语运动与方言运动的“纪元”。于是，学者们纷纷撰文，掀起一股刘献廷生平与学术的研究热潮，刘献廷在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上遂大放异彩。[1]

随着现代西方地理学的传入，《广阳杂记》主张人文地理、自然地理并重的思想也逐渐引起学界的重视。1929年春，商务印书馆编译何炳松（1890-1946，字柏丞）致函顾颉刚（1893-1980，字铭坚），“以所拟中国史学丛书目录，邀约物色人选，认定撰稿”，夏定域（1902-1979，字朴山）“冒昧认撰顾祖禹年谱，以其事迹极稀流传，奋起愿试为发掘也”。[2]与之同时，中央国立大学地理学系教师张其昀（1901-1985，字晓峰）也极力搜求顾祖禹遗事，拟作顾氏年谱。1933年春，张其昀到浙江图书馆寻访古籍，同窗好友王勤堉（1902-1951，字鞠侯）适供职馆中，二人把臂话旧之余，“共检索馆藏旧籍，披沙有得，辄相与色喜”。张于是对王说：“《广阳杂记》中，系年之事甚多，苟为采辑而旁求同时人著作，以成《刘继庄先生年谱》，亦中国地理学上阐幽发微之盛事也。”[3]王勤堉闻言，欣然允诺，依据《广阳杂记》辑纂刘献廷年谱。诸友得知其志，每有所见，辄来函相告。1935年夏，夏定域来信称，观书南浔藏书家刘承幹的嘉业楼时，见有刘献廷《广阳诗集》抄本。王氏闻讯，“因亟从臾浙馆，驰函录副；约二月，《广阳诗集》遂得入目”。另一老友向达（字觉明，1900-1966），在北京书肆目录中见有“刘继庄先生讲、门人黄曰瑚录”的“《离骚经讲录》旧抄一册”，赶紧一边驰书王勤堉，一边前往咨询，惜来晚一步，抄本“已为沪估索去”。王氏“闻而为之邑邑不欢者累日”[4]。尽管王勤堉未能获睹《离骚经讲录》，但其为撰写刘献廷年谱，广搜博检公私所藏刘氏遗著，最终根据《广阳杂记》《广阳诗集》及清初与刘献廷同时的诸人别集，纂成《刘继庄先生年谱初藁》，并使刘献廷遗著《广阳诗集》《离骚经讲录》之名重现于世，其筚路蓝缕之功，实不可没。

刘献廷博学多才，于天文、地理、军事、经济、教育、经学、史学、子学、文学、小学、佛学、道学诸领域，无不涉及，惜著述虽丰而传世者少。自夏定域、王勤堉发现《广阳诗集》以来，学界对刘献廷生平事迹与学术思想的研究，至今仍多集中在《广阳杂记》一书，所得极为有限。因此，当清末民初社会学术思潮消退之后，关于刘献廷的研究犹如昙花一现，热闹一时而寂寞长久。1980年代以来，署名刘继庄先生评定的康熙年间刻本《左传快评》，重见于国内外各图书机构，但其作者是否为刘献廷，学界长期以来无定谳。[5]至于刘献廷的楚辞研究专著《离骚经讲录》，虽早为公私记载所著录，且为楚辞学界所熟知，但其以抄本形式流传，一般人获睹为难，又因是未竟之书，故颇不为学人所重视。因此，不仅《离骚经讲录》的传藏情况未明，而且由于藏书家唐翰题所题跋语的含糊其辞，从而引发作品著作权争议，以至于有冠名方楘如著者，混方氏之《离骚经解略》与刘氏之《离骚经讲录》为一谈。屈赋研究大家游国恩、姜亮夫二人，廓清方、刘二著混同之说，并对两书有所评骘。游氏抑方扬刘，姜氏则抑刘扬方，评价截然相反。但姜氏研究屈赋长达一甲子，学术思想凡经数变，对刘献廷《离骚经讲录》的评价亦前后殊异。后之学者疏于查考，仍持姜氏早期观点，褒扬方著而贬抑刘书。因此，本文先叙《离骚经讲录》的抄藏情况，再论刘献廷对《离骚》之字词注释、章节划分与诗旨分析，以见刘氏研究屈子与屈赋的实相与成就。

一、艺林珍笈：《离骚经讲录》的藏传情况

《楚辞文献丛刊》收录有《离骚经讲录》《离骚经讲录又一种》两种抄本，书名“离骚经讲录”下均署名“刘继庄讲，汪退谷写”。正文共五十九页，行款皆为半页十行，行二十三字。首页题名下皆署“刘继庄先生讲 门人黄曰瑚录”。与第一种相较，《又一种》封面多“存五十九页”五字，正文后有唐翰题跋语一页，十行。第一种为北平人文科学研究所抄藏，正文间有校补的痕迹，封面右下角钤有“北京图书馆藏”“桥川时雄”两枚篆印，末页左下角钤有“北京图书馆”篆印。《又一种》封面正中偏下处钤有“燕京大学图书馆珍藏”篆印，正文首页题名一行，自上而下钤有“吴兔牀书籍印”“鹪安校勘秘籍”“吴兔牀书籍印”（倒钤）三枚篆印；作者一行，“刘继庄先生讲”顶上眉端处钤有“燕京大学图书馆珍藏”篆印，“门人黄曰瑚录”下钤有“汪士鋐印”“退谷”两枚篆印。正文末页亦钤有“汪士鋐印”“退谷”两枚篆印。唐翰题跋语下有“鹪安校勘秘籍”“石莲闇藏书”两枚篆印。[6]

据此可知，第一种录自《又一种》，为日本学者桥川时雄（1894-1982）旧藏。1925年，日本利用庚子赔款成立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下设北平人文科学研究所和上海自然资源研究院。创设伊始，即决定续修《四库全书》。[7]1928年，人文科学研究所在桥川时雄等人主持下，访购中国古籍，征雇中国学者七十余人撰写提要，续修《四库全书》。是桥川时雄主持编修《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时，曾据汪士鋐写本抄藏一册。但不知何故，《续修四库全书总目》集部楚辞类未见著录。《又一种》则历经多手，为诸藏书家所保藏，最后被燕京大学图书馆购得。《离骚经讲录》又有浙江图书馆藏抄本[8]。“据本书后跋，则浙馆录自北京图书馆藏本者也。……全书共五十九页。书法秀雅。每半页十一行，每行正文二十四字。注文二十三字。字数相同。页边前面上为《离骚讲录》，空二格，下为页数。末页之后，有行书后记一页。”[9]据姜亮夫的描述，浙图藏抄本正录自燕京大学图书馆藏抄本。下文即据祖本《又一种》稽考《离骚经讲录》的传藏情况。

刘献廷生平好游，每到一处，辄以讲学为业，“门下弟子，上自王公，下至乞丐，以千百计”[10]。复“留心于史事，购求天下之言，凡金匮石室之藏，以及裨官碑志野老遗民之记载，共数千卷”[11]。晚年应徐乾学、徐元文兄弟之邀北上，入明史馆、一统志馆，“阴取三百年记载，次第录之”[12]。刘献廷生平所得图书五千卷，皆藏螺山书屋。南归后，刘氏念门人“宗夏随予南北奔驰，曾无晷刻暇”[13]，乃于病殁前将生平所藏尽赠弟子黄宗夏[14]。

黄宗夏（生卒年未详），字曰瑚，歙县人而居于吴。献廷寓居吴江圣寿寺时，与诸沈订交，“西沈之好古者，无不资其讲习，献廷亦乐而久留焉”[15]。宗夏长期追随刘献廷问学，为刘氏高弟。献廷殁后，宗夏复从献廷诸友问学论政，并整理献廷遗著，辑成《广阳杂记》一书，又整理《离骚》讲课笔记，是为《离骚经讲录》。

汪士鋐（1658-1723），字文升，号退谷、秋泉居士，江苏长洲人，清代书法家、藏书家。汪士鋐与吴江诸沈为世交，情谊甚笃。汪士鋐病殁后，沈彤撰《汪先生行状》，赞其“为书有奇势，横纵自放，而分间布白无分寸失，名公卿碑版多出其手”[16]。刘献廷“侨居吴江之寿圣院最久，诸沈皆从之游。及其子死，无后，即以沈氏子为后”，故献廷殁后，“沈彤独为继庄立传”。[17]黄宗夏与吴江诸沈同从刘献廷问学，汪士鋐又与诸沈为世交，《离骚经讲录》抄本出自士之手，正以此故。汪士鋐写录本即《离骚经讲录又一种》，后为吴骞所得。

吴骞（1733-1813），字槎客，又字葵里，号兔牀、兔牀山人，海宁新仓人。学识渊博，能画工诗，生平酷爱藏书，搜集珍本逾万，筑拜经楼以藏之，贮书甲于一方。吴骞殁后，其子吴寿暘承父遗志，辑《拜经楼藏书题跋记》。“吴兔牀书籍印”即吴骞藏书章。巨来《刘继庄年谱初稿质疑》说：“近年始闻有拜经楼旧藏《离骚经讲录》出现于肆，未及见已为人持去。”[18]则向达致王勤堉函中提到的“《离骚经讲录》旧抄一册”，正是吴骞旧藏。拜经楼藏书散出后，部分归唐翰题所有，《离骚经讲录》恰好杂捆其间。

唐翰题（1816-1882），字鹧安，号蕉庵、新丰乡人，浙江嘉兴人。善画工印，雅好金石，精通版本，收藏宏富，晚年寓居苏州，为清季浙中名宿。“鹪安校勘秘籍”篆印，乃唐翰题藏书章，《离骚经讲录》抄本后所附跋语，即出自唐翰题之手。唐氏嘉业楼藏书及其所得拜经楼旧藏散出后，部分为吴重憙所得[19]，《离骚经讲录》正是其中之一。

吴重憙（1838-1918），字仲怿，号石莲，室名石莲庵、石莲闇，山东海丰人。官任福建、江宁、江西、河南、直隶诸省要职。辛亥革命后，寓居天津，安享晚年。吴重憙善书工词，雅好金石，收藏古籍、鼎彝甚富。《离骚经讲录又一种》的“石莲闇藏书”印，是吴重憙藏书章。吴氏藏抄本后为王雨藻玉堂所得。

王雨（1896-1980），字子霖，河北深县人。年十四，入北京琉璃厂宝鉴堂为学徒。年十九乃自立门户，梁启超借资三千元，并为书肆“藻玉堂”题名。聊城杨氏海源阁藏书散出后，“王子霖四出奔波，吁请各界名流保护国粹”，行政院院长宋子文拨款购交国立北平图书馆。[20]藻玉堂因此而名噪一时。吴重憙晚年寓居天津，王子霖为著名藏书家、版本学家，长期奔波于京津两地，且于1932年在天津法租界成立藻玉堂分店，吴氏所藏的《离骚经讲录》，或即由天津流入北京琉璃厂的藻玉堂。向达在北京书肆目录中见到《离骚经讲录》旧抄一册，所说“书肆”正是藻玉堂。惜其往询时，抄本“已为沪估索去”。“沪估”即顾廷龙。

刘献廷在晚清民国间暴得大名，其遗著《离骚经讲录》重现于世，时人珍若拱璧。但因书非完轶，藻玉堂又索价太高，自1936年至1938年，出售匪易。据顾廷龙（1904-1998，苏州人）致叶景葵函说：“《离骚经讲录》近由藻玉堂又送来馆，两年以来竟未获售，当时索价太昂，今改为八十元，虽已稍灭，实东来初开之价也。”[21]叶景葵（1874—1949，字揆初，浙江仁和人）覆函亦称：“弟前还价七十元，如八十元亦愿得之。若贵馆已购，即作罢论可也。”[22]顾廷龙、叶景葵、东来阁皆以藻玉堂索价太昂，无力购买。且北平图书馆于1936年已将《离骚经讲录》影印出版[23]，藻玉堂藏抄本更难出手，故不得不稍稍降价。顾廷龙时任哈佛燕京大学图书馆驻北平采访处主任，负责图书采购事宜。因燕京大学图书馆“同人颇有购留之意”[24]，顾廷龙遂将《离骚经讲录》购入[25]。所谓哈佛燕京大学图书馆购藏本，即《离骚经讲录又一种》，故其封面与正文首页均钤有“燕京大学图书馆珍藏”篆印。

行文至此，《离骚经讲录》的抄传与收藏情况，已大白于天下。刘献廷为门人讲解《离骚》，弟子黄宗夏整理讲课笔记，是为《离骚经讲录》。汪士鋐见而大喜，为之写录成书。写本辗转流经吴骞、唐翰题、吴重憙、王雨诸藏书家之手，最终被燕京大学图书馆购得。桥川时雄主持北平人文科学研究所编修《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时，据汪士鋐写本抄藏一册。原写本后归北京图书馆，曾于1936年影印出版。浙江图书馆复据北京图书馆藏汪士鋐写本抄录。汪士鋐《离骚经讲录》写本，世所罕见，故刘承幹视之为抄本秘籍，至黄灵庚将之收入《楚辞文献丛刊》（2014年），始为学界所共睹。

二、横起波澜：《离骚经讲录》的著作权争议

然而，因唐翰题在书后所题跋语含糊其辞，猜疑《离骚经讲录》的作者是方楘如，藏书家多不能辨正，长期以来剿袭其说，从而引起著作权归属争议问题。

是本《藏书题跋记》失载。据《存目》，当为方楘如撰。书法清挺，退谷先生本色，奕奕逼人，不必以欵之有无定真伪也。卷首题“刘继庄先生讲”，或《存目》所录，别为一本，而标题偶同耶？抑刘本为方氏所录，遂以属之方氏耶？书以待考。翰题记。[26]

唐氏跋语中的《藏书题跋记》，指吴骞《拜经楼藏书题跋记》。《存目》，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录之存书目录，中有方楘如《离骚经解》：

《离骚经解》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国朝方楘如撰。楘如字文辀，淳安人。康熙丙戌进士，官丰润县知县。是编所解甚略，无所考证发明。原附刻《集虚斋学古文》后，今析出别著录焉。[27]

方氏《离骚经解》，又名《离骚经解略》，附于乾隆甲戌年佩古堂刻《集虚斋学古文》后。唐翰题因《拜经楼藏书题跋记》未著录《离骚经讲录》，而《离骚经解略》与《离骚经讲录》仅二字之别，遂臆断二者为同一著作，称其“当为方楘如”所撰，未免太过武断与草率。但因《讲录》卷首明明写着“刘继庄先生讲、门人黄曰瑚录”，署名并非方楘如，故在下笔时，又不得不作犹疑之语：“或《存目》所录，别为一本，而标题偶同耶？抑刘本为方氏所录，遂以属之方氏耶？书以待考。”

试取两书相较，二者不仅标题不同，而且著作体式殊异，绝非同一著作。《离骚经解略》为注疏体式，文凡六页，注解共52处，“所解甚略，无所考证发明”；《离骚经讲录》为语体文，残存五十九页，讲解详尽。据《广阳杂记》卷五（60）载：

《离骚注》：“皇览揆予初度兮，肇锡予以嘉名。初度，犹言初节也。古者子生三月，父命之名，谓命名之初节，非谓生也。”今自小至壮至老，但遇生辰，辄云初度，是期颐皆三月时矣，岂不大谬！（瑚案，先师尝曰：“初度，谓初生之时日，尚未离初度也。”）[28]继庄为刘献廷之字，瑚即曰瑚的省称，乃黄宗夏之字，“先师”指刘献廷。刘献廷对时人俗称生日为初度的批评，与刘继庄《离骚经讲录》同一态度；黄宗夏之按语，正出自《离骚经讲录》，而词语稍异。《离骚经讲录》释“初度”说：

今世凡遇生辰谓之初度，殊不知其何谓。盖一日日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屈子初生日，尚未离初度之时也。屈子以公族之子值庚寅之吉日，禀天地之正气而生焉，则其相貌之环瑺，丰格之峻整，自然逈异乎平常者。《周礼》子生三岁而父母之名。今皇考览视揆度余之环瑺峻整，知将来决非平常之儿，欣喜已极，岂特不能待之于三岁，乃至不能待之于第二日。即于屈子初生落地日，尚未离初度之时，即赐之以名。[29]《广阳杂记》所载与黄宗夏按语，以及《离骚经讲录》首页之署名“刘继庄先生讲、门人黄曰瑚录”合若符契，可谓是认定为刘献廷作品的铁证。

但因唐翰题跋语附在《离骚经讲录》抄本之后流传，影响甚大。1936年，北京图书馆影印《离骚经讲录》抄本时，附注犹袭唐氏之语：“此书一说方楘如撰。”[30]王雨曾把玩唐氏所藏抄本，确知是刘献廷讲、黄宗夏录之作，惜其不仅未能反省唐氏之猜疑，反而在所撰《古籍善本经眼录》中，将唐氏跋语之犹疑改为肯定，从而断言《离骚经讲录》的作者为方楘如：

《离骚经讲录》一卷。清方楘如撰。汪退谷钞本，一册。刘继庄先生讲，门人黄曰瑚录，计五十九叶。末有唐翰题跋，云：是书藏书题跋记失载。据存目，当为方楘如撰。书法清挺，退谷先生本色，奕奕逼人，不必以欵之有无定真伪也云云。前有“吴兔牀书籍”、“汪士鋐”白方、“退谷”朱方、“鹪安校勘秘籍”朱方、“石莲闇藏书”等印。[31]若从其说法，则刘献廷讲授《离骚》，是以方楘如《离骚经解略》为读本，其门人黄宗夏记录讲授内容而成此《离骚经讲录》一册，后学汪士鋐见之，为之亲笔写录，故有此名抄。但刘献廷与毛奇龄（1623-1716，字大可）同为清初学人，方楘如（生卒年未详，字文辀，浙江淳安人）乃毛奇龄弟子，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进士，于刘献廷显然为后辈；且方著迟至乾隆十九年（1754年）始附录刊行，其问世甚晚，上距刘献廷之殁，已然相差五十九年。刘献廷既无缘目睹，以方著为读本之说便绝无可能。唐翰题猜测“抑刘本为方氏所录，遂以属之方氏邪”，虽属无稽之言，但在时序上犹合情理。王雨之说，则事理俱乖矣。

尽管1936年《浙江图书馆四年来新收善本展览书目》著录时已指出：“《离骚经讲录》，清吴江刘继庄讲，门人黄曰瑚录。传抄本。”[32]但最早驳正唐翰题之臆说者，目前所知应属叶景葵、顾廷龙二人。叶景葵在致顾廷龙函中指出：“《离骚经讲话》，弟意似为刘继庄之作，方檠[楘]如无此识见，惜乎不全。”[33]顾廷龙覆函亦断言：“《离骚经讲录》已为敝馆所得，断非方楘如之笔墨，唐鹪安所题，往往有误，不足为据。”[34]顾、叶二人的说法，与屈赋研究大家游国恩（1899-1978，字泽承）的论断极相吻合：“清方楘如撰《离骚经解》一卷。这书所解既略，且无发明，实为楚辞中的下乘。（按：《虚集斋学古文》载有《离骚经解略》一篇，即此书。）”[35]游氏《离骚纂义》（1980）引书目录亦说：“刘献廷，《离骚经讲录》，北京图书馆摄影本。”[36]另一屈赋研究大家姜亮夫撰《楚辞书目五种》（1961），著录《离骚经讲录》，全文载记唐翰题跋语，虽未驳正唐说之谬，然姜氏既读方楘如、刘献廷二书，知两者决非同一著作，故在书中为刘著别立一目，说：“《离骚经讲录》，清刘献廷讲，黄曰瑚录。”[37]其后姜氏籑《楚辞通故》（1985），详考刘、黄师弟关系，知“弟子黄宗夏辑其遗书，为《广阳襍记》，又有《离骚经讲录》”[38]，明确断言“刘献廷《离骚经讲录》，曰瑚录传之”[39]。至此，《离骚经讲录》著作权的归属问题，始无异议。易重廉《中国楚辞学史》（1991）论述清代楚辞学著作时，将刘献庭讲、黄曰瑚录《离骚经讲录》与方楘如《离骚经解略》并称。[40]《楚辞学通典》（2003）[41]、《中国古籍总目集部》（2012）[42]均为方、刘二氏著作分别立目。黄灵庚《楚辞文献丛考》（2017）则明说方著“则是别一书”[43]。

三、褒贬殊异：楚辞学界对《离骚经讲录》的评价与分歧

惜乎一波方平，一波又起。游国恩著《楚辞概论》（1926）时，尚未得见刘献廷《离骚经讲录》，至1930年代作《离骚纂义》一书，博采众说，考核群言，引书目录表中已有《离骚经讲录》北京图书馆1936年摄影本。游氏对方楘如《离骚经解略》的评价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相同，认为方著“所解既略，且无发明，实为楚辞中的下乘”；至于刘献廷《离骚经讲录》，虽然因刘氏“别有寄托”，所说偶有“非文意”、“非正解”之语[44]，但可取之处亦复不少。故而在《离骚纂义》书中，游氏引用刘献廷《离骚经讲录》共八则[45]，方著则一无所取，显然取抑方扬刘之势。与之相反，姜亮夫对方楘如、刘献廷二著的评价，却隐然有抑刘扬方之意。

1927年6月，王国维自沉于昆明湖，弟子姜亮夫（1902-1995）深受刺激，“心中悒悒不乐，教学之余”[46]，“日以屈赋为解慰，因校二十五篇”[47]。1929-1931年间，姜氏抄录所见《楚辞》资料，著成《屈原赋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1950年代以来，姜氏撰成《楚辞书目五种》，断言《离骚经讲录》为刘献廷作品，并分立二目著录刘氏《离骚经讲录》与方楘如《离骚经解略》。但其评论方楘如《离骚经解略》，先述后褒：

大体在串释《离骚》大义，辨明《骚》旨之所指喻。亦用行文脉络批注之法，如“承上”“起下”等。略有训诂音义，皆极简括，符于解略之义。分全文为六段；每段于注中用小〇间之。自首至迟暮为第一段，自不抚壮至一则为第二段，自长太息至四惩为第三段，自女嬃至而嫉妬为第四段，自朝吾至称恶为第五段，自闺中至篇末为第六段。楘如与望溪同时，学有根柢，注虽简略，而平实雅正。固以少许胜人者也。[48]评述刘献廷的《离骚经讲录》，则先抑后述：大体以《离骚》为屈子教忠教孝之作，凭虚立言，未根情实，说虽至繁夥，而义则益远矣。……浙馆本书首页首题“离骚经讲录”，次行低两格题“刘继庄先生讲”，下署“门人黄曰瑚录”。……自第三行起，即为所讲论议，先冠以《离骚经》总论，以忠孝立说，辩驳至繁，占二十页有余。其下分章加注。所分章节，与他书不同，长短亦无定。每段之后，低一格，为注文。其所注亦长篇大牍，或一二页至十余页不等。惟末页一段之注文，仅一句，云：“此怨字承上文悔字而言之。”此注所引正文，自“怨灵修之浩荡兮”至“固前圣之所厚”，则未竟之书，或系残本也。[49]姜氏对方、刘二著的评论态度，是否与受王国维自沉殉清的刺激有关，已难详其情。

1950-80年代，姜氏费时数十年，“通理全书，定注三千六百馀目”，籑成鸿篇巨制《楚辞通故》一书，“据楚史、楚故、楚言、楚习及楚文化之全部具象，以探赜屈宋作品之真义，作为中土古民族文化之一典范。自内证以得之，以遮拨数千年诬妄不实之旧说”。凡与《楚辞》真义不符之说，一概不取，尤其是借屈赋抒怀之作，如“班固、朱熹、刘献廷、王夫之借屈子说教，贾谊、扬雄、刘向、严夫子、黄文焕借屈子为牢愁，固在遮拨之列”。[50]取择标准，可谓严苛至极，故其论说一出，往往为楚辞学界采录；而其对刘献廷、方楘如二书的评论，至今仍为楚辞学界所沿袭。如《中华古文献大辞典·文学卷》（1994）[51]、《楚辞学通典》（2003）[52]评论方、刘二著，皆承用姜氏旧说。《楚辞著作提要》述评《离骚经解略》，更以发挥姜说为主，认为方著在众多楚辞学著作中应占有一席之地；至于《离骚经讲录》，则阙而不录。[53]

然而，《楚辞》既是诗赋体裁，而历来有诗无达诂之说。姜氏认为，屈原的宗法观念不强[54]，故其《楚辞通故》一书，将西汉至清初诸多谈论“忠孝”观念的屈赋研究作品，统统归入“遮拨之列”。问题是，这一取径是否排拒太过？正如力之先生所说，《楚辞》中的非屈原作品是代屈原设言[55]，与非屈原作品一样，历代楚辞研究者亦多有知人论世、代屈设言的自觉态度。尽管明清两代的《楚辞》注本，“注者多是身处于蹇难之中，抑抑不得其志，而后借屈原之酒杯，以抒发己之块垒，是有所寄寓的。因而在其注本中的'屈原’形象，各不相同，均不无有注解者自己的身影。如黄文焕、林云铭、陆时雍、周孟侯、刘献廷、王夫之、钱澄之，以至晚清民国间的刘光第、马其昶、郭焯莹等，莫不如此”[56]。但正因明清之际的楚辞学者身经鼎革之变，心怀故国之思，其注释与解读，极易与屈子产生共鸣，对屈赋曲折的情感体会得更为深切。因此，刘献廷《离骚经讲录》等著作均可归入“楚辞学”领域。显然，姜亮夫对此亦常作反省，当其晚年再次为“全国重点大学讲师以上的楚辞进修生”讲解《楚辞》时，已然采取平等开放的态度，平议两千多年来楚辞研究的不同派别：

如黄文焕用楚辞注释来为冤狱翻案，来发牢骚，这也是楚辞研究中的一派；当然这一派是从班固开始的。再有象刘献廷把这个屈赋用一个孝字来概括，这也算是一个派别。我们研究分析楚辞'研究’的整个历史，就可以发现楚辞研究中的许多派别，相比之下，我们就可以总结出他们的不同特点，从中发现那一派有成就，所以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题目。[57]

综观姜亮夫的屈赋研究历程，先后长达六十年，且学与年长，论说日臻圆融之境；对刘献廷《离骚经讲录》一书的认识与评价，亦前后殊异；而其博览群书，勤于省思，不断探索真理的精神，更是令后来的学者敬佩不已。至于如何公允地评价刘献廷的《离骚经讲录》，最好的方法是直面文本，从刘献廷本人的角度出发，看《讲录》如何通过屈赋的内证来抉发屈原的思想，再从明清鼎革之际的学术思想来分析，细致地比较刘献廷提到的楚辞学著作，立足于清初楚辞学的整体成就，从而准确地评论《离骚经讲录》的学术价值。

四、返本求真：《离骚经讲录》研究

刘献廷自少年时即喜诵屈赋，至晚年犹笃好如故，一以贯之，故其嗟叹涵咏，体味尤深。《广阳杂记》所载与《离骚》相关之文，犹有数则[58]。

聚元言：衡山草市人单循良，少习举子业，长弃去。无赖，以事到官。知县孙维震见其儒雅，询知其为读书，命题为文，称赏之，赏以银，令其归读书，后为弟子员。其人知音律，自以其意谱汉魏乐府入调，皆合律吕。尝乘舟夜泊湘潭，月明如昼，叩舷歌《离骚》，声裂金石，邻舟数百多寝者，皆起听，无不泣下沾襟。歌竟，东方已白矣。自此疾作，竟不起，今其墓已有宿草矣。循良奇士，惜其生于衡，无所闻见而早死。使其今日尚在，相见时必有一番绝世讲究，而今已矣。衡山人或有知其学，他日入县，当悉访之。[59]

明末清初的志士，歌吟《离骚》以抒寄亡国之痛，非独单循良一人而已。刘献廷以亡国遗民自居，拒绝参加满清科举，终身不仕而以布衣终老，其诗文中常有惓怀故国之思，笔底波澜，寄慨良深。是以当友人讲述奇士单循良的轶事时，献廷闻之慨然扼腕，恨不能生逢其人，相与倾谈。所作《题画竹和韵》诗，有“何须斫向南园写，满壁离骚映酒盃”[60]两句，不难想象，倘其亲聆单氏之歌《离骚》，恐亦泣下沾襟与众人同。

晚年的刘献廷，研读屈骚，未尝中断。友人姜宸英（1628-1699，字西溟）藏有明代祝枝山《离骚经》墨迹，曾出示献廷，与之共赏。展卷观摩后，刘献廷以为祝氏章草笔法多得于孙过庭《书谱》。

西溟出手卷二，一明祝枝山《离骚经》墨迹，一宋拓定武本《兰亭》。枝山《离骚经》纯本章草，其结构转换，多得之孙过庭《书谱》。西溟以为似《藏真》，闻余言深以为然。自始至终二千余言，无一笔溢出规矩之外，绝无平日狂怪怒张之态，非此卷，几不识枝山本领矣。允明自跋小楷佳绝。跋云：“东国纸，此佳品，其笔亦甚好，予有而失之，使用此写，不啻尚可观也。两美难合。《骚》中语亦世事人情。丙戌佚老堂记，六十七岁祝允明。”王雅宜跋云：“山居雨雪，长林风吼，塞堇拥炉，纸窗明映，但闻竹树淅沥，寒鸟悲哀，茗笋时荐。展枝山翁《离骚经》，快读数次，真觉太古以前人也。壬辰仲冬廿又三日，雅宜道人王宠识。”[61]王宠、祝枝山二跋，评论《离骚》，言语独至，一以《离骚》为先秦作品，一不以词人目屈原，可谓先得刘献廷之心，故其殷殷为之摘录，抄存于札记之中。

刘献廷研读《楚辞》，博览古今诸家注疏，《广阳杂记》中明确提到的《楚辞》著作，有明代黄文焕（1598-1667，字维章）的《楚辞听直》一书，且评价极高：

向予见《楚辞听直》一书，能使灵均别开生面。每出一语，石破天惊，虽穿凿附会不少，然皆能发人神智，闽人黄文焕所著也。予意必予邰族人，询之果然，即赞玉之父，予邰之族兄也，前在淮阳，乃当面错过。予邰言：文焕字惟章，号坤五，名进士，明季流寓南都，鼎革后卒于浙中。所著之书，《听直》而外，有《陶诗析义》、《杜诗掣碧》、《批老庄史记》等书。[62]在《离骚经讲录》中，刘献廷曾对前贤的《楚辞》著作有所评论，说：

《离骚》注释者不下数十家，独王逸者为稍胜，虽不能深得屈子之心，然去古尚未远，其诠名释物，尚有可考而据之者。若考亭本则处处以赋比兴配之，每四句一截，遂使气脉断绝，死板呆腐，令人愈读愈惑。故《离骚》之旨意，一隐而不复再显者，自考亭始也。[63]

刘献廷论衡数十家注释，评论王逸的《楚辞章句》，多从训诂与义理层面陈说；批评朱熹的《楚辞集注》，则从章节划分与文意层面立言。综观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楚辞通故》二书对刘著的评论，亦着眼于字词训释、章句结构、屈骚主旨三方面。游国恩《离骚纂义》一书，提到《离骚经讲录》共十一处，其中收录原文八则，评论刘氏观点三处[64]，《楚辞集校集释》收录《离骚经讲录》原文五则[65]，二者均集中在《离骚》的字词注释、文句大义及内容主旨。《楚辞评论集览》收录《离骚经讲录》原文七则，涉及《离骚》的主旨、大小名、篇章结构、楚辞学史诸端。[66]黄灵庚《楚辞文献丛考》论《离骚经讲录》一篇，亦不出上述范围。因此，下文试从字词训释、章节划分与诗旨解析三方面来考察，看《离骚经讲录》是否是“凭虚立言”。

（一）训诂：《离骚经讲录》的字词训释

《离骚经讲录》训释字词一百余则，极为详细，因其是讲课笔记，对历来屈赋家均不加注者，刘献廷亦为之训释，如“余”字，“屈子自谓也”，可谓不放过一字。粗作统计，《讲录》所引用各家注释，主要有王逸、洪兴祖、朱熹三家旧注，其中王逸《楚辞章句》最多，朱熹《楚辞集注》次之。而刘献廷本人的新注，数量并不亚于王逸注。

表一 《离骚经讲录》诸家注释统计表

王逸《章句》，多循汉人旧法，“虽不甚详赅，而去古未远，多传先儒之训诂”[67]。前修未密，后出转精。洪兴祖《补注》，“列逸注于前，而一一疏通、证明、补注于后，于逸注多所阐发。……于楚辞诸注之中，特为善本”[68]。朱熹集注，“以后汉王逸《章句》及洪兴祖《补注》二书详于训诂，未得意旨，乃檃栝旧编，定为此本。……随文诠释，每章各系以兴、比、赋字，如《毛诗》传例”。[69]三者乃《楚辞》最为重要的注本，后世读屈赋者，多兼取参阅。刘献廷亦不例外，但其训释字词，虽以王逸古注为本，又辅以洪兴祖、朱熹二家旧注，对前代训诂成果多有承袭。

因《离骚经讲录》是未竟之作，现存126句，若去掉最后“怨灵修之浩荡兮……固前圣之所厚”一段（20句）的讲解（仅1句），所讲共106句，约占《离骚》三分之一而已。仅此百余则注释，已可看出刘献廷对古注持综取各家的开放态度，绝无门户之见。黄灵庚先生根据前引《讲录》对王逸、朱熹注的评论，便断言说：“刘氏于古注旧说，尊汉而卑宋，重王逸而薄朱熹。”[70]不仅与上表的统计数目相出入，也不符合刘献廷综取各家的治学态度。最直接而明确的证据，是《讲录》说到的“江篱”注：“王逸云，生江中，故名江蓠。芳香远及而根极柔细，生石罅急流中，而不摧不断。”[71]刘献廷以为出自王逸《章句》注，但详稽引文出处，实出自朱子《楚辞集注》，不知是刘氏误记，还是讲授时口误，而黄宗夏整理讲录时也未取原文校正。从这一线索似可推测，刘献廷讲授《离骚》，是以朱子《楚辞集注》为读本[72]，名物训诂以王逸旧注为本，兼取洪、朱两家注。遇到各家注释不足之处，则别出新注。

刘献廷的新注，绝非据臆见所及，胪次成说，而是依古注阐发，先注解文字，次诠释大义，证以史实，必要时列举众说，断以己意。故其对文句的疏解，往往别出心裁，自成一家之说，与历来解骚者截然不同。试举数例，以见其训释简质精要、引申推详、洞幽烛微的特点。

（1）简质精要

申椒。王逸《章句》注以“申”为动词，说：“申，重也。椒，香木也。其芳小，重之乃香。”朱熹《楚辞集注》不从其说，认为：“申，或地名，或其美名耳。”王夫之《楚辞通释》推测说：“申椒，未详。或申地所产之椒。”旧注新解，说法纷纭，刘献廷则截断众流，本朱熹之说而申论之：“申，地名。椒，即今之花椒。申地所出者为佳，故曰申椒。”后来的胡文英之训释、沈祖緜之注疏、闻一多之考论，[73]皆与刘献廷的说法相印证。

兰。洪兴祖《补注》援引《本草》说：“兰喻君子，言其处深林幽涧之中，而芬芳郁烈之不可掩，故《楚辞》云云。”朱熹《楚辞辩证》同意其说法，且认为“兰蕙名物，《补注》所引《本草》言之甚详，已得之矣”。游国恩《楚辞纂义》则直探本根，以为“兰之为物，旧说纷纭，李时珍之辨最为明确”。查《本草纲目》之体例：“每药标正名为纲，附释名为目，正始也。次以集解、辨疑、正误，详其土产形状也。次以气味、主治、附方，著其体用也。上白坟、典，下及传奇，凡有相关，靡不备采。”[74]规模宏富，条理秩然。李时珍《本草纲目》“兰草”条，分“释名”、“集解”、“正误”三目；“正误”部分，驳正寇宗奭、朱震亨二氏以今之兰释古之兰的谬误，旁征博引，罗列各家说法，多达十三家之数，辨析极详。[75]刘献廷则综合李时珍“正误”与“释名”两部分，为之重新疏解，先驳寇氏以近世之兰花说上古之兰花之说非；次考“以近世之兰花为兰，其说盖始于黄山谷”，而黄庭坚“不识古之兰蕙，遂以兰花强分别也”；朱熹则以“古之兰似泽兰”，其说可信，但“亦非创说，乃本之陆机”。刘献廷䌷绎诸家说法，指出古今之兰的品种有别，而以朱熹之说为可信。再详考《诗经》、应劭《风俗通》、方虚谷《订兰说》、《唐瑶经验方》，考明今北方之孩儿菊、南方之省头草即古之兰花。[76]其训释虽据李时珍的考订立论，鲜有发明，然立意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较诸李时珍的汇录诸说、分立三目，更为简质精要。此外，洪兴祖以“兰喻君子”之说，在兰与君子之间尚隔一层。刘献廷博考众说，辨析芷、兰的特性，指出芷有解秽的功效，而兰不但通体皆香而能及物，抑且可以使秽者失其秽，有化秽为香的功效：“香有二德，有辟秽者，有化秽者。如芳自芳而秽自秽，而不能相凂，此仅自香耳。迨至芳香既盛，不但自芳，能使秽由之而解者，辟秽之德也；能使不芳者化而为芳者，化秽之德也。秽由而解，芷之德也；化秽为香，兰之德也。”[77]并补充《左传》郑文公妃梦伯赠兰、孔子《猗兰操》两则史实，阐明屈原何以在众芳中独取兰以为佩的缘故。江离、辟芷、秋兰三者所具有的芳香、化秽之性，既与屈子内美、好修之德相通，复与屈子广蓄众芳之志相合，可谓一语双关，浑然天成。较诸洪兴祖之说，更为密合。从章节文法方面来说，既承“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又与下文“朝饮木兰之坠露兮，西餐秋菊之落英”前后呼应。“前之佩兰扈芷，虽衣之服之，尚与体分而为二；今饮之食之，无非芳香，则内彻五脏，无一而非芳香矣。”[78]兰之意象与内涵，浑融无间，千古之解兰者，恐无过于此矣。

（2）引申推详

离骚，司马迁说：“离骚者，犹离忧也。”王逸《章句》注认为：“离骚者，离，别也。骚，愁也。……言己放逐离别，中心愁思，犹依道径，以风谏君也。”历代释“离骚”者，多从汉人之说。惟宋人项安世《家说》与王应麟《困学纪闻》有异说，以牢骚解离骚。戴震《屈原赋注初稿》以“一声之转”论证“离骚即牢骚”。姜亮夫《屈原赋校注》（1957）“习于当时学术界影响之说”，发扬戴说，文极繁冗。是以蒋天枢批评说：“后人以所释'离，别也’义平凡，复不满于马迁、班固所解，援引伍举'骚离’之言，纷纷创为新义，皆去题愈远者也。”1987年姜亮夫《重订屈原赋校注》时，对此进行反省，认为王逸“释离为离别，此如后世别愁之比而已，于义为最湛深，当从之。”可谓勇于改过，锐于求真。

刘献廷训释“离骚”之义，根据王逸注而引申推详其说：“离者，别也”，“既合而复离之谓”；“骚者，忧也”。而其立论，则据司马迁《屈原列传》所载史实，通观屈原与怀王君臣之间离合的反覆曲折，以见屈子离情的徘徊悱恻。

“离”。“离字与合字对，非始合而终离，又何以谓之离乎？屈原之与楚怀王，始之合也，原则竭智尽忠以事其君。'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始之合也如此。”刘献廷从离、合字义着眼，据《屈原列传》立论，认为屈原与怀王之始合时，君臣之间，“式好无尤，所谓深深议、密密语，有非他人所可得而知”者。从“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一句，可看出“屈子于楚国一[国][79]之政事无不与知矣，是犹今政府之职也”；从“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80]一句，又可推断屈原所任职位乃重要的“行人之职”：“战国时，此职与今大不相同。彼时齐、秦诸国，互相雄长，行人一言之失，则兵衅开而争端起矣。此行人之职，所以重也。……在当时之最重者，无有过于此职者也。”《史记》所说“王甚任之”，绝非空泛之言。“夫入议国事，出对宾客，合政府、行人之事，而屈子一人司之，则屈子与怀王初年之合，可谓合到极处矣。”尽管如此，“以张仪一反覆狙诈之小人，遂玩弄怀王于掌股之上，则王之为王，其不足与有为也，可知矣。遇不足与有为之君，虽合犹不合也。”刘氏论说符合情理，且指出怀王与屈原君臣之间，所谓合者，“不过适投其好，一时高兴，偶然用之耳”，“离”忧已然埋下，只待触发之机罢了。分析可谓眼光独到，一针见血。果然，等到“上官大人之谗之既入也，王怒而疎屈平，而平之与王始离矣”。离前既曾君臣相合，离后亦未必不可复合。“若离之而仍可以合焉，则犹不得谓之真离也。而原之与王，则一离而不复再合矣。是离之为离，乃真离也。”怀王客死他乡，顷襄王即位，屈原“既不得之于其父，或者可以望之于其子，则犹未得谓之真离也”。岂知顷襄王即位后，“子兰又使上官大夫短之，非但不能得之于其父者而可以望之于其子，抑且有三年之放焉”。至此境地，屈原之与楚王，“其离之为离，始真离矣”。[81]屈原从得志到失意，再从期望到绝望，肠一日而九回的痛苦，经刘献廷一番阐幽发微与演说勾勒，跃然纸上，更见屈子情思的曲折反覆。

“骚”。马、班皆释骚为忧，刘献廷从其说，但在字义上更作探本之论：

骚者，忧也。何以不言离忧？盖忧止言心，骚状其貌。左不是，右不是，横不是，竖不是，不知何者为是，此骚之状貌也。盖屈子身为宗臣，国事即其家事，尽忠于君，即所以尽孝，其关切也为何如哉？今见国事日非，局面日坏，邻国日强，将见社稷危亡，宗庙不得血食，故其求合也，非为一己也，为宗庙社稷也。夫其合也，有关于社稷宗庙也。如此，则其求合也为何如？故非骚不足以自状其貌也。骚字从马从蚤，蚤之跳跃不定，再无一息之安宁，无羁之马，其驰骛也亦如此。故骚字，以此二物合见其义，所以自写其状也。[82]古本《离骚》，骚作慅。汤炳正《楚辞今注》说：“据世传《史记索隐》单行本，《屈传》'离骚’作'离慅’。日本所传古本《史记》亦多作'离慅’。《诗·月出》释文：'慅，忧也。’”[83]《说文解字》：“骚，扰也。一曰摩马，从马蚤声。”段注：“骚，摩马也。……人曰搔，马曰骚，其意一也。摩马如今人之刷马。引伸之义为骚动，《大雅·常武》传曰'骚，动也’是也。《檀弓》注曰：'骚，骚尔，大疾。’若《屈原列传》曰：'离骚者，犹离忧也。’此于骚古音与忧同部得之。骚本不训忧，而扰动则生忧也，故曰犹。从马，蚤声。”[84]段玉裁认为，骚为慅的假借字，二者字义相近，后世“骚行而慅废矣”。骚、慅、搔、瘙字皆从蚤得声义，为一组同源词。蚤从㕚从虫。《说文》：“，啮人跳虫，从䖵㕚声。㕚，古爪字。或从虫。”寄生之跳蚤，啮肤噬血，以手抓之，越抓越痒，越痒越抓，不至血痕斑阑不止，故“得蚤者莫不糜之齿牙，为害身也”[85]。刘献廷据字义训释骚之状貌，“左不是，右不是，横不是，竖不是，不知何者为是”，可谓深得慅之本义，亦与屈子反覆曲折、謇謇难言的离情若合符契，非深昧《离骚》者，焉能言此！

（3）洞幽烛微

败绩。王逸注：“绩，功也。言……但恐君国倾危，以败先王之功也。”洪兴祖《补注》从王注，并引《左传》为证：“皇舆宜安行于大中至正之道，而当幽昧险隘之地，则败绩矣。《左传》曰：'大崩曰败绩。’”王夫之《通释》：“败绩，车覆也。”戴震并引《礼记》、《左传》为证：“车覆曰败绩。《礼记·檀弓》篇：'马惊，败绩。’《春秋左传》'败绩厌覆是惧’，是其证。”此后诸家，皆从戴说。姜亮夫说：“败绩，洪补引《左传》'大崩曰败绩’。按春秋以来专用术语，《左传》中时时见之，军大崩溃曰败绩也。戴震引《檀弓》'马惊败绩’，谓车覆也，得之矣。”汤炳正也说：“戴震《屈原赋注》引《檀弓》谓'车覆曰败绩’，喻国之倾覆。”[86]于省吾认为：“典籍言'败绩’者有广狭二义。就狭义言之，则以车覆为败绩，如前文戴氏所举，是其例；就广义言之，则以事业之失败为败绩，即《国语·晋语》所说的'国无败绩’。《离骚》以'皇舆’与'败绩’连称，自当以车覆之训为是。”按戴震所言极是，然尚未圆照。《檀弓》载：“鲁庄公及宋人战于秉丘，县贲父御，卜国为右。马惊，败绩，公队（坠），佐车授绶。公曰：'末之，卜也。’县贲父曰：'他日不败绩，而今败绩，是无勇也。’遂死之。”《左传·襄三十一年》：“若未尝登车射御，则败绩厌覆是惧，何暇思获？”《檀弓》先言马惊，次言败绩，再言公坠。《左传》则败绩、厌覆并举；厌，即压，厌覆即压覆，车覆压人，故惧。古代战车为双轮制，战马惊奔，御者失控，则车易覆，然戴说仅能解释厌覆，未能解释败绩。《檀弓》言马惊，败绩，公坠，而非战车覆压庄公，则败绩与厌覆显然有别。近年来甚且有学者作文，欲以推翻戴震之说[87]。

《说文》：“绩，缉也。从丝责声。”绩之本义，乃析麻以制线。先秦文献中，以绩为绩麻者，屡见不鲜。[88]先秦诸子著作中，绩亦往往与纺、缉、织、絍诸词作动词，为纺织义。[89]汉晋以降，纺织之绩犹多见于载籍。[90]至民国时期，方言中犹有“绩麻”一词。如民国《象山县志》载：“绩麻，《说文》：'绩，缉也。’'缉，绩也。’今言䶓。《广韵》引《异字苑》：'䶓，缉麻紵名。’”[91]今之方言调查记录，“绩麻”更是俯拾皆是，不胜枚举。绩、缉本义，皆与搓麻成绳有关，故许慎《说文》以绩、缉互训。段玉裁注辩之甚详[92]，王力《同源词典》亦以绩、缉为同源词。[93]败，《说文》训为“毁”，《玉篇》释作“破”，故败有毁坏、残破之义。绩作名词，义为麻绳。廖江波、杨小明以为，败绩的本义是毁坏集聚麻线。[94]其说甚是。

刘献廷精于兵法、技械，其在《左传快评》中曾说，“题目之难，更无过于战阵者”，而“左氏最善写战阵之事，八门五花，纵横笔端，万马千车，奔走腕下，五大战其选也”。[95]惜《左传快评》对“败绩”一词未见注释，至《离骚经讲录》始别出新解：“绩，车上系马之绳。车覆绳断曰败绩。古时兵阵以车为主，故师覆曰败绩。然反是借用，而此处车覆之解，乃正说也。”[96]献廷此说，可谓直探本源、洞幽烛微之言。据其说以解《檀弓》与《左传》：大战之际，战马惊驰，麻绳线头败坏松散，在剧烈拉扯中断裂（绳断），绳断而导致车覆人坠，车覆人坠则师败无功。刘献廷的训释，恰好完整的解说了《檀弓》马惊、败绩、车覆、战败的连锁反应。质言之，绳断车覆是败绩的本义（“正说”），师覆战败是败绩的引申义（“借用”）。“败绩”古训，湮没已久，今由刘献廷为之发覆，而《楚辞纂义》《楚辞集校集释》弃而不录，后世学者亦未曾注意其说[97]，遂生无数争论。

综上所论，刘献廷的字词训释，实依王逸古注为本，又辅以洪兴祖、朱熹旧注，以绍述前人注疏为主，遇古注未尽之处，则断以己意，另作新解。故其对文句的疏解，往往别出心裁，自成一家之说，与历来解骚者截然不同。尤须指出的是，刘献廷在《广阳杂记》中曾提出“论字者当以《说文》为正”的主张[98]。《离骚经讲录》的字词训释，如忠、孝、粹（精）诸字，自觉以《说文解字》的释义为根据。至于字书的训释不能满意者，则以己意分析字之形、义，如骚字、謇字：“謇者，从塞从言，欲言而不能言之貌。”又如贪、婪二字：“王逸曰：'爱财曰贪，爱食曰婪。’然以字义论之，贪字从含从贝，以宝贝含在口里，则其贪财为何如也？婪字从女从林，有女如林，盖涣色之谓也。然则此辈人之欲进，乃为财色耳。”刘献廷的字义训释，虽不免望文生义、牵附臆测之处，但其倡言论字以《说文》为正，并敢于质疑字书，而以己意分析字形，重新训说字义，在清初学者中可谓是凤毛麟角。“明清《楚辞》注本在字词训释、篇章大旨的抉发及屈原生平研究等文献研究方面，是有所获弋的，哪怕只有一条，也应该予以肯定。”[99]衡以这一标准，《离骚经讲录》值得肯定之处远不止于此。

（二）词章：《离骚经讲录》的章节结构与字句文法

明句读、通训诂，再知道点作者生平、时代背景之类的问题，一般文学作品都可以基本读通。然于《离骚》则不然。因为它内容丰富、规模宏伟，而且重重叠叠，反反复复，一唱三叹，即使每个字、每句话的意思都弄懂了，但整首诗在说些什么还未必能弄清楚，即使朱熹这样的大家也有此感，所以历代学人在读《离骚》时早已注意到弄清全诗脉络结构是读通《离骚》最关键的一步。[100]

王逸《楚辞章句》与洪兴祖《楚辞补注》，只说明《离骚》字义，尚未分其章节。朱熹始注意划分章节：“凡说诗者，固当句为之释，然亦但能见其句中之训诂字义而已，至于一章之内，上下相承，首尾相应之大指，自当通全章而论之，乃得其意。”[101]其所著《楚辞集注》，即“仿《诗传》之例，一以全章为断”，以每四句为断，划分《离骚》为九十三节，每节“各系以兴、比、赋字”，开后世《离骚》文章结构分析的先河。读《离骚》不得其法，则“懵然不知本题之层折，行文之步骤”，读者反以为《离骚》“无首无尾，无端无绪”，结果必然是“将千古奇忠，所为日月争光奇文，谬加千层雾障，幻成迷阵”。[102]因此，清人黄恩彤《离骚分段约说》指出：“读《离骚》当先分段落，得其大意。”[103]朱冀《离骚辩》也说：“读《离骚》须分段看，又须通长看。不分段看，则章法不清；不通长看，则血脉不贯。旧注解之失，在逐字逐句求其解，而于前后呼应阖辟处，全欠理会。”[104]

宋明以来，学者致力于《离骚》结构划分，多达九十三家，分法互异，言人人殊，而各有依据。[105]黄文焕《楚辞听直》的章节划分，即以文意为断。刘献廷既反对“后世读者皆苦其中之字句重见复出”[106]，“不知其起尽，遂目之为断乱无端”[107]的说法，又批评朱熹以每四句为一截之分法，“若考亭本则处处以赋比兴配之，每四句一截，遂使得气脉断绝，死板呆腐，令人愈读愈惑。故《离骚》之旨意，一隐而不复再显者，自考亭始也”。[108]可见是以《离骚》的行文意旨为划分标准。姜亮夫最早注意到《离骚经讲录》的章节划分别具特点：“所分章节，与他书不同，长短亦无定。每段之后，低一格，为注文。其所注亦长篇大牍，或一二页至十余页不等。”惜其后学者未加留意。至黄灵庚始在姜说基础上加以阐明，认为刘献廷“以分节为起讲，每节多寡不限，盖以意为断。讲论不局限于字词句义，而以阐发要旨为主”，“长篇累牍，不无特见妙语”[109]；“其以八股之法分析《离骚》结构，虽属附会，然终以'严整’、缜密之说，破'断乱无端’之论，盖不无有见矣。”[110]总之，“刘氏疏理《离骚》结撰之法，未人言亦言，而别创新说，自成体统”[111]。二氏所论，大体不误，但具体分析，稍嫌粗疏。

刘献廷在《左传快评》中曾提出，赏析文学名篇，“学者当一一相其结构起尽，然后合而观其章法，始得古人之能事。凡大幅文字，无不如此”[112]。《离骚》亦然。

《离骚》一经，妙思奇构，如天工鬼斧，不一而足，向后自见。中间有两大要扼，须先知之。一者，是“离骚”二字。自“帝高阳之苗裔兮”起，至“非予心之可惩”上，是全做离字；自“女嬃之婵缓兮”起，至于篇终，是全做骚字。二者，是篇中之芳佩、琼佩二事也。《离骚》一书，涵泳悠扬，千回百转，重复断落，莫可端倪。其间字句，有一见、再见、三见、四见，乃至于正见、反见、侧见、复见者，种种不一，要知皆有其故，中间惟芳佩、琼佩则尤为紧要者也。前半篇纯是芳佩，后半篇纯用玉珮。芳也、琼也，屈子以此二事终身佩之于身者也。佩者，古人以之表德。始佩芳而终佩琼，是此经中最要眼目。其他妙构，种种不同，向后开章自见，惟“离骚”二字与芳佩、琼佩为所当先知也。[113]

刘献廷所谓《离骚》之“两大要扼”，一者是“离”“骚”二字，实从篇章结构的划分着眼；二者是“芳佩”“琼佩”二事，乃自字句文法的剖析入手。故以下从篇章结构、字句文法两端进行分析。

刘献廷划分《离骚》的篇章结构，所用概念有“前半篇”“后半篇”“大段”“段”“小节”“句”，概念层级明确。具体而言，刘献廷分《离骚》一篇为前、后半篇，前半篇叙“离”，后半篇述“骚”，提纲挈领，画龙点睛；“离”“骚”各分六段，每段含若干小节，每小节有若干句，层级分明，条理秩然。

《离骚》共375句、2483字[114]，自“帝高阳之苗裔兮”至“纫秋兰以为佩”12句，“为一小节”。“首二句，是叙始祖以至于父”；三、四句，为屈子自言其出生之年月日；五到八句，言皇考“于屈子初生落地日，尚未离初度之时，即赐之以名”；九、十句言屈子既具内美，又肯加以“修能错磨之功”：“已上皆叙寔事”。至“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二句，“则言修能之寔”。屈原修能之事繁，若采用赋体进行铺排，“则虽千言万语，亦不能尽”，故而《离骚》之行文，“至此忽用比兴一荡，文字至此忽然一变”。自“汩余若将不及兮”至“夕揽洲之宿莽”4句，“又为一小节”。前二句“承明其自修其能”，后二句“正起下文'日月忽其不掩兮’至'伤灵修之数化’”一大段，承上启下。自首章至“夕揽洲之宿莽”，“已上叙自己之事毕矣”。凡一段两节16句，是屈子自叙己之内美与修能之功。

从“日月忽其不掩兮”一句，“始渐渐转入国事”，此下至“伤灵修之数化”为一大段，分作二节。“日月忽其不掩兮”至“恐皇舆之败绩”20句，皆叙“屈子与王未离以前之事”；“忽奔走以先后兮”至“夫惟灵修之故也”8句，“正叙屈子与王离之故”。以上28句为一节，“至此才把'离’字说足，文势亦一小住”。“曰黄昏以为期兮”至“伤灵修之数化”6句为一节，言“我之所以离也，虽由灵修之数化，然而今日之迟回瞻望者，亦此故也”。这两节作一段，“至此始点出离字，然却反是不离矣”。

自“余既滋兰之九畹兮”至“岂余心之可惩”80句，分为四段，“皆叙其离之所以离也”，“皆足离字”。从修辞看，“首二段皆比起，下二段则决以赋起也”。从内容来看，自“余既滋兰之九畹兮”至篇末，可分为三层意思，即初分、中分、后分：“余既滋兰之九畹兮”至“岂余心之可惩”四段，为初分；“自女嬃之一詈，转出陈辞、谒帝、求女三段”，为中分；“自此以后，复有初占、后占、西游之三段，以为后分”。其中，“乱曰”为一小节，全篇“到结句'愿从彭咸之所居’一句，始是此一经之宗旨，而屈子之心事始见矣”，可谓卒章显志。

为便于初学的理解与学习，刘献廷借用八股文体式来分析《离骚》的结构：

《离骚》一书，最有章法，后世读者皆苦其中之字句重见复出，以为断乱无端。不知世之文字，无过于此篇者矣。今文之最整齐者，莫过制艺之八股，则以此篇章法观之，则绝似八股。自“帝高阳之苗裔兮”起，至“纫秋兰以为佩”，犹之乎文之有破承也。“汩予若将不及兮”至“夫惟灵修之故也”，犹之乎文之有开讲也。“曰黄昏以为期兮”至“伤灵修之数化”六句，言始之合，而终之离也。而独以“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之一句，点出离字，犹之乎文之点题也。自此以下，又有四段。“余既滋兰之九畹兮”至“怨修名之不立”，与“朝饮木兰之坠露兮”至“虽死其犹未悔”之二段，是比兴；“怨灵修之浩荡兮”至“固前圣之所厚”，与“悔相道之不察兮”至“非予心之可惩”之二段，是正说。此四段犹之乎文之有起股也。自“女嬃之婵缓兮”至“夫何茕独而不予听”，是散行一段，然后转出“济沅湘以南征兮”至“好蔽美而嫉妬”之一段，为之谒帝；“朝吾济予白水兮”至“好蔽美而称恶”之一段，为之求女。此二段如两峰双阙，巍巍并立，犹之乎文之有中比也。“闺中既邃远兮”至“余马能忍，与此终古”之四句，又总上两段者也。“索藑茅以筳占兮”至“周流观乎上下”，是为灵氛之占、巫咸之占之二占，此二段，如水穷云起，奇峯插天，犹之乎文之有后股也。而以西游壹段为大结，章法之整齐，若此又何断乱无端之有？盖读者不知其起尽，遂目之为断乱无端，其实《离骚》一经，为最严最整之文也。[115]为便于读者观览与比较，试将刘献廷、黄文焕两人对《离骚》章节的划分，制表如下：

表二 刘献廷与黄文焕划分《离骚》章节结构比较表

（说明：刘献廷《离骚经讲录又一种》，为《楚辞文献丛刊》（五十二）影印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黄文焕《楚辞听直》，为黄灵庚、李凤立点校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括号内数字为句数。）

试取《离骚经讲录》与《楚辞听直》相较，两书的论题颇多相似之处。黄著早在明崇祯十六年（1643）已刊行流布，清顺治十四年（1657）补刻再版，刘献廷显然读过黄著，在为门人讲解《离骚》时，《楚辞听直》恐怕是参考著作之一。尽管如此，刘献廷在《离骚经讲录》中并未明确提及黄文焕的《楚辞听直》，其讲解与黄氏说法亦多有不同。如：

（1）关于《离骚》的章节划分，刘献廷与黄文焕对《离骚》章节的划分显然有别，如一至五节，除第三节相同外，其余四节各不相同。《离骚经讲录》分为二章十二段若干节，相较于《楚辞听直》二十五节的分法，层次划分无疑要复杂得多。而划分的不同，显然是对诗文的理解与体会的有别。

（2）关于题名，《楚辞听直》反对王逸对《离骚经》的命名，认为当删去“经”字。刘献廷则赞同王逸的说法。

（3）关于屈原作品，《楚辞听直》删汰汉代拟骚的非屈原作品，又以《大招》《招魂》为屈原作品，故书中除收录屈赋七篇二十五章外，并收入“二招”。其后，林云铭、蒋骥诸人证成其说，影响后世极大。刘献廷则采用王逸《楚辞章句》的说法，认为只有《离骚》《九歌》《天问》《远游》《九章》《卜居》《渔父》七篇为屈原作品，其余均非屈作。

（4）《楚辞听直》对屈赋的字法、章法、文法、文义、训释兼备；然与《离骚经讲录》相较，随文训释不及刘著简明扼要，诗文品评不如刘著细腻精到[116]，阐发屈子思想虽各有千秋，而刘献廷援引儒、释、道三教，气象更为恢弘。

除划分《离骚》章节结构外，刘献廷对字法的分析亦颇有独见。时而执一关键词语，反覆推排、研磨，拈出一字而牵动全篇，纲举目张，而后左右关联，触类旁通，妙语连珠，将屈子回环曲折的情思、《离骚》含蕴无穷的精义，一一为之发覆。《离骚经讲录》的言语虽杂有明人评点文学的风习，但始终未离刘氏所拈出的意旨，且不乏高明之论，可谓善读屈赋、善体文心者。古人作文多有章法，《离骚》一篇，更“有大段章法”，刘献廷认为：“大凡古人作文，不拘叙事论理，中间必有线索为之照应，是以文中之字，或一见再见三见，莫不各有其故。”[117]并在《离骚经讲录》中拈出“则”、“忽”二字为例进行说明：

如此篇之首，有“名余曰正则兮”之'则’字，遂于篇中转纽处下一句曰“愿依彭咸之遗则”，而篇终则以“愿从彭咸之所居”一句为结。此是何等关锁，何等照应！而仅以一字两字为之，岂不奇绝？学者于莽莽众人之中，必取一人以为则，然后有所依归也。如《孟子》曰：“吾所愿则学孔子也。”是以孔子为则也。屈子曰：“愿依彭咸之遗则。”是彭咸为屈子之则矣。夫彭咸乃商之大夫，谏于其君而不听，赴水而死，此其遗则也。屈子依之，即所为天下之正则也。平乃天下共由之正则，……屈子能辨乎此，愿依彭咸之遗则，可谓不负伯庸命名为正则之意矣。如此一篇大文字，而以遗则二字暗为针线，其缜密为何如也？[118]意所不及而竟至焉，谓之忽。此书中三言“忽”字，凡作三解。前“日月忽其不淹兮”，此“忽”字是从屈子眼中独见，言其自己脩能，刻刻惊心之意。“忽奔走以先后兮”，此“忽”字是从党人目中，见屈子之忽前忽后。至后“忽驰䳱以追兮”，此“忽”字是从屈子目中，见党人之驰骛。凡此三解，各有妙义。[119]

刘献廷对“则”字、“忽”字的赏析，前后相连，通贯全诗，且析义密深，言简意赅。他据此指出，“《离骚》一书，针线缜密，皆以字为照应”[120]，提醒读者勿轻易放过一字。如《离骚》的罗列众芳，刘献廷认为其虽“几于捆载香草矣，然又杂然不乱，各有意义”：

初则曰“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曰扈曰佩，是已之被服亲之至也；次则曰“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中洲之宿莽”，曰朝搴夕揽，言朝夕孜孜，时分之不敢或怠也；三则曰“杂申椒与菌桂兮，岂惟纫夫蕙茝”，是言前王储芳蓄香之轨范，后人亦当效法也；至此第四次（“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畮。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则言已之广储众芳，将以待君用也。虽然，层叠重复而用笔命意，曾有一丝之杂乱否？何后人亦断乱无端目之也？[121]无怪乎刘献廷一面感慨，“《离骚》一经，妙思奇构，如天工鬼斧”，“《离骚》一经，为最严最整之文”；一面发出赞叹，“故行文最善养局者，不得不推屈子为第一手矣！”[122]非涵咏体骚而深有体会者，恐难窥见此中奥秘。

黄文焕《听玉》说：“首《骚》言芳之后，始继以言玉。盖其重玉，视重芳为较进焉。小人不知芳，愈不知玉，故曰'览察草木其犹未得兮，岂珵美之能当。’然小人能毁芳为不芳，不能毁玉为非玉。佩芳而芳或变，自蹈小人之所毁，不如佩玉之不变也。”[123]刘献廷关于佩芳、佩玉二事的理解，虽然受到黄著的启发，但其所见却有不同，以为屈子既具世族、生年、命名之内美，复肯与日月竞时，加以修能错磨之功，其立志之初，实兼怀“穷则独善其身”与“达则兼济天下”之志，“欲使香泽遍熏天下，与天下之人共处于芝兰之室”[124]，境界恢宏至极。芳佩、琼佩二事，正是屈子思想的寄托所在，刘献廷因此视之为《离骚》的两大要扼之一：

芳佩、琼佩是一篇大章法，无穷之深意寓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古人所佩，大抵皆玉。盖取玉之坚贞润泽，以表其内德也。然玉止能守己，不能及物，故又于声色臭味中，取其香者以为之佩。盖美色、美声亦俱能美已，不能及物，惟香非特美在于已，并可以熏不香之物，变而为香。当屈子立志之日，岂为独善一身只完一己之事而已哉？直欲使香泽遍熏天下，与天下之人，共处于芝兰之室也。故其于留夷、揭车、杜衡、芳芷之属，无不綑载而罗列之，正取芳香可以远及之意。此其初发念之时，志高天下，如日之升。迨至美人始合终离，事机不偶，自己尚立不定，向时所储之芳，纷纷变易，香者皆变而为不香矣，岂但不能使芳香及人，乃至兰憔蕙悴焉。此芳佩变而为玉珮之枢轴也。玉者，至坚不变之物。至此惟以坚贞自矢，使千秌万世不磨不变而已，于是以琼终焉。[125]献廷论玉之说，演绎黄文焕的说法而更加细密圆融，发前人之所未及，故而《离骚纂义》与《楚辞集校集释》两书均援引其说。

（三）义理：《离骚经讲录》的宗旨与文心

明清鼎革之际，汉族士大夫在外族统治之下，面临生死、仕隐、忠孝等一连串的抉择。刘献廷以明遗民自居，终身未尝出仕，忠孝是其最为关注的问题。因此，《离骚经讲录》开篇明义：“《离骚》一经，以忠孝为宗，故首当论夫忠孝。夫忠孝者，乃千圣眼目之所注射，以之扶世翼教者也。”[126]洋洋洒洒四千言，以理学伦理观来论说“忠孝本无二致”之义，认为忠孝乃为“人道之极致”[127]，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凡一书必有一书之宗。宗者，尚也，崇也，主也。老子曰：'言有宗，事有君。’若不揭一书之宗，则无以辨其文心，而一书之起伏顿挫、开阖抑扬、擒纵断续之妙，皆不可得而见矣。”[128]惟有明其宗旨，辨其文心，始能见其文法之妙。刘献廷论《春秋》之宗旨：“仲尼曰：'为人子者，不知《春秋》之义，则必居不孝之名；为人臣者，不知《春秋》之义，则前有谗而不见，后有贼而不知。’故《春秋》之作，正以辨忠孝之似是而非者也。”[129]故其在《左传快评》中，主张“忠、孝二字决非两事”[130]。《送韩敬一尊公老伯令堂伯母灵柩回洪洞》诗中，亦有“忠孝无二致”[131]之句。在刘献廷看来，“忠孝者，本之于天，赋之于性”[132]，“尽忠即所以尽孝，尽孝即所以尽忠，名虽二而实则一也”，“忠孝本无二致”。[133]而“《离骚》一经，以忠孝为宗”[134]，与《左传》宗旨一致。

重读姜亮夫评语，所论乃在刘献廷对《离骚》宗旨的把握与解读：“（《离骚经讲录》）大体以《屈骚》为屈子教忠教孝之作，凭虚立言，未根情实，说虽至繁伙，而义则益远矣。”黄灵庚在姜说基础上有所阐发，认为“'讲录’遭人诟病者，议论宏阔，茫无边际。若'总讲’之首论'忠孝’，龂龂然不休，至三千余言之后，方及屈子之忠孝，读之令人生厌矣。其议论迂曲牵合，时或见焉。”[135]持论仍不出姜说范围。综观《讲录》，刘献廷立足于儒家之忠孝伦理观，藉宋明儒之心性学说重新阐释屈子思想，此或即姜氏所谓“凭虚立言”的内涵所在。然而，刘献廷之论说“忠孝”，立足于先秦宗法制度和宋明理学来立论，自有其历史和学理依据，且与他对《离骚》的研究方法和性质认识有关，也与明清鼎革之际社会思潮紧密关联。关于刘献廷的“忠孝”观及其与明清鼎革之际社会思潮的关系，笔者别有专文讨论，此处仅从刘献廷的研究方法和其对《离骚》性质的认识进行论说。

（1）以屈子之文求屈子之志：知人论世说的演绎

屈原投江自沉后，其生平事迹与诗篇在后世广为传诵。自淮南王刘安说屈原“信而被疑，忠而被谤”之言出，“千秋万世之下，以屈子为忠者，无异辞焉”。尽管两汉以来“论屈子之死者多有异同”，“至宋儒之论屈子者，则又甚有出入”，但“千古之以屈原为忠者”，无不据屈子之自沉汨罗、忧愤赴死立论，谥之曰“忠”。朱熹以屈原“忠而过，过于忠”的说法，到晚明时仍被视为“千古定论”[136]。论史者之盖棺定论，往往稽考其人之生平事迹，以为参考。刘献廷却认为，“千秋万世之下，以屈子为忠者”，世人绝无异辞，都是从“屈原之一死”的行迹来作评论，而不根于本心与思想，与屈原未免隔膜太远。

如何才能把握《离骚》的文心和屈原的精神世界？刘献廷主张，不仅要观屈子行迹，还要以“屈子之文”来求“屈子之志”。

《孟子》曰：'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然则，虽知其事，而不诵其诗、读其书而知其人，遂以论其心，可乎？要知事形于外，是可见者；心藏于内，是不可见者。故读其书而知其书之义，然后可以见其心矣。若不知其书之义，而但论其事，则亦不足以知其心矣；不足以知其心，又乌足以论其事哉？是以后世但以形迹论人，千秋万古之被枉者，不知何限！

屈原的生平事迹，集中载于《史记·屈原列传》，其心志则见于屈赋。在刘献廷看来，事形于外，人所共见；心藏于内，形迹难寻。“存之中而不能见之于外者，谓之在心；意有所之而身不能见之于行者，谓之志。”[137]意在心中，未经本人宣说，“则岂特他人所不知、他人所不见，即己亦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见”[138]；一旦诉诸语言文字，发而为言，著而为文，则其“身、口、意三样一时顿现纸上”[139]。故而，“在心为意，出口为言，落笔为文，三件只是一事”[140]。意、言、文三位一体，“夫屈子一生事迹，《列传》自可考见，至于屈子之志，则非自明，人又乌乎知之？”[141]只有诵其诗、读其书，知诗书之义，始能知其人、论其心。

但是，后世《楚辞》传本，既收录有屈原作品，也收录代屈子设言的非屈原作品，历来学者且往往以首篇《离骚》代称《楚辞》全书。故《离骚》不仅可概全部屈原作品（屈赋），亦可统括《楚辞》中之非屈原作品。[142]在刘献廷看来，探求屈原之志，须观屈子之书，以屈解屈，因此首先要将屈原作品与非屈原作品区别对待。《楚辞》中的屈原作品，即刘献廷所谓“《离骚经》之七篇”，为《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自王逸以降，学者多公认为屈原的作品。黄文焕以《招魂》为屈原作品，清初林云铭《楚辞灯》、蒋骥《山带阁注楚辞》皆从其说而弥纶之，刘献廷则从王逸注本而不从黄文焕新说。

“离骚”二字，乃《天问》《远游》《九歌》《九章》《卜居》《渔夫》以及于《离骚经》之七篇总名也。若“离骚经”三字，则此《离骚经》一篇之别名也。故离骚是总名，离骚经是别名。[143]

关于《离骚》与《离骚经》大名（总名）、小名（别名）之辨，刘献廷认为：《离骚》作为书名，是屈原七篇作品（屈赋）的总名（大名）；而《离骚经》则是《离骚》一篇的别名（小名）。屈原《离骚》七篇（屈赋）可以该《楚辞》全书，《离骚经》一篇可以该屈原《离骚》七篇（屈赋），则《离骚经》为《离骚》（屈赋）、《楚辞》全书的宗旨。刘献廷“年十四时，始见《南华》，便有放翻宇宙之眼界”[144]，其论庄子之文说：“《庄子》一书，内篇外篇，乃至于杂篇，虽有若干篇，独《齐物论》一篇，为一书之文心也。《齐物论》一篇，虽有若干字句，然独'梦觉’二字，又为一篇之文心也。”[145]仿佛其语以说《离骚经》，则：《楚辞》一书，屈原作品与非屈原作品，虽有若干篇，独《离骚经》一篇，为一书之文心也。《离骚经》一篇，虽有若干字句，然独“忠孝”二字，又为一篇之文心也。

刘献廷以孟子的知人论世作为方法，根据《屈原列传》与先秦文献记载，审视战国时期的社会文化、楚国的政治形势和屈原个人生平经历，尤其注重屈原本人著作的研读，藉以考察屈子的生平与思想，“以屈子之文观之，以求夫屈子之志”，进而探析屈赋和屈子，可谓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且有着方法论的自觉意识。

（2）以言情为文心：《离骚》性质的讨论

屈原作品既已辨明，只须沉潜反复，嗟叹咏歌，便可寻其文词指意之所出；倘能明其宗旨，辨其文心，则屈赋之起伏顿挫、开阖抑扬、擒纵断续之妙，皆可得而见矣。然而，事实却正相反，历来读骚者意见纷歧，争鸣屡起，即使刘献廷的解读亦颇遭后人非议。究其根本原因，缘于读者对《离骚》性质的认识不同。

刘献廷分天下文章为无韵之文与有韵之文两种，按其性质又分为叙事、论理、言情三类。“夫叙事者，直书其事；论理者，明著其理。使天下后世真见其理，真知其事，善者可师，美者可法，恶者可惩，邪者可戒，如是而已。”[146]叙事、论理二类，都属于可以“大书特书”、“长行直书”的“无韵之文”。至于言情一类，与二者不同，是“怀其情而不能发之于言，舒之于行，然后于焉发愤，托物比兴”的“有韵之文”。

若夫言情之文，则情之为情，则人之所不得而知，不得而见者也。人之所不得而知、不得而见者，非吾宣之，则岂特他人所不知、他人所不见，即己亦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见者也。故言情之文与叙事、论理之文，有大不同者矣。言情之文，诗是矣。[147]情存于心，不宣之于口、笔诸于文，则不可知、不可见。情、言、文三者，析言之可分为三，合言之则为一，故有言情之文。言情之文，在刘献廷的分类中，专指诗这一体裁，其特点是“诗言志”。

《语》云：“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是诗三百篇皆言志之诗也。存之中而不能见之于外者，谓之在心；意有所之而身不能见之于行者，谓之志。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盖以不能见施于行者，始谓之志也。若能发之于言，见之于行，则言之耳、行之耳，何以谓之志哉？然则志之为志，非决不可言、决不可行者乎？故父在子不得自专，止观其志之何如耳。然情之与理、事异者，又何在乎？盖事者，既已见之于行，人人所共知所共见，但直书其事，而其间之是非曲直，自见矣。初非有顾忌避讳之难言也。若理者，天理民彝之极致，纲常伦己之准则，千秋万世之所共由之路也，又何难乎？至于人之志，则言之所不能言者也。能言矣，而又有所不当言；当言矣，而其时其势又有所不可遽言者，则亦犹之夫不能言也，可知矣。盖可以言，则即可以行；可以见之行，则不得谓之志矣。太史公曰：“诗三百篇，大抵皆发愤之所由作也。”若人之情可以见之于言，见之于行，则有何发愤之？有怀其情而不能发之于言，舒之于行，然后于焉发愤，托物比兴，而诗出矣。[148]

叙事、论理之文，“可以直书，故惟取辞达”；言情之文，“有能言与当言尽可以直出者”，但迫于时、势，不能遽出胸臆，只能采用托物比兴的手法，故“惟取不达”。

表三 刘献廷划分“文”类表

（说明：此表据刘献廷《离骚经讲录》制作。）

言情韵文的创作，要求采用托物比兴的修辞手法，“惟取不达”。但当其意象形诸笔下、跃然纸上之际，恰是情意表征、文本形成之时。托物比兴的隐喻修辞，既寄寓了作者的情意，也为文本的解读和阐释敞开了方便之门。但言志之诗毕竟与“长行直书”“惟取辞达”的叙事文、论理文不同，当读者试图通过隐喻进入作者的精神世界时，即使用尽浑身解数，仍不得不面对“诗无达诂”的难题。有见于此，刘献廷与友人论诗，曾有“甚矣！古人之诗，不易读也”[149]的感慨。金成栋回忆说，刘献廷在讲授诗文时曾对众弟子说：“立言不贵乎能言，而贵乎不能不言。生千古之下而读千古以上之书，不能阐发其深微，分疏其意旨，吚唔对壁，皓首穷经，虽读尽圣贤之书，犹弗读也。”[150]此中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是序事议论，赋诗作文，“贵乎不能不言”，须“大有关系人心风俗”。《诗经》开创了赋比兴的诗学传统，“三百篇之后，能得夫比兴之旨者，无有过于屈子，则《离骚》一经，为言情之书。”[151]在刘献廷看来，“《离骚》一书，其间所有之若干篇章，若干字句，其中之原委，无不一一皆从《诗》中流出”[152]，《离骚》继承的正是《诗经》托物比兴的传统。因此，作为“有韵之文”的“诗骚”，其贵在于“不能不言”。“《离骚》以言情为文心”[153]，“千古之下，最能得《诗》之比兴之旨者，莫有过于《离骚》者”[154]。刘献廷生平赋诗作文纂著，皆持有益于“人心风俗”而“不得不言”的理念。

二是读古人之书必须“阐发其深微，分疏其意旨”，进而将“古人之才识”，炼为己有[155]。《左传快评》如此，《离骚》更是如此。前者体现在夹评和尾评之中，后者则以逐字逐句的章句疏证，分疏《离骚》之意旨，阐发屈子之深微。《离骚》是言情之诗，而非叙事、议论之体，多以托物比兴之辞来表情寄意，阅读者必须“逐句逐字，皆宜设身处地，细心体会”[156]，方能“追古人于千百世之上，设身处地而理会之，知其盘根错节之所在”[157]。刘献廷以《屈原列传》所载考察屈子事迹，依屈赋七篇探求屈子不得不言之志：读《离骚》而见屈原之“至忠至孝”，览《天问》而明屈原“知幽明之故”，儒家圣人之道已“和盘托出”；讽《远游》而悟屈原之“原始及终”，“能了生死”，“千古之言生死者，自老庄以上，未有能明白晓畅过于此者”；颂《九歌》而知屈原确见“鬼神之情状”，“非但朝闻夕死之理洞无遗蕴，即西竺之唯识一家亦复收摄无余矣”。[158]

自汉以来，执儒家以论屈原者，学界称之为“援屈入儒”论；执道家以论屈原者，学界称之为“援屈入道”论。晚明时期，三教会通说日益盛行，援屈入儒者屈指难数，援屈如道者亦不乏其人。刘献廷自幼博览群籍，熟读儒道经典，精通佛学与炼丹之术，明清鼎革之际的生活经历和遗民身份，使其在精神上极易与屈原发生共鸣。“夫以千圣之所不能言，而屈子言之；千圣之所不能道，而屈子道之。”刘献廷认为，屈原之学与儒释道三教学说，皆有相通相合之处，则不仅“援屈入儒”，而且“援屈入道”，甚至“援屈入释”。汤炳正在其名篇《论史记屈、贾合传》中指出，屈原思想融合了儒、法、道、名四家的思想，“不囿于一个学派”[159]；嗣后又多次强调：“屈原的思想是融会各家，不主一家”；“屈子的思想，是融会诸家，自成体系”[160]。姜亮夫也说：“屈原有许许多多思想，不能用某一家或某几家来绳束。”[161]准此而论，刘献廷之以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儒、释、道三家学说来阐释屈子思想，又援引近代西洋天文学说来解析屈赋，气象何其恢宏，视野何其壮阔。

但正如刘献廷所说，“古人往矣，古人之事与我何与？”读古人之书，入乎其内，“设身处地思之，真是千难万难”，更不要说以意逆志，“阐发其深微，分疏其意旨”，自行胸臆，稍一不慎，便足以“为笑于天下”。[162]当刘献廷生前慨叹屈子之境界“固非世人所得而知”之时，又岂能料到，他所阐释的屈子思想，在他死后二百余年被斥为“凭虚立言”呢？

五、结 语

“一曲离骚万古垂，凄凉何必岘山碑。”[163]“当年意气皆秦赘，终古文心在楚骚。”[164]刘献廷之讽诵、讲授《离骚》，寄意良深。虽然他根据传世的定本立论，视《左传》出自左丘明一人之手[165]，目《离骚经》为“屈原之自定”而非“后人尊称之”[166]，均未能充分考虑文本形成的复杂性[167]，议论不免有失偏颇。但仅此不足以抹杀《离骚经讲录》的学术价值和思想意义。

《离骚经讲录》一书，博综古今诸家注疏，论衡数十家注释，字词训释以王逸古注为本，辅以洪兴祖、朱熹二家旧注，对前代训诂成果多有继承，遇到各家注释不足之处，始依古注阐发，别出新注。刘献廷的字义训释，具有简质精要、引申推详、洞幽烛微的特点，虽不免望文生义、牵附臆测之处，但其倡言论字以《说文》为正，并敢于质疑字书，而以己意分析字形，重新训说字义，故其对文句的疏解，往往别出心裁，自成一家之说，与历来解骚者截然不同，在清初学者中可谓是凤毛麟角。

文学修辞方面，刘献廷相其结构，观其章法，划分章节，以意为断，别创新说，自成体统。划分《离骚》一篇为前、后半篇，前半篇叙“离”，后半篇述“骚”，提纲挈领，画龙点睛；“离”“骚”各分六段，每段含若干小节，每小节有若干句，层级分明，条理秩然。围绕文本剖析文义与诗旨，赏析字句文法，细腻精到，气象恢弘，分析言而有据，颇有独见。时而执一关键词语，反覆推排、研磨，拈出一字而牵动全篇，纲举目张，而后左右关联，触类旁通，妙语连珠，将屈子回环曲折的情思、《离骚》含蕴无穷的精义，一一为之发覆。

义理方面，开宗明义，揭示“《离骚》一经，以忠孝为宗”之旨。刘献廷立足于先秦宗法制度和儒家之忠孝伦理观，藉宋明儒之心性学说重新阐释屈子的“忠孝”思想，不仅有其历史和学理依据，且与他对《离骚》的研究方法和性质认识有关，更与明清鼎革之际社会思潮紧密关联。刘献廷以遵从知人论世的方法，根据《屈原列传》与先秦文献记载，审视战国时期的社会文化、楚国的政治形势和屈原个人生平经历，主张不仅要考察屈子行迹，还要区别屈原作品与非屈原作品，通过观“屈子之文”以求“屈子之志”，进而把握《离骚》的文心和屈原的精神世界，决非“凭虚立言”四字可以遮其全。

刘献廷重视训诂注释，长于章句疏证，在继承汉唐宋明训诂成果的基础上，广收博采，精研得失，辨误正诬，可谓集众家之所长，使《离骚经讲录》一书成为有清一代楚辞学著作中的翘楚。刘献廷提倡训释字词当以《说文》为正，并从意、言、文三者的逻辑关系进行论述，回归经典，既注重训诂，考辨词章，又强调义理，重新疏释《左传》和屈赋，从而与顾炎武等人一起，促使清代学术由理学转向汉学，开启了由小学而通训诂、由训诂而通义理的乾嘉学术之路。《离骚经讲录》集中体现了刘献廷这一治学方法和学术理念，在清初的学术思想史上，无疑具有着方法论的自觉和导夫先路的开创之功。

注释：

[1] 参见周敏秋：《学术嬗变与书籍抄传：刘献廷广阳杂记抄刻本研究》，《贵州文史丛刊》2022年第4期。

[2] 夏定域：《顾祖禹年谱·小序》，《文献》1989年第1期，第145页。

[3] 王勤堉：《刘继庄先生年谱初藁·后记》，《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第4卷第5期，第30页。

[4] 王勤堉：《刘继庄先生年谱初藁·后记》，第31页。

[5] 参见周敏秋：《刘献廷左传快评新探》，《贵州文史丛刊》2022年第3期。

[6] [清]刘继庄先生讲，门人黄曰瑚录：《离骚经讲录（又一种）》，黄灵庚主编《楚辞文献丛刊》（52），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第317、451、453、570、571页。

[7] 王云五《续修四库全书总目序》：“发动之者乃为日本之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而利用日本退还我国之庚子赔款为经费。……日方委员……其主办人桥川时雄氏，亦以研究《楚辞》极有心得，获文学博士学位。”“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成立于一九二五年，即民国十四年。创设伊始，即决定《续修四库全书》之工作。然观其初期所聘我国人士为研究员者，仅限于前清遗老，其初意固不难推测。及至一九三四年，即民国二十三年，改由桥川时雄氏主持，对人事方面，积极调整，增聘当时在平津一带的若干学者为研究，同时并与住在华中华南以及海外若干学者取得联系。”《王云五全集》（19），九州出版社2013年，第432-433页。梁容若认为，桥川时雄研究《楚辞》极有心得，然王云五称其以研究《楚辞》获文学博士学位的说法不确。详见梁容若：《中日文化交流史稿》，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374页。

[8] 《浙江图书馆四年来新收善本展览书目·集部·总集类》：“《离骚经讲录》，清吴江刘继庄讲，门人黄曰瑚录。传抄本。”浙江省立图书馆1936年，第21页。《浙江图书古籍善本书目·集部·楚辞类》：“《离骚经讲录》一卷，清刘继庄讲，清黄曰瑚录。浙江图书馆抄本。一册。5228”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54页。

[9] 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姜亮夫全集》（五），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24-125页。

[10] [清]杨宾：《刘继庄传》，《杨宾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36页。

[11] [清]戴名世：《赠刘继庄还洞庭序》，《戴名世集》卷五，中华书局2000年，第137页。

[12] [清]杨宾：《刘继庄传》，《杨宾集》，第136页。

[13] [清]刘献廷：《广阳杂记》卷四（169），中华书局1985年，第221页。

[14] 案：刘献廷有《元日题螺山书屋赠黄子宗夏》诗记其事，曰：“今日春风第一朝，夜来积雪久齐腰。屠苏酩酊予何说，千里归来赴尔招。当年两度入京华，已卜螺山即我家。尚有残书五千卷，任君收拾贮烟霞。”刘献廷：《广阳诗集》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316页。

[15] [清]陈

纕等修，倪师孟等纂：乾隆《吴江县志》卷36《寓贤》，《中国地方志集成（华中地方·第163号）》，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75年，第1068页。

[16] [清]沈彤：《右春坊右中允汪先生行状》，《果堂集》卷十一，上海书局1888年，第33页。

[17] [清]全祖望：《刘继庄传》，《鲒埼亭集》卷二十八，《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526页。

[18] 巨来：《刘继庄年谱初稿质疑》，《大公报（天津）》1936年5月21日，第11版。

[19] 按：据王雨《古籍善本经眼录》所著录之古籍，吴重憙所得钤有唐翰题藏书章者凡31种，其中21种为吴骞拜经楼旧藏。由此可知拜经楼部分旧藏为唐翰题所得，而唐翰题嘉业楼所藏与拜经楼旧藏，部分复为吴重憙所得。详见《王子霖古籍版本学文集》（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20] 王雨：《海源阁藏书流失辑录》，《王子霖古籍版本学文集》（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36页。

[21] 顾廷龙：《致叶景葵（十）》（一九三八年九月廿日），《顾廷龙全集·书信卷上》，上海辞书出版社2017年，第18页。

[22] 柳和城编著：《叶景葵年谱长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903页。

[23] 据北平图书馆《本馆入藏普通书目录》载：“文120.2 897 《离骚经讲录》，清刘继庄讲。民国二十五年，本馆摄景本，一册。”《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1936年第10卷第5期，第138页。

[24] 顾廷龙：《致叶景葵（十）》（一九三八年九月廿日），《顾廷龙全集·书信卷上》，第18页。

[25] 顾廷龙：《致叶景葵（十一）》（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廿七日）云：“《离骚经讲录》已为敝馆所得。”《顾廷龙全集·书信卷上》，第19页。

[26] [清]刘继庄先生讲，门人黄曰瑚录：《离骚经讲录（又一种）》，第571页。案：姜亮夫、黄灵庚均曾移录唐翰题跋语，但因落款题名极草，“翰题”两字连书，故皆误认“翰题记”作“颗记”，不知为何人。未审是否浙江图书馆原抄本已有此误。又，“不必以欵之有无定真伪也”一句，姜氏误认“有”作“存”，黄氏误认“欵”作“疑”，“有”作“存”。详见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第125页；黄灵庚：《楚辞文献丛考》（中），第1188页。

[27] [清]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四十八“集部一·楚辞类存目”，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823页。

[28] [清]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五，中华书局1985年，第240页。

[29] [清]刘继庄先生讲，门人黄曰瑚录：《离骚经讲录（又一种）》，第500-501页。

[30] [清]刘继庄先生讲，门人黄曰瑚录：《离骚经讲录》附识，北京图书馆1936年。

[31] 王雨：《古籍善本经眼录》，《王子霖古籍版本学文集》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88页。

[32] 《浙江图书馆四年来新收善本展览书目·集部·总集类》，浙江省立图书馆1936年，第21页。

[33] 柳和城 编著：《叶景葵年谱长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903页。

[34] 顾廷龙：《致叶景葵（十一）》，《顾廷龙全集·书信卷上》，第19页。

[35] 游国恩：《楚辞概论》，述学社1926年，第356页。

[36] 游国恩：《离骚纂义》，中华书局1980年，第6页。

[37] 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姜亮夫全集》（五），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24、163页。

[38] 姜亮夫：《楚辞通故》（第二辑），《姜亮夫全集》（二），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53页。

[39] 姜亮夫：《楚辞通故》（第二辑），《姜亮夫全集》（二），第255页。

[40] 易重廉：《中国楚辞学史》，湖南出版社1991年，第453页。

[41] 周建忠、汤漳平主编《楚辞学通典》，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67页。

[42] 《中国古籍总目集部》：“离骚经解略一卷，清方楘如撰，清乾隆十九年刻本，国图。”“离骚经讲录一卷，清刘献廷讲，清黄曰瑚录，抄本，北大。”中华书局2012年，第10、12页。

[43] 黄灵庚：《楚辞文献丛考》（中），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第1188页。

[44] 游国恩：《离骚纂义》，中华书局1980年，第109、115、119页。

[45] 详见游国恩：《离骚纂义》，第9、28、33、69、71、107、113、117页。

[46] 姜亮夫：《写在楚辞通故问世之际》，《姜亮夫全集》（二十二），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86页。

[47] 姜亮夫：《楚辞通故自叙》，《楚辞通故》第一辑，《姜亮夫全集》（一），第1页。

[48] 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第163页。

[49] 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第124页。

[50] 姜亮夫：《楚辞通故自叙》，《楚辞通故》第一辑，《姜亮夫全集》（一），第1页。

[51] 汪玢玲主编：《中华古文献大辞典·文学卷》，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第560页。

[52]周建忠、汤漳平主编：《楚辞学通典》，第367页。

[53] 潘啸龙、毛庆主编：《楚辞著作提要》，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35-137页。

[54] 姜亮夫：《楚辞今绎讲录》，北京出版社1981年，第53页。

[55] 力之《从楚辞成书之体例看其各非屈原作品之旨》：“既然《楚辞》中之非屈原作品均代屈原设言，那么，第一，无论这些作品的作者态度如何，从哪个角度切入，他们在各自的作品里，都是'屈原’。因之，我们不当因其不像屈原而否定其为'屈原’，如同塑料花虽无天然花之鲜活与芬芳，我们却不能说其为非'花’。第二，以这些作品考屈原的事迹，或未能全是；而以之考作者的生平，则尽失。因为在代屈原设言时，自我已消融在'屈原’之中，而'屈原’的事迹，却不会因代言者的思想与遭际之异而与之俱异。”见氏著《楚辞与中古文献考说》，巴蜀书社2005年，第15页。

[56] 黄灵庚：《蒐集楚辞遍天下，考镜源流又一年——楚辞文献丛考札记》，《中国诗歌研究动态》2018年第2期，第346页。

[57] 姜亮夫：《屈子思想简述》，《楚辞学论文集》，《姜亮夫全集》（八），第261-266页。

[58] 按：除本文所举数则外，尚有卷五（25）：“《禹贡》导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沧浪地名，非水名也。孔氏谓汉水别流在荆州者，《孟子》记孺子之歌，所谓沧浪之水可以濯缨者。屈原《楚辞》亦载之。此正楚人之辞。”卷五（60）：“《离骚注》：“皇览揆予初度兮，肇锡予以嘉名。初度，犹言初节也。古者子生三月，父命之名，谓命名之初节，非谓生也。”今自小至壮至老，但遇生辰，辄云初度，是期颐皆三月时矣，岂不大谬！（瑚案，先师尝曰：“初度，谓初生之时日，尚未离初度也。”）”卷五（222）：“王逸《楚辞章句》遂以二妃为湘君与湘夫人，而刘向、张华、罗含、郦道元诸人相承，为万世不解之惑。……余谓考古者当以圣贤之经为正，信《汉书》不如信孟轲氏，故舜既葬鸣条，则虽南巡，断非崩于苍梧。二妃一葬于渭，一葬于商，或葬于蒲，洞庭湘妃岂得云舜之二妃？《楚辞》所称湘君、湘夫人，信如景纯所核，断非舜妃，亦非舜女也。近代撰《楚通志》者，皆博古君子也，亦未及详考而是正之，不得不为之辨。”《广阳诗集》中亦有几首的用典与屈赋、屈子有关。除下文所引外，尚有《义帝冢和韵》：“瓜分四海任羣豪，独领郴疆地势高。已见瑶函归刼火，何妨身首掷洪涛。衣冠永定千秋事，刘项空余百战劳。祗媿三闾湘水畔，少康重叠见离骚。”《广阳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271页。

[59] [清]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三（112），中华书局1997年，第146-147页。

[60] [清]刘献廷：《题画竹和韵》，《广阳诗集》，第286页。

[61] [清]刘献廷：《广阳杂记》卷四（155、156、157），第219页。按：祝允明（1461-1527，字希哲，号枝山，常州人）、王宠（1494-1533，字履仁，号雅宜山人）为明代中期书法名家。

[62] [清]刘献廷《广阳杂记》卷四（136），第213-214页。

[63] [清]刘继庄先生讲，门人黄曰瑚录：《离骚经讲录（又一种）》，第485页。

[64] 详见游国恩：《离骚纂义》，第109、115、119页。

[65] 详见崔富章、李大明主编《楚辞集校集释》（上）《离骚第一》，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66] 按：七则内容为：“离骚以忠孝为宗”“屈子圣人之徒”“远游文义”“绝世之奇事”“离骚总名”“离骚注释”“离骚结构”。详见李诚、熊良智主编《楚辞评论集览》，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68-370页。

[67] [清]纪昀 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一·楚辞类》，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813页。

[68] [清]纪昀 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一·楚辞类》，第3814-3815页

[69] [清]纪昀 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一·楚辞类》，第3815页。

[70] 黄灵庚：《楚辞文献丛考》（中），第1181页。

[71] [清]刘继庄先生讲，门人黄曰瑚录：《离骚经讲录（又一种）》，第510页。

[72] 按：刘献廷在《离骚经讲录》中并未明说其讲解所据读本。黄灵庚先生认为，“刘氏以单行《楚辞章句》为蓝本”，未审是否别有依据。见氏著《楚辞文献丛考》（中），第1184页。

[73] 胡文英：“申椒，申地所产之椒。”沈祖緜：“申、菌皆地名。《左传·隐元年》郑武娶于申。注：申国，今南阳宛县，后为楚所灭。菌，《周书·王会解》九菌，孔晁注：南蛮之别名。王注泥于《释诂》（申，重也。见《尔雅·释诂》）。……椒，山谷野生之物，申地所产香烈，故曰申椒。今南阳产花椒，名产也。”闻一多：“椒有秦椒、蜀椒，皆以地名，或申椒亦然。春秋申国灭于楚，故城在今河南南阳县北，申椒盖产于此。”详见《楚辞集校集释》，第128、130页。按：下文胪列各家说法，除特别交代出处者外，皆引自此书，不赘出注。

[74] 【明】王世贞：《本草纲目序》，《新校注本本草纲目》，华夏出版社2011年，第1页。

[75] 【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卷十四“兰草”，《新校注本本草纲目》，第627-628页。

[76] [清]刘继庄先生讲，门人黄曰瑚录：《离骚经讲录（又一种）》，第511-513页。

[77] [清]刘继庄先生讲，门人黄曰瑚录：《离骚经讲录（又一种）》，第513-514页。

[78] [清]刘继庄先生讲，门人黄曰瑚录：《离骚经讲录（又一种）》，第559页。

[79] 按：“一”字下，疑二种皆阙“国”字，或“国一”为“一国”之倒植。

[80] 按：《屈原列传》作“应对诸侯”，《讲录》抄本二种皆作“应诸侯对”，第一种且在“诸侯”下断句。今据《史记》改。

[81] [清]刘继庄先生讲，门人黄曰瑚录：《离骚经讲录（又一种）》，第486-488页。

[82] [清]刘继庄先生讲，门人黄曰瑚录：《离骚经讲录（又一种）》，第488-489页。

[83] 汤炳正等：《楚辞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页。

[84]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467下页。

[85] [魏]曹植：《贪恶鸟论》，《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三册《全三国文》卷十八，第189页。

[86] 汤炳正等：《楚辞今注》，第7页。

[87] 详见方有国《也释“败绩”》,《古汉语研究》2011年第3期；赵修《再探“败绩”》,《历史语言学研究》（第九辑），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243-251页。

[88] 如《诗经·陈风·东门之枌》：“不绩其麻。”《豳风·七月》：“八月载绩。”郑玄笺曰：“绩麻，妇人之事也。”《国语·鲁语下》载：“公父文伯退朝，朝母。其母方绩。”

[89] 如《管子·事语》曰：“女勤于缉绩徽织。”《墨子·非攻下》：“妇人不暇纺绩织絍，则是国家失卒而百姓易务也。”《非命下》：“今也妇人之所以夙兴夜寐，强乎纺绩织絍，多治麻丝葛绪，捆织布帛。”《吕氏春秋·爱类》：“女有当年而不绩者，则天下或受其寒矣，故身亲耕，妻亲绩，所以见致民利也。”

[90] 如《汉书·食货志》：“女子纺绩，不足衣服。”《后汉书·梁鸿传》：“女求作布衣、麻屦，织作筐缉绩之具。”《晋书·吴隐之传》：“家人绩纺，以供朝夕。”陆德明《经典释文》方言中有以绩、缉为同义词者：“西洲人谓绩为缉。”《醒世恒言》卷二十四：“走入门来，见母亲正坐在矮凳上，一头绩麻，一边流泪。”《警世通言·赵春儿重旺曹家庄》：“春儿拿开了绩麻的蓝儿。”

[91] 罗士筠修，陈汉章等纂：《（民国）象山县志·方言考·释器》，曹小云、曹嫄辑校《历代方志方言文献集成》（六），中华书局2020年，第3857页。

[92]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绩，缉也。从丝责声。《豳风》：'八月载绩。’传曰：'载绩，蚕事毕而麻事起矣。’绩之言积也，积短为长，积少为多，故《释诂》曰：'绩，继也，事也，功也，成也。’《大雅》曰：'维禹之绩。’传曰：'绩，功也。’”又云：“缉，绩也。自缉篆至絣篆皆说麻事。麻事与蚕事相似，故亦从糸。凡麻枲先分其茎与皮曰木，因而沤之，取所沤之麻而林之，林之为言微也。微纤为功，析其皮如丝，而捻之，而剿之，而续之，而后为缕。是曰绩，亦曰缉，亦絫言缉绩。《孟子》曰：'妻辟缢。’赵注曰：'缉绩其麻曰辟。’按辟与擘肌分理之擘同，谓始于析麻皮为丝也。引申之，用缕以缝衣亦为缉，如《礼经》云'斩者不缉也’、'者缉也’是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660页、659-660页。

[93] 王力：《同源字典》，中华书局2015年，第284页。

[94] 廖江波、杨小明《从败绩说起——绩麻的纺织考》，《丝绸》2016年第5卷第 6期，第72页。

[95] [清]刘继庄评、金成栋辑：《左传快评》卷六《季孙行父、臧孙许、叔孙侨如、公孙婴齐帅师会晋郄克、卫孙良夫、曹公子首及齐侯战于鞌，齐师败绩》尾评。

[96] [清]刘继庄先生讲，门人黄曰瑚录：《离骚经讲录（又一种）》，第529页。

[97] 按：黄灵庚指出：戴震《屈原赋注》将“'败绩’释为'车覆’，抄袭于赵一清《离骚札记》，连引的书证都完全一样”（《蒐集楚辞遍天下，考镜源流又一年——楚辞文献丛考札记》，《中国诗歌研究动态》2018年第2期，第340页），使人极易联想到戴震与赵一清的“《水经注》抄袭案”。值得注意的是，刘献廷对郦道元《水经注》推崇甚至，称之为“宇宙未有之奇书”（《广阳杂记》卷四），亦曾有纂《水经注》新疏的工作。其书似未著成，仅在《广阳杂记》发其义例。沈钦韩《水经注疏序》说：“国初，广阳刘献廷尝欲为此，而未闻传书。”郑德坤《水经注板本考》一文，梳理有清以来学者研究《水经注》的经过及版本变迁时，提到有“刘献廷校本”：“献廷与黄仪友善，欲为《水经注》作疏而未就，著其说于《广阳杂记》，谓拟将魏以后沿革事迹，一一补之，有关于农田、水利、攻守者，考定其所以而论之。盖献廷目的在于实用，其志甚伟，然其书非易成也。”（《燕京学报》1934年第15期，第218页）王勤堉在《刘继庄先生年谱初藁》中也说：“赵一清《水经注释》参校诸本标目，虽亦有先生之名，恐亦未尝见原书也。”据此，赵一清（1709-1764，字诚夫）曾对献廷遗书做过一番查访搜集工作。刘献廷拟撰《水经注疏》未成，但遗书《广阳杂记》《离骚经讲录》尚存，与赵氏交谊甚笃的全祖望（1705-1755，字绍衣），搜求刘献廷著作近二十年，最终在杭州藏书家赵氏小山堂得见《广阳杂记》抄本（参阅周敏秋《广阳杂记抄刻本研究》，《贵州文史丛刊》2022年第4期，第26页），《离骚经讲录》则未见。赵一清之所以知道刘献廷有《水经注疏》并标记作参校书目，恐怕正是从全祖望处得见《广阳杂记》，二人均未见到《离骚经讲录》。因此可以推断，赵一清《离骚札记》训释“败绩”一词，与刘献廷《离骚经讲录》的讲解并无直接关系。

[98] [清]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五（118），第249页。

[99] 黄灵庚：《蒐集楚辞遍天下，考镜源流又一年——楚辞文献丛考札记》，第347页。

[100] 姜亮夫：《屈原与楚辞》，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0-31页。

[101] [宋]朱熹著，黄灵庚整理：《楚辞辩证上》，《楚辞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226页。

[102] [清]林云铭：《楚辞灯序》，《楚辞文献丛刊》（45），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第417-418页。

[103] [明]黄恩彤：《离骚分段约说》，《楚辞文献丛刊》（67），第7页。

[104] [清]朱冀：《离骚辩·凡例》，《楚辞文献丛刊》（47），第473页。

[105] 相关研究，请参阅姜亮夫《楚辞今绎讲录》第六讲“《离骚》析疑”（北京出版社1981年，第40页）、潘啸龙《离骚的层次划分及结构的奥秘》（《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周建忠《楚辞层次结构研究——以离骚为例》（《云梦学刊》2005年第2期），施仲贞、周建忠《离骚的分段研究综述》（《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方铭《离骚的写作时间、篇名分章和主题辨析》（《东南学术》2022年第3期）诸文。

[106] [清]刘继庄先生讲，门人黄曰瑚录：《离骚经讲录（又一种）》，第491页。

[107] [清]刘继庄先生讲，门人黄曰瑚录：《离骚经讲录（又一种）》，第493页。

[108] [清]刘继庄先生讲，门人黄曰瑚录：《离骚经讲录（又一种）》，第485页。

[109] 黄灵庚：《楚辞文献丛考》（中），第1184页。

[110] 黄灵庚：《楚辞文献丛考》（中），第1183-1184页。

[111] 黄灵庚：《楚辞文献丛考》（中），第1183页。

[112] [清]刘继庄先生评定，金成栋辑：《左传快评》卷三《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夹评。

[113] [清]刘继庄先生讲，门人黄曰瑚录：《离骚经讲录（又一种）》，第485-486页。

[114] 《离骚》的句数和字数有373句2470字、375句2483字两种说法，区别在于是否计算“曰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2句13字。刘献廷《离骚经讲录》采用的是后一种说法。

[115] [清]刘继庄先生讲，门人黄曰瑚录：《离骚经讲录（又一种）》，第491-493页。

[116] 按：黄文焕品评《楚辞》，具见于《离骚》篇与《听直合论》各篇之中，并非不细腻精到，但诗文与品评一分为二，与刘献廷的随文训释、品评分析不同，因此说“随文训释不及刘著简明扼要，诗文品评不如刘著细腻精到”。

[117] [清]刘继庄先生讲，门人黄曰瑚录：《离骚经讲录（又一种）》，第501页。

[118] [清]刘继庄先生讲，门人黄曰瑚录：《离骚经讲录（又一种）》，第503-504页。

[119] [清]刘继庄先生讲，门人黄曰瑚录：《离骚经讲录（又一种）》，第530页。

[120] [清]刘继庄先生讲，门人黄曰瑚录：《离骚经讲录（又一种）》，第503页。

[121] [清]刘继庄先生讲，门人黄曰瑚录：《离骚经讲录（又一种）》，第544-545页。

[122] [清]刘继庄先生讲，门人黄曰瑚录：《离骚经讲录（又一种）》，第546页。

[123] [清]黄文焕撰；黄灵庚，李凤立点校：《楚辞听直》，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228-229页。

[124] [清]刘继庄先生讲，门人黄曰瑚录：《离骚经讲录（又一种）》，第509页。

[125] [清]刘继庄先生讲，门人黄曰瑚录：《离骚经讲录（又一种）》，第509-510页。

[126] [清]刘继庄先生讲，门人黄曰瑚录：《离骚经讲录（又一种）》，第453页。

[127] [清]刘继庄先生讲，门人黄曰瑚录：《离骚经讲录（又一种）》，第465页。

[128] [清]刘继庄先生讲，门人黄曰瑚录：《离骚经讲录（又一种）》，第453页。

[129] [清]刘继庄先生讲，门人黄曰瑚录：《离骚经讲录（又一种）》，第454页。

[130] [清]刘继庄评、金成栋辑：《左传快评》卷三《晋怀公执狐突杀之》夹评。

[131] [清]刘献廷：《送韩敬一尊公老伯令堂伯母灵柩回洪洞》，《广阳诗集》，第208页。

[132] [清]刘继庄先生讲，门人黄曰瑚录：《离骚经讲录（又一种）》，第454页。

[133] [清]刘继庄先生讲，门人黄曰瑚录：《离骚经讲录（又一种）》，第464页。

[134] [清]刘继庄先生讲，门人黄曰瑚录：《离骚经讲录（又一种）》，第453页。

[135] 黄灵庚：《楚辞文献丛考》（中），第1186页。

[136] [明]徐学夷《诗源辨体》曰：“屈原之忠，忠而过，乃千古定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34页。

[137] [清]刘继庄先生讲，门人黄曰瑚录：《离骚经讲录（又一种）》，第479页。

[138] [清]刘继庄先生讲，门人黄曰瑚录：《离骚经讲录（又一种）》，第478页。

[139] [清]刘继庄评、金成栋辑：《左传快评》卷五《晋士贞子谏杀桓子》夹评。

[140] [清]刘继庄评、金成栋辑：《左传快评》卷五《齐侯侵我西鄙遂伐鲁入其郛》尾评。

[141] [清]刘继庄先生讲，门人黄曰瑚录：《离骚经讲录（又一种）》，第540页。

[142] 按：力之《楚辞学三题》“离骚代《楚辞》析”对此有很好的考辨，见氏著《楚辞与中古文献考说》，第24页。

[143] [清]刘继庄先生讲，门人黄曰瑚录：《离骚经讲录（又一种）》，第477页。

[144] [清]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三（77），第135页。

[145] [清]刘继庄先生讲，门人黄曰瑚录：《离骚经讲录（又一种）》，第472-473页。

[146] [清]刘继庄先生讲，门人黄曰瑚录：《离骚经讲录（又一种）》，第478-479页。

[147] [清]刘继庄先生讲，门人黄曰瑚录：《离骚经讲录（又一种）》，第478页。

[148] [清]刘继庄先生讲，门人黄曰瑚录：《离骚经讲录（又一种）》，第479-480页。

[149] [清]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一（240），第35页。

[150] [清]金成栋：《题辞》，[清]刘继庄评、金成栋辑《左传快评》。

[151] [清]刘继庄先生讲，门人黄曰瑚录：《离骚经讲录（又一种）》，第481页。

[152] [清]刘继庄先生讲，门人黄曰瑚录：《离骚经讲录（又一种）》，第477页。

[153] [清]刘继庄先生讲，门人黄曰瑚录：《离骚经讲录（又一种）》，第482页。

[154] [清]刘继庄先生讲，门人黄曰瑚录：《离骚经讲录（又一种）》，第481页。

[155]刘继庄评、金成栋辑：《左传快评》卷七《郑子产相郑伯如晋》尾评，蕉雨闲房刻本，康熙四十五年。

[156] [清]刘继庄评、金成栋辑：《左传快评》卷七《宋、卫、陈、郑灾》夹评。

[157] [清]刘继庄评、金成栋辑：《左传快评》卷七《郑子产相郑伯如晋》尾评。

[158] [清]刘继庄先生讲，门人黄曰瑚录：《离骚经讲录（又一种）》，第471-472页。

[159] 汤炳正：《论史记屈、贾合传》，《屈赋新探》，齐鲁书社1984年，第175页。

[160] 汤炳正：《渊研楼屈学存稿》（五），华龄出版社2004年，第30、31页。

[161]姜亮夫：《屈子思想简述》，《楚辞学论文集》，《姜亮夫全集》（八），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50页。

[162] [清]刘继庄评、金成栋辑：《左传快评》卷七《郑子产相郑伯如晋》尾评。

[163] [清]刘献廷：《兰阴千日韵限垂碑扅醿搘》，《广阳诗集》，第311页。

[164] [清]刘献廷：《夜雨宿吴凤仪斋有赠》，《广阳诗集》，第312页。

[165] 按：刘献廷这一观点，屡见于《左传快评》一书，如卷八《郑人铸刑书》夹评：“左氏之文，出于一手。”卷七《郑子产相郑伯如晋》尾评：“常言全部《左传》是一篇文字，于此益信。”卷四《楚人陈侯蔡侯郑伯许男围宋》夹评：“《左传》全部，止是一篇文字。”

[166] [清]刘继庄先生讲，门人黄曰瑚录：《离骚经讲录（又一种）》，第484页。

[167] 详参汤炳正：《楚辞成书之探索》，《屈赋新探》，齐鲁书社1984年，第85-109页。

【作者简介】周敏秋（1986-），广西玉林人，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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